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 | 理查德·哈庫利特的“經略海洋”史

哈庫利特是誰?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理查德·哈庫利特1552年出生於倫敦一個皮革商家庭。年幼喪父後,受資助去牛津大學讀書。1568年,他拜訪了同名的表兄——律師哈庫利特。後來他如此回憶這次拜訪:“當時,一本宇宙學的書在他的桌子上擺放開來,邊上還有一幅世界地圖;他見我好奇,便給我講解開來。”這段情節成為英國海洋史中的一個經典時刻,被視為英國人研究“經略海洋”問題的開端。

1588年,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事件,給予整個英國極大的信心,政治層內“經略海洋”派羣體崛起,給予哈庫利特的研究事業以巨大支持。1620年,哈庫利特撰寫的《英國民族的偉大的航程、旅行與發現》全文出版。這部《偉大的航程》已成為早期英帝國史書寫的“原典”。但是,在19世紀麥考萊史學傳統的影響下,英國人所認知的歷史學主要用於處理國內問題和歐洲權力關係,這部書往往被歸為地理作品。近年來,後現代歷史學擺脱了特定史料的束縛,人們發現哈庫利特的作品就是一部近代早期人類的文化衝突史和文明交往史,由是,哈庫利特得以以歷史學家身份進入學術界視野。2016年,牛津大學紀念這位海洋史上的經典作家逝世400週年,學者們從各國角度論述哈庫利特著作中的本國形象,這次會議也是哈庫利特首次以“全球史家”身份進入歷史學敍事。在經歷了19—20世紀的低潮後,全球化進程又讓“哈庫利特熱潮”重返學術舞台。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哈庫利特是如何在不列顛海洋帝國成長的初始階段界定了英國人的時空記憶和帝國觀念的。

面對西班牙海洋帝國的成就,哈庫利特在1587年開啓一項計劃“以有序的方式收集我們國家的海洋材料……為了讓子孫後代知道,他們今日享受的一切源自他們父輩的努力,並且這樣可以激勵他們抓住機會大幹一番”。到1589年秋天,《偉大的航程》第一部分出版,包括了1000多年的英國航海史,可看作這一心願的一次了卻。哈庫利特想證明英國航海業的古老性,開篇即談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在公元337年前往耶路撒冷旅行是英國航海業的開端。他也提出是中世紀的英國人首先發現了美洲,證據是所謂的威爾士王子馬多克在1170年去佛羅里達的傳聞——證明不列顛人比哥倫布或韋斯普奇更早到達美洲。

哈庫利特把西班牙作為英國的參照物。他為此翻譯了西班牙史家皮埃特羅·馬蒂爾·丹吉埃拉的名著《新世界幾十年》,並在給沃爾特·雷利爵士的信中盛讚了這種新世界史寫作的意義:“他用最莊嚴的方式,給美洲披上了拉丁的外衣,從而讓學界都能瞭解它。”哈庫利特的翻譯工作隱含着他對英國在16世紀殖民開拓熱潮中落後現狀的惋惜之情,他希望英國人能夠學習西班牙的先進經驗,為此,他提出了學習西班牙海洋史的三重意義:可以幫助英國人獲得殖民開拓的勇氣;能夠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也是英國人獲得靈魂拯救的方式。

不過,由於西班牙在16世紀後期給英國海洋國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脅,哈庫利特對於西班牙海洋帝國建立的歷史也持有批評態度。他翻譯了西班牙傳教士拉斯·卡薩斯的著作《西班牙的征服》。在該書前言部分,談及西班牙的“殘暴”統治給歐洲帶來的恐懼。他進而提出,英格蘭不應當懼怕西班牙,反而應該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因為“如果我們鋭利的雙眼能夠看穿西班牙的弱點,並且下定決心用優勢兵力在世界面前揭穿他們,西班牙人將成為世界的笑柄”。

通過對大量史料的蒐集整理,哈庫利特的海洋史書寫重塑了英國人對海洋民族歷史的認知和自信。在他筆下,近代以來的英格蘭正在重建海洋國家,一方面要向先進的西班牙學習,另一方面又無需懼怕它。哈庫利特以民族記憶的捍衞者自居:“(我)為我們國家的利益與榮耀辛勞多年,我遊歷各地且耗費不少,只為了將淹沒無聞的古老之物帶入到光明之中,只為了我們英格蘭民族近年來在探險方面的某些記憶不至於被貪婪的消亡之牙給吞噬掉。”

1583年,哈庫利特在紀念海上溺亡的好友帕美紐斯時感嘆:“海洋的廣度有幾何,廣度有幾分/他們遠離了陸地!……海洋的牙齒吞沒了無數的生命,這隻需一小會兒。”或許是受此影響,哈庫利特在讀到《聖經·詩篇107》中上帝在海上行奇蹟拯救遇難者的故事時深受感觸,並表示自己之所以從事海洋史的書寫工作是受到了《聖經·詩篇107》的啓示:“我在其中讀到,他們乘船深入大海,他們在偉大的海域中活動,他們在深海中尋找主的成果和奇蹟。”這句話被認為是“英格蘭愛國主義的一次宣言”,因為在哈庫利特的著作中,這種海洋探險帶來的不僅是危險和拯救,還有新的空間意識。

首先,在全球擴張階段,哈庫利特重新定位了不列顛島的位置。哈庫利特意識到,英格蘭的特點是“為海洋所環繞”,英格蘭的歷史是“王公們跨越大海征戰四方”的過程,都憑藉了英格蘭島的位置優勢,即北大西洋航海雖然有着“巨大的艱難和十足的痛苦”,但也“享受夏季持續晴朗的白天而無黑夜之幽暗”。哈庫利特也指出英格蘭具有的劣勢,即過分重視農業以及與歐洲大陸過於密切的關係。他以歷史上雅典的優越性為例説明,英格蘭人應該把自己的城市想象成島嶼,把自己想象為島民,允許自己拋棄陸地農業,“誰掌握了海洋,就掌握了貿易;他就會成為世界貿易之主,世界財富之主”。

之後,哈庫利特按照方位提出了英格蘭對西部美洲和東方亞洲實行不同地緣戰略的構想。在哈庫利特看來,北美的戰略意義在於它將為英格蘭提供充足的物質資源,從佛羅里達可以進口棗、柏木、香料以及大量珍珠和金子。他在論述英國在歷史上與北美地區的關係後認為,“從佛羅里達到北緯67度之間美洲的所有權”是當初英國國王通過授予塞巴斯蒂安·卡波特特許狀時確定下來的,而且這片領土“距離(伊麗莎白)女王陛下的王國要比距離歐洲其他國家近得多”。

哈庫利特晚年還將視野轉向亞洲海域,格外關注英國與東方國家的關係。他記載了約翰·紐伯裏在1583年攜帶伊麗莎白女王書信給中國皇帝這件事情。女王在信中表示:“我西方諸王從相互貿易中所享受之利益,您及您的治下之臣屬當一體享有。我們既向您輸出我們所富有之物,也會輸入我們需要之物。鑑於我們互相需要,亦當互相支持。”這封信雖然最後沒能送到萬曆皇帝手中,但顯示了英國人對於建立中英貿易關係的強烈心情。

另外,哈庫利特對於英國在大西洋內部北方和南方也有着不同的發展策略。由於南部大西洋最先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所開闢,英國人幾乎無法染指南美洲大陸,所以他認為英國應該關注非洲,達到排擠葡萄牙人的目的。對當時英國開拓的重點區域北大西洋,則採納荷蘭學者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觀念。哈庫利特認為1551年英國經東北航線建立與莫斯科的貿易關係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應該沿着俄羅斯北部邊緣,然後再順着亞洲的海岸南下最終打通東北航線,從而實現東西方世界商品自由交易。在哈庫利特著作中,不列顛島周圍直到北美的大西洋海域是屬於英格蘭的“封閉之海”,不容他人染指,所以他也提出了防止荷蘭、挪威和蘇格蘭“侵犯”英國北海漁業權和北美殖民地獨佔權的措施。

正如布羅代爾所説,1558年英格蘭丟失加萊城後,“英國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島嶼,即一個與大陸隔離開的獨立地域”。這種海島心態將英國從歐洲邊緣地帶拉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位置:不列顛西部海域由英格蘭獨享;亞歐大陸的東方海域則是奉行“自由海洋貿易”的寄託所在;北方海域是打通通向東方海域的路徑;對南方海域保持謹慎態度,但在合適時期,準備隨時干預非洲和南美洲。

雖然哈庫利特對於建立海洋帝國秉持強烈的渴求態度,但他對於不列顛帝國的擴張又心存疑慮。構建“完美的共同體”而不是所謂的擴張型帝國,才是他的終極目標。與19世紀英國人所追求的全球海洋帝國的理念不同,哈庫利特的海洋帝國是一種有限帝國觀念,範圍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區域。在帝國區域內部追求獨享的權力,而帝國外部更多地追求和平的貿易。哈庫利特希望英國的海洋帝國是與西班牙的領土帝國不一樣的商業帝國。在他看來,貿易的背後不一定是殖民活動,與亞洲的良好商業關係是英帝國的追求。這種帝國戰略是出於英帝國當時實力的理性考量,無須過分美化,因為就在1620年,為保護英國在俄羅斯的貿易利益,英王詹姆士一世曾認真準備對俄羅斯的軍事遠征,一度想把莫斯科納入自己“帝國”的範疇。世界歷史中常見的貿易帶來軍事征服的帝國主義模式很快就出現了。

總之,哈庫利特通過為新生的英帝國作傳,重構了英國人對“經略海洋”的歷史記憶,並且強調英國自我定位應從歐洲大陸邊緣地帶轉變成為北部大西洋的核心地區。400年來,英國至今仍是最重要的海洋國家,而在英國“經略海洋”歷程的譜系中,哈庫利特是一位開拓者,也是英國海洋民族觀念的一位締造者。


作者: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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