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趙覺珵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田超】編者的話：根據《日本經濟新聞》近期公佈的民調，對於所謂中國“入侵”台灣引發的“台灣有事”，逾九成日本民眾認為東京應做準備。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近期發佈的調查結果則顯示，3/4的澳民眾認為中國在未來20年內“非常可能”或“有些可能”成為澳大利亞的軍事威脅。這兩份調查只是近年來日澳相關機構公佈的顯示日中以及澳中關係“緊張”民調的一小部分，然而它們反映的是真實的民意嗎？日本中央調查社前常務理事村尾望曾表示，要獲得相對客觀準確的結果，民意調查應避免誘導式提問，調查對象也應該在年齡和性別上實現樣本均衡。不過《環球時報》記者對日本和澳大利亞相關民調進行分析發現，很多民調並未滿足上述要求，而且日澳兩國政界的一些人在故意引導輿論方面花了不少功夫，目的就是以此為自己的對華政策背書。
日本民調“失準”源於這些因素
除《日本經濟新聞》上述民調之外，日本內閣府今年1月下旬公佈的一項民調也顯示，日中關係在惡化。根據該調查，認為日中關係“並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日本受訪者佔全部受訪者的85.2%，較2020年上次調查增加了3.4個百分點；認為日中關係“良好”和“還算良好”的受訪者佔比14.5%，相較於2020年減少2.6個百分點。
是否“追問”很重要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民眾之所以對日中關係持上述觀點，和日本媒體的影響關係巨大。日本紀錄片導演竹內亮此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日本民眾受媒體特別是電視台的影響比較多，而日本電視台“黑”中國的報道收視率明顯高於其他節目。日本民眾對國際事務不感興趣，也不愛出國，看到電視上的此類報道就相信了，自然對中國觀感不好。
近年來，日本出現不同媒體民調以及媒體民調和政府立場趨同的現象。日本共同社客座評論員岡田充對《環球時報》記者説，過去被認為代表自由派的《朝日新聞》和被認為代表保守派的《產經新聞》，在對華、對俄的民調結果方面會有很大偏差。然而現在，這兩家媒體所做相關民調結果幾乎沒有區別。
在岡田充看來，媒體減少對政府的監督，轉為與政府實現“一體化”是加速這種趨同的重要原因。他舉例説，NHK電視台晚上新聞節目的主播，在提到中國時會使用“強化海洋活動”“中國威脅”等表述，附加帶有煽動意味的形容詞。
此外，日本社會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很多人不想當“異類”，希望和大多數人意見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或者媒體營造出一種氛圍，讓民眾以為這就是大多數人的想法，日本人“隨大流”的心理就會被按下啓動鍵，形成一股和當局立場一致的“民意”。
問題設置也是一些日本民調結果出現偏差的重要原因。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霍建崗解釋説，如果調查機構設置問題時提供一些誘導性的背景資料或者問題，就可能得出失真的結果。比如《日本經濟新聞》5月底的民調就是以俄烏軍事衝突為背景，設置了中國大陸“入侵”台灣的前提，卻沒有提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與俄烏衝突完全不一樣。有觀點認為，一些日本媒體借俄烏衝突渲染“中國威脅”，以此為日本進一步增強軍事力量以及修改憲法“鬆綁”，而相關民調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
民調機構在調查時是否追問也影響調查結果。對於不願回答的問題，有些受訪者可能回覆得比較含糊。這時如果調查機構追問，受訪者一般會勉為其難地做出選擇，而這並不一定是其真實想法。竹內亮表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更多的不是喜歡或者不喜歡，而是是否感興趣。如果問普通日本人“你怎麼看中國”，對方很可能會回答“沒什麼想法，我對其他國家不感興趣”。但是如果調查機構非要受訪者在“喜歡”和“不喜歡”之間進行選擇的話，日本受訪者可能會説“不喜歡”。
電話調查和網絡調查，結果有區別
二戰後為了對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造，美國主導日本引進民意調查制度。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於1948年成立輿論調查協會，於1950年成立專門行業組織日本輿論調查協會。現在，各類民調已成為日本輿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進行民調的主要機構包括內閣府、外務省等政府機關以及大型媒體，如共同社、《朝日新聞》、NHK電視台等。一些廣告公司也會進行調查，但它們一般是對商業和市場問題進行調查。
內閣府會將調查工作委託給一般社團法人中央調查社，後者採取兩種方式進行調查：一是直接訪問調查對象，對其進行採訪；二是給調查對象郵寄問卷，對方填寫之後寄回。除了上述兩種方法外，日本媒體還會通過隨機撥打電話和網絡進行調查。
不同調查方法或導致接觸到的調查對象不同，進而獲得不同答案。比如如果通過撥打座機電話進行調查，那接觸到的受訪者可能多為年長者，他們的觀點偏保守。如果通過網絡調查，受訪者可能多為年輕人，他們的觀點可能更開放。
在民意調查樣本數量方面，日本各大媒體發放的樣本數基本在2000份左右。一般媒體能回收60%的樣本，因此有效樣本在1200份左右。內閣府的調查樣本數相對較高，視不同情況可能達到3000份甚至上萬份。
民調影響日本政治環境
民調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強。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特別重視關於支持率的民調，一旦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就會考慮實施提振措施。其實日本每屆政府、每任首相都是如此，因為如果政府和首相的支持率不保持在某一數值區間，這屆政府以及首相會被視為處於執政“危險境地”。
民調及其影響的輿論也在影響日本政治環境，一些政治人士甚至受到這兩個因素的挾持。霍建崗説，近年來，日本輿論陣地已被右翼勢力佔據，但凡要爭取選票的人，都不敢出來就中日關係説些實話。岡田充表示，日本多數“知華派”議員在參加選舉時儘可能不討論外交話題，因為這可能被對手抨擊“媚中”等，導致票數減少。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此前就因為被對手貼上“親華”標籤，辭去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的職務。
澳前政府常在爆料炒作後搞民調
根據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近期發佈的年度民意調查，僅有12%的澳受訪者表示他們對中國“有一些”或“有很多”信任，比2018年下降40個百分點。然而6年前，該機構所做民調還顯示，30%的澳民眾將中國視為澳在亞洲“最好的朋友”，高於將日本視為“最好的朋友”的25%。那麼澳大利亞人對華態度為何發生如此大的轉變？
自稱是“無黨派獨立政策智庫”的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從2005年開始每年追蹤澳民眾在一系列重要外交議題上的意見。《環球時報》記者查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歷年報告發現，2008年，中國首次作為獨立調查對象出現在該智庫年度調查的“地區大國”一項。
除了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外，活躍在澳大利亞的主要民調機構還包括益普索等國際機構，以及澳國內多家大型民調機構。在今年大選中，媒體引用較多的澳本土民調機構包括羅伊·摩根、新聞民意測驗所等。羅伊·摩根等民調公司較少推出專門涉華主題的民調報告。除了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外，澳大利亞以中國、中澳關係為核心議題的民調大多由高校和研究部門開展，例如澳大利亞研究所國際與安全事務項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學的澳中關係研究院。
澳民調在很大程度上會呼應政府議程和新聞熱點。例如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出爐，澳大利亞從那時起便開始高調介入南海問題，並大肆渲染“中國威脅”。同年，南海問題首次進入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民意調查。
《環球時報》記者梳理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報告發現，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看法從2017年開始發生改變，在2019年出現重大轉變。2019年，該機構的調查顯示，只有32%的澳大利亞人表示，他們相信中國會“在世界上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相較於2018年下降了20個百分點。77%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該國應採取更多行動抵制所謂中國在本地區的“軍事活動”，即使這會影響澳中經濟關係。相較於2015年，這一數字上升11個百分點。
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13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與其説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民調反映的是民意，不如説反映的是澳前政府迎合美國遏制中國，與媒體配合對中國進行妖魔化，從而惡化澳民眾的對華認知。陳弘表示，澳前政府、媒體和民調機構已形成完整的對華輿論操縱鏈條：先由持反華立場的澳前政府情報部門等機構和政客向媒體爆料，之後媒體將相關涉華負面信息進一步擴大，在影響澳民眾對華觀點後，澳前政府會委託民調機構進行調查，然後推出對華政策。《環球時報》記者前幾年在駐澳大利亞時發現，澳民眾並不是特別關注中國，但因為近幾年澳媒對華負面報道增加，因此很多民眾對華負面情緒也增加。
陳弘強調，澳媒對中國的妖魔化是全方位的，例如如果電視新聞節目涉及中國，配的畫面經常是中國閲兵，而這進一步渲染了所謂“中國對澳大利亞構成軍事威脅”。澳媒甚至會通過錯誤翻譯誤導民眾。例如，近期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會見澳外長時提出改善兩國關係的四點建議，而澳大利亞新聞網等媒體將“建議”翻譯成“要求”，澳總理隨後表示不會回應這些“要求”。
進行誘導性提問，是不少澳涉華民調的慣用招數。例如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在民調中問道：“你是否認為澳政府公開譴責任何中國政府支持的針對澳大利亞的網絡安全攻擊是正確的？”該問題在沒有提出證據的情況下，認定中國政府“支持網絡安全攻擊”，這種預設立場的提問完全違反了民調問題應該客觀的原則。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此前的調查中。該機構向受訪者提問：“針對中國在南海日益增多的軍事活動，美國一直在進行海上行動，以確保該地區的航行自由。你個人是贊成還是反對澳大利亞為確保南海航行自由而進行類似的行動？”這一調查將美國在南海的活動稱為“確保南海航行自由”的行為，暗示其合理性，而無視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在這些誘導性提問下得出的結果是什麼樣的，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