▲ 5月10日，一名男子在印度新德里郊外一處收治新冠患者的臨時帳篷內吸氧。| 新華社
印度衞生部12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12日，印度累計新冠死亡病例超過25萬例。在疫情席捲印度的情況下，5月8日，印度總理莫迪未能線下出席在葡萄牙波爾圖召開的第16屆歐盟-印度峯會，只能以視頻方式與歐盟領導人會晤。合作應對疫情自然成為議程的焦點之一。但是，重啓2013年擱置至今的歐印自貿協定談判，提升雙邊戰略對話，才是歐盟加速接近印度的主要動力。
歐盟“重新發現”印度的戰略價值
最近兩年，歐盟明顯加快了推進與印度戰略關係的步伐。2018年11月，歐盟出台了對印新戰略，提出密切雙方在貿易、投資、氣候變化、互聯互通等領域的合作，增強歐印關係的政治性和戰略性。
2020年7月15日，歐盟和印度通過視頻方式舉行第15屆領導人峯會，強化歐印戰略伙伴關係，並通過了“歐盟-印度戰略伙伴關係：2025年路線圖”，此後，歐盟確定與印度優先合作的領域大致為：
第一，恢復貿易投資談判，挖掘印度的市場潛力，建設亞洲供應鏈的多元化。2007年啓動的歐印貿易投資協定談判於2013年停止，原因是雙方在關税、移民、服務自由化、公共採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歐盟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方，因而要促進印度市場開放，為在印度投資的歐洲企業營造透明、開放、公平、非歧視性的監管和商業環境。
第二，加強清潔能源與氣候變化合作，服務於歐盟的綠色增長計劃。目前，印度是世界第四大温室氣體排放國，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佔比高，需要綠色技術支持減排和能源轉型。而歐盟在能效、可再生能源技術及設備、智能電網等領域處於世界先進地位，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印度無疑是一個可以深挖的大市場。
第三，建立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包括雙邊和全球兩個層面合作。在雙邊層面，印度的城市交通、鐵路、電力網絡等基礎設施落後，急需更新並擴大建設；印度的數字工業有較良好的基礎，“數字印度”建設為歐洲企業提供了新的商機。歐盟要與印度合作開發包括人工智能和超級計算機在內的尖端技術。雙方還雄心勃勃地計劃在南亞、中亞和非洲等地區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投資合作。
第四，海上安全與海洋合作，更多涉及安全的規範維度，包括堅持自由、開放、包容的原則，應對海洋生態等非傳統安全威脅，開展打擊海盜、海洋治理與發展藍色經濟等領域的合作。
▲ 5月8日，在葡萄牙波爾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印峯會新聞發佈會後戴上口罩。| 新華社
國際戰略環境變化促使歐印互相需要
事實上，長期以來，歐盟的亞洲政策主要關注中國，對印度這個亞洲新興大國並不格外青睞。儘管歐盟與印度早在2004年就確定了戰略伙伴關係，但因貿易糾紛、藥品專利、人權與性別平等、非法移民等問題，雙方關係進展緩慢。印度更重視與歐盟成員國發展政治經濟聯繫，將歐盟作為一個經濟行為體打交道，一直沒有提出明確的歐盟戰略。
隨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歐盟越來越看重印度“在複雜的地緣戰略關係中的重要地位”，重新校準與印度的關係，旨在從經貿與發展合作領域向戰略合作領域拓展。對歐盟來説，印度首先是一個增長快、人口規模大、且擁有巨大潛力的新興市場。印度計劃將自己打造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需要吸引歐盟資金進入，而英國“脱歐”後，印度也急於密切與歐盟的關係，開拓歐洲市場，“不能再將英國視為進入歐洲的唯一切入點”。
歐盟提升印度在其對外戰略中的地位，更主要的是出於國際戰略環境的重大變化。首先，美國前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創傷了跨大西洋盟友關係，而且歐盟擔心美國強化對中國戰略競爭很可能損害歐洲的經濟利益，所以歐盟提出“戰略自主”的政策目標，尋求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開闢新的市場空間，印度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次，在“印太”上升的背景下，歐盟要在印太地區彰顯“歐洲方式”的存在感，不僅擴大經濟貿易聯繫，而且謀求發揮歐盟規範性權力影響，扮演“地緣政治角色”。
第三，實施“平衡的亞洲政策”。歐盟“對印度戰略要素”文件明確提出，與印度的牢固夥伴關係是歐盟對整個亞洲採取平衡政策的關鍵。
▲ 5月11日，在印度果阿邦潘吉姆的果阿醫學院附屬醫院外，消防員對一個發生泄漏的氧氣罐噴水，該邦已有26名新冠患者因缺氧死亡。| 新華社
歐印自貿協定談判仍舉步維艱
歐盟與印度都有意從戰略層面深化多領域的合作，但雙方在市場準入、經濟理念及人權議題上矛盾較大。印度總理莫迪被歐洲人視為一個不容易打交道民族主義者。
印度追求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牴觸市場自由主義，歐洲企業進入印度市場前景暗淡。去年5月12日莫迪宣佈其自力更生的經濟理念，倡導優先購買印度製造商品。印度的市場保護政策使歐洲公司進入印度市場前景變得更加困難。印度對自貿協定持懷疑立場，嚴重的疫情可能進一步加劇印度的市場保護主義。因此，歐印貿易投資協定談判之路依然步履維艱。
在數字轉型方面，技術民族主義對雙方數字合作帶來了制約。在數字化戰略的路徑選擇上，歐盟和印度都主張“數據本土化”，傾向利用本土數據支持自己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印度對外國數字平台的市場進入予以嚴格限定，而其《個人數據保護法案》所涉及的有關金融、健康和生物信息等敏感和關鍵數據的規定，引發了歐盟對保護隱私的擔憂。
儘管歐盟指出歐印戰略伙伴關係基於共同價值觀，但這種説法在歐盟內部卻存在很大分歧。歐洲議會議員及歐洲智庫學者批評印度民主人權狀況惡化、限制新聞自由、政府政策迫害少數民族羣體等。歐洲議會指責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度社會和政治的控制日益加強。印度外長則拒絕歐洲的批評，認為印度創建了成功的民主模式，西方的批評不能決定印度的國內政策。
歐盟旨在建設亞洲供應鏈多元化的目標也決非易事。歐盟與中國經濟相互依存度高。中國是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是歐盟第十大貿易伙伴。根據2019年歐委會貿易總局統計，2018年，歐盟與中國的貨物貿易是其對印度的7倍，歐盟對中國服務貿易超過對印的3倍，歐盟在華投資存量是其在印度的2.5倍。歐洲供應鏈從中國轉向印度困難大，歐盟成員國在此問題上缺乏利益共識，對歐盟與印度的貿易投資前景不樂觀。
儘管從歐盟和印度的認知出發，歐印關係中的戰略因素增強，但經濟因素仍然是基礎，如果經濟合作艱難，那麼由地緣政治利益驅動的戰略伙伴關係發展也不會順利。目前最緊迫的是，作為富人俱樂部和印度的戰略伙伴，歐盟要幫助印度和南亞國家解決洶湧疫情帶來的現實問題。
作者：崔宏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歐亞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編輯：劉暢
責任編輯：宋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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