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背景之下，各地新一輪教師資源均衡方案逐漸出爐，北京市教委於8月底宣佈大面積大比例推行教師輪崗制，要求在年底前完成市內8個區的試點工作。
時隔多年之後，來自北京的重磅消息讓教師輪崗制再次引發廣泛關注，與此前在縣域大範圍推行教師輪崗制不同，這一次，改革向一線城市高歌猛進。
在推動教育公平之聲越加高昂的當下，近一年來，上海、深圳、重慶等地相繼宣佈推動建立教師輪崗制，改革之風再起，過去近20年，全國多地曾先後探路教師輪崗，縣域城市推行已成普遍現象。然而改革觸及利益深池，各地不乏流於形式者。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甚至直言，過去十餘年間，各地推行的是“應付式、分配式輪崗”。
新一輪改革之中，如何真正推動政策落地，如何讓教師輪崗發揮效用，為促進教育資源均衡實現教育公平開出良方，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在深圳市福田區南園小學，老師在英語課上與孩子們互動。新華社發
晉中探路
“前天晚上開會研究，第二天校長都動了”
此輪在一線城市推行的教師輪崗制，對於大多數縣域城市而言其實並不陌生。
2006年，《義務教育法》修訂出台，被業內普遍認為，是過去十餘年來各地試水教師輪崗制的起點，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改善薄弱學校辦學條件，尤其是保障農村地區實施義務教育被寫入新修法案之中。
彼時，為迅速培養一批優秀人才，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興建的各類重點學校發展迅速，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熱”越發明顯。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曾撰文指出，義務教育屬於保障性的公共服務，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它是非競爭性、非選拔性、非淘汰性的，也必須是一視同仁，以平等均衡為主要標準。”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和理念之下，多地為抑制“擇校熱”，嘗試推行義務教育階段教師輪崗，山西晉中市在時任教育局局長鹿建平的推動之下，率先探路。
“要讓老百姓的孩子享受到優質教育，就必須均衡配置教師資源，教師輪崗是快速解決問題的辦法。”晉中市教育局一級調研員高晉峯迴憶，晉中市是山西的教育強市，歷來重視教育，家長對重點學校趨之若鶩。為均衡配置教育資源，撤點並校，是晉中市的第一步棋。在國家當年的政策要求下，晉中市11個區縣大幅度裁撤合併學校：中小學3998所，經過幾年努力，調整為1000所達標學校，“有些鄉村學校孩子少，教師超編，必須裁撤，學校有了規模才有效益。”
常態化開展教師輪崗制的日本，是試點地區的參照樣本。按照日本經驗，以規範化標準建設學校，縮減學校之間的差距，撤點並校被看作是為教師輪崗鋪平道路。
教師輪崗涉及各方利益，方案几經波折最終在晉中市委常委會和政府常務會上被敲定下來，“別給教育局找麻煩。”市委書記的一句話，給了這場教育改革更多空間。
輪崗涉及為學校重新配備師資，晉中的第二步是摸清家底，“哪些學校差哪些學科教師，哪些學校欠缺骨幹教師，把需求搞清楚再供給。”高晉峯迴憶，由於改革牽涉眾多教師，問題複雜，“那段時間人事科、教研室忙得不得了。”
輪崗伊始，晉中市就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大膽的決定：由校長率先交流。
“榆次區前一天晚上研究，第二天早上七點半全體校長集中，一個晚上校長就全動了。”高晉峯告訴南都，在同一所學校任職滿六6年以上的校長都在交流之列，“如果校長不能率先交流，校長站在學校發展的角度，必定會留下好老師，把水平一般的教師交流出去，為完成交流任務湊人頭，意義不大。”高晉峯稱，為減少阻力，在市領導的支持下，教育局開始組織校長交流，為接下來的教師輪崗開了好頭。
起初教師輪崗僅限於城區與城區、鄉村與鄉村之間，“一開始就要求老師跨區、甚至到鄉下去，這對老師來説，影響太大了。”高晉峯稱，晉中選擇讓同一區域的優質學校與薄弱學校結對，“儘量人性化，人事關係不動，縣城交流學校交流教師騎自行車不超過15分鐘，鄉村不超過半個小時。”
為調動教師的積極性，晉中為此還出台了硬性規定，給予交流教師一定補貼，並要求評職稱與交流經歷掛鈎，推動年輕、優秀的教師參與輪崗。
改革的阻力並非僅來自於教育系統。高晉峯迴憶，有一次學校選派了某學校五年級的老師輪崗，“家長立刻來鬧，臨近畢業面臨小升初要換老師，家長不樂意了。”吃一塹長一智，考慮到教學質量，後來晉中明確規定“原則上臨近畢業班、帶畢業班的老師不參與流動。”
2008年是輪崗的第一年，榆次五中是當地的優質初中，榆次八中則相對薄弱，平時甚至招生計劃都無法完成，“當年五中5個教師交流至八中，學校很快完成了招生任務。”按照晉中市的要求，第一輪輪崗期為三年，到2011年，從晉中市中考成績看，“優質學校和其他學校的中考成績，在均分和及格率兩方面差距明顯縮小。”高晉峯説。
9月3日，在山西省陽泉市平定縣巨城鎮鳳凰堖小學，老師在指導學生畫畫。新華社發
改革遇阻
“聽説要去鄉下，城區教師不願意了”
在晉中市探索教師輪崗的同時，多地為抑制“擇校熱”推動教師輪崗，包括遼寧瀋陽、河南鄭州等省會城市，也加入改革之列。2007年，教育部官網刊文指出，瀋陽市5個城區的中小學教師交流覆蓋面達到100%，交流教師人數達2055人，如此大規模開展中小學教師實質性交流，在全國尚屬首次。
2008年，鄭州市金水區作為國家級課改實驗區開始推動教師輪崗，改革持續推進，至2012年，金水區符合條件的1768名教師全部參與輪崗，佔全體教師的46%。
在地區探路先行之時，一場教育體制改革正在醖釀。
經過兩年專家研討和徵求社會意見，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出爐，這是21世紀以來，我國首個教育中長期規劃。綱要將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提升至戰略性任務的高度，要求解決擇校問題，實行縣（區）域內教師、校長交流制度。
地區試點上升為國家意志，一場全國性的教育體制改革正式啓動，同年，國務院成立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由時任國務委員後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劉延東擔任組長，隨後出台的《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總體方案》涉及425項改革試點項目，其中全面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多種途徑解決擇校問題成為關鍵的四大任務之一。
彼時，晉中市因先行先試，被國家層面確定為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試點地區，此時教師輪崗改革也再次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在更大範圍內，尤其是在城鄉之間順利推動教師輪崗？
“以前是城區和城區交流，鄉鎮和鄉鎮交流，三年過去，兩個圈圈要打破了。”高晉峯説。
2011年，正是晉中市首輪教師輪崗結束的第一年，參與首輪交流的教師回到原來的學校繼續工作，也是在這一年，晉中市決定擴大教師輪崗範圍，讓城鄉的教師流動起來。“一下矛盾就出來了，城區學校教師不願意去鄉里，鄉里的教師也不願意到城裏來。”高晉峯稱，此前小範圍的交流，老師們普遍還能接受，但跨區尤其是聽説要去鄉下，不少城區教師不願意了。
儘管自2008年啓動的教師交流輪崗，全市普遍推行漸成風氣，國家亦出台政策給鄉村教師以補貼，但在教師普遍的牴觸心理之下，改革遇到難題。高晉峯坦言，為了推動改革，晉中一開始確實用了些行政手段。“要想評優評先評職稱必須交流，這是剛性要求。全市統一規定符合條件的都要輪崗，沒有哪個縣敢推脱。”在他看來，全市一盤棋以及主要領導的改革決心，是晉中能持續推進改革的重要原因。
為了平抑教師情緒，輪崗依舊以校長先行，在過去三年試點過程中，晉中也摸出了一些門道：義務教育均衡化，絕不是僅靠某個教師單打獨鬥，日後的交流輪崗漸成團隊作戰，以小學為例，晉中參與交流的強校五大學科各派一名骨幹教師，由一名副校長帶隊，強校交流到弱校，改善薄弱地區尤其是鄉村地區的教育資源。
師資逐漸在城鄉之間流動，“城裏老師下鄉，綜合實踐活動開展起來，鄉村地區的孩子，能接受跟城裏一樣的教育，鄉村學校的面貌不一樣了。”高晉峯説。
混亂的實驗
應付式、分配式輪崗
時間轉眼至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對義務教育資源均衡化作出部署，第二年，教育部、財政部、人社部聯合印發意見，針對推進縣（區）域內義務教育學校校長教師交流輪崗出台細則，力爭用3至5年時間實現縣（區）域內校長教師交流輪崗的制度化、常態化，強調推動城鎮學校、優質學校師資向鄉村學校、薄弱學校流動。
在多地探索教師輪崗之後，地方經驗上升為更明確的改革線路圖，縣域範圍內推行教師輪崗漸成普遍現象。如果説晉中是一個嚴格執行教師交流輪崗的範本，那麼在另一些地區，教師交流輪崗卻不免淪為走過場的混亂實驗。
自2014年教育部下發文件後，湖北宜昌某實驗中學教師劉風雷（化名）親歷當地輪崗改革，其所在的學校是優質中學，一開始輪崗在城區之間先行。“任職十年以上的校長輪崗，第一年學校走了十幾個老師到城區另一所學校，此後很少再聽説要求教師輪崗。”
小範圍小規模的試點，完成上級交派的任務，不免流於形式。在劉風雷的印象中，當初學校裏參與輪崗的一批教師，多處於對個人利益的考量，“一些老師在某個城區買了房子，圖上班近，也有年輕老師有評優的需要。”
作為一線教師，劉風雷談起輪崗仍有些牴觸，“市裏對參與輪崗的老師有評優評先政策，交流到鄉下也有教師補貼，近年漲到一個月七百，但對於大多數老師來説，這些激勵政策激勵不足，沒有吸引力。”
在他看來，老師們還要面臨更為實際的生活難題：去了別的學校住在哪兒，家裏人誰來照顧，“一個月的補助可能還不夠來回的油錢。”
對於當地而言，更關鍵的問題或許還在於鄉村師資力量並不欠缺。據劉風雷介紹，近年來鄉村生源大量減少，大部分學生都選擇到城區上學，鄉村教師嚴重超編，反而是城區教師人手不足，在諸多考慮之下，地方教育局未有決心動真格，“最後就是一些年輕教師甚至是與校長不和的老師被派出去輪崗。”劉風雷説。
類似的地方改革在各地屢見不鮮，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甚至直言，從全國範圍來看，過去的教師輪崗制多為應付式、分配式輪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決策層很快接收到地方改革的信號，為解決改革難題，撬動城區教師下鄉，“縣管校聘”的制度改革被提上議程，由縣（區）教育局將人事權、編制集中，方便師資配備和調動。高晉峯迴憶，至2017年，當時晉中市符合條件輪崗的老師全部都已參與輪崗，改革再次遇到瓶頸，也是在這一時期，晉中市順勢而為，“從編辦把編制拿回來，從人社部門把教師崗位的人事權拿回教育局，可以更主動地為薄弱學校、偏遠地區更多編制，讓老師下鄉。”高晉峯説。
從全國範圍來看，這一次改革，讓有評優需求、更年輕的新聘任教師，逐漸成為教師輪崗的主力。劉風雷告訴南都記者，在“縣管校聘”改革後，當地考慮到鄉下學校學生少而教師超編等實際情況，嘗試更為柔性的交流輪崗政策，由新入職的城鄉教師互相交流一年再回到原來的學校，每年城區優質中學還將選派一兩名教師到鄉下支教。
改革挺進一線城市
北上深近一年陸續宣佈輪崗
過去十餘年間，有地區嘗試教師輪崗探索出成功經驗，有地區初步試水未能有效執行，在利益牽涉更深遠，教育資源不均衡更為突出的一線城市，教師輪崗制在過去更是幾乎形同虛設，對於更多地區而言，教師輪崗暫時停留在了文件層面。
南都記者注意到，過去十餘年間，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也曾印發通知，要求推動校長、教師輪崗，但顯而易見的是當時所要求的教師輪崗，要比此次改革温和得多。
這在當年上述城市的改革文件表述中可見一斑，如北京市教委2016年出台的文件中表述為：針對校長輪崗，“原則上應進行交流，如有特殊情況不能輪崗，可以暫緩，不得超過9年。”針對教師輪崗，文件則表述為：“如有特殊情況不能交流輪崗，經學校申請，區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可以暫緩。”廣州幾乎同時期出台的文件則稱，符合條件的校長、教師，“原則上”要在本縣域內交流輪崗。
“如果按照教育部等部門的指導意見，我國應該在2019年就實現了區域內教師、校長交流輪崗的常態化，但從目前的現實來看，這個制度並未能真正建立起來。”熊丙奇説。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分析認為，改革背後牽涉複雜的利益問題。“在上一輪教師輪崗制中，不僅是一線城市，一些地方背後利益牽涉太多，人人都想上好學校，難以真正邁出實質性的一步，改革力度不足。”
而在新一輪“雙減”改革之風下，教師輪崗制再次被提上日程。
“雙減”文件下發一個月後，北京市教委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由東城區、密雲區先行試點，年底再增加六區推動政策實行。東城區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區教委主任高偉表達決心：本學年度要實現學校幹部、教師交流輪崗不少於2000人，力爭用3年時間，實現東城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幹部、教師100%交流輪崗。
北京的輪崗從公辦學校分步驟推進：學區、教育集團內先流動，再於全區範圍流動，實施細則亦對輪崗條件作出規定：距離退休年齡超過5年，且在同一所學校工作6年以上的正副校長、骨幹教師都可參與輪崗。
開學首日，東城區史家教育集團總校長王歡流動至天永學區革新裏小學兼任校長，這也被業內認為是下定決心推進改革的實質性動作。
實際上，北京並非今年以來唯一宣佈要大規模、大範圍試點教師輪崗的一線城市。
今年年初，上海市教委下發通知，明確在奉賢，松江，浦東三個地區率先試點教師輪崗制，推動優質校長、教師流動至鄉村學校或公辦初中學校，每位教師10年內必須有規定的流動記錄，且教師輪崗流動時間不得低於兩年。以奉賢區為例，在同一義務教育學校連續工作滿10年的專任教師都被納入流動計劃，每年10%至20%的教師需參與學區內、集團內的輪崗，5%的教師需參與跨學區、跨集團輪崗。
深圳今年7月31日亦於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官網公佈《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該條例被看作深圳社會建設領域的“基本法”。草案中明確提出，推行大學區招生和辦學管理模式，建立義務教育學校教師交流制度。
指揮棒變了
“地方要敢於打破名校政績觀”
改革之風真正吹進一線城市，距離國家層面出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要求均衡發展義務教育，已經過去十一年。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葉菊豔認為，相比較十餘年前的輪崗試點，如今全面推行教師輪崗，條件更為成熟，“十年過去，我國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各地基礎設施如路況、住宿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也有了更多的經費投入到教育和教師發展中；國家對均衡優質教育資源也更加重視，校間資源分配也越來越公平。”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持有不同觀點，十餘年後再度推行教師輪崗，難度比以往更大，“學校之間搶生源、搶老師，過去十年間資源差距越來越大，越加不均衡就越難以流動。”
縱觀過去十年間的試點經驗，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要真正推動教師輪崗制，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僅靠單一的輪崗政策難以達到改革目的。“學校改進是系統工程，僅僅是將老師換個崗位，發揮不了多少效用。”高晉峯坦言，政策推行一定要系統性支持，尤其是要考慮如何更均衡地為公眾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
過去十餘年，晉中市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實施的是一套組合拳，義務教育階段之外的配套改革，成為重中之重。高晉峯介紹，在改革中，晉中也確保高中能體現均衡優質的特點，每個縣至少有一所優質高中，優質高中只能在屬地招生，不允許全市掐尖，各縣優質高中的招生名額100％直接下放至全縣包括鄉鎮的所有初中學校，“讓孩子在同一所初中學校平等競爭，而不是和全縣或者全市的其他學生競爭，這樣就減輕了學校、家長、學生的升學壓力，學校可以靜下心來推進課程改革，推進素質教育，提高學生的核心素養，為進一步發展打好基礎。”高晉峯稱，這樣的嘗試，在山西仍是獨一份。
雙向改革，讓教師輪崗有了空間，實際上也打破了人們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自改革開放以來，為迅速培養一批優秀人才，全國興建重點學校，在中考、高考一考定終身的考核機制之下，重點初中、高中資源集聚，升學率亮眼，社會大眾對重點學校的“迷信”和追捧，讓競爭被過早地蔓延至義務教育階段，而這也或許正是義務教育階段難以實現均衡的源頭。
近年來為打破重點學校的生存空間，重塑人才選拔體系，教育的考核指揮棒開始轉向，國家層面多次強調不允許開辦重點學校、開設重點班，“雙減”政策出台，更強調學生綜合素質培養，而非唯分數論的人才選拔機制。
前段時間，教育部發布通知，要求各地把職業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學生人數嚴格控制至1:1，這意味着未來只有50%的學生能進入普通高中繼續深造。“現在國家政策導向就是發展職業教育，強調分流，一半的學生考高中上大學，一半的學生接受職業教育，不需要學生和以前一樣，拼命學。”湖北一位教育系統人士坦言，未來社會將需要更多職業技術人才，人才培養方向發生調整，選拔機制也在改變，但地方的考核指揮棒仍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仍然看重重點學校的升學率、成績，名校某年考得不好，校長甚至要被教育局約談。”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真正亟需重視的是系統性教育生態的重構，地方首先要敢於打破名校情節，扭轉名校政績觀。”熊丙奇也強調，如今推行教師輪崗，實現義務教育均等化，絕不能被錯誤理解為讓教學質量走向平均化和平庸化，“老師流動到不同的學校之後，還能安心辦好學校，提高辦學質量，這是未來必須要回應的質疑。”熊丙奇説。
南方都市報（nddaily）原創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