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因“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仍在持續。在此期間有不少輿論觀察到一個現象，西方主流媒體受到來自警察與示威者兩個方面的攻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總部大樓遭示威者圍堵打砸，前方報道記者在鏡頭前被警察逮捕。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向兩名路透社記者發射橡皮子彈。
在西方，主流媒體常常被視為所謂“第四權”，記者是站在新聞一線報道真實狀況的人，是事件各方都希望去爭取的對象。雖然記者以往也常抱怨自身遭遇不公平對待，但像這次被事件雙方拒斥的狀況還是極為少見的。
傳統“大報”《紐約時報》內部近來也發生一樁轟動性事件，該報評論版發表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的文章，主張對這次“暴動”動用軍隊，這是典型的美國“右派”觀點。該文在報社內部引發廣泛質疑和抗議，評論部主編詹姆斯·貝內特辭職。這也在西方社會內部引發“什麼是客觀”的各方意見呈現，以及主流媒體秉持什麼價值觀等討論。
以上這些事件，既是在社交媒體等多方挑戰下，西方主流媒體面臨新形勢的反映，也是西方社會劇烈變化的現實體現。
首先，西方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受到新媒體及社交媒體的強有力衝擊。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主流媒體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希拉里，而依靠社交媒體的特朗普最終勝出，使主流媒體的選擇與結果之間產生了巨大差異。特朗普上台後對主流媒體的態度一向是尖鋭對立和毫不客氣，“假新聞”成了他怒懟一些主流媒體的口頭禪，而他的支持者對這些媒體也充滿敵意。在弗洛伊德事件中，主流媒體與警察關係緊張，而示威者一方也認為主流媒體沒有能夠客觀反映他們的強烈訴求。這使得衝突各方都試圖繞過主流媒體，直接在社交媒體上發聲，而社交媒體的路徑則更容易集聚意見相同的人，並強化自己一方的觀點。這使得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深受衝擊。
其次，人們依賴主流媒體，從中尋找真實消息或可靠分析的習慣並沒有完全改變，尤其是對中間層人羣而言。這使得主流媒體餘威仍在，讓各方又不得不正視。特朗普對主流媒體的持續抨擊也反證了這一點。由於主流媒體往往自覺地站在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邊，一些人認為自身觀點沒有得到主流媒體的充分重視和展現，產生強烈的挫敗感。
再次，西方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傾向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對自身價值觀的堅持極為堅定，對不同觀點的屏蔽態度也相當明確和堅決。在面對衝突時，以往標榜客觀的主流媒體往往自身就是某種利益和傾向的直接代表，如不少媒體在中國問題上立場就極為偏頗，經常採用直接誘導和傳遞不實信息的手段。在社會日益極化對立的情況下，主流媒體作為立場鮮明的一方參與到衝突中去，調查記者成了介入型記者，作為基礎的客觀事實報道也就難言客觀，而評論也沒有呈現多方觀點，而是強硬地表達自身價值觀訴求。
這一趨勢，與主流媒體在互聯網時代財務方面遇到的壓力有相當程度的關係。過去資本力量對西方媒體也一直髮揮關鍵作用，但當前按照自身受眾定位選取傾向，不讓其他觀點呈現的“極化”形態是支撐主流媒體運作的關鍵。以往“假客觀、真傾向”的面具由此被看破，這也是許多人對主流媒體抱持負面看法的原因所在。
總體上看，西方主流媒體目前遇到的挑戰，既是其傳統問題的延伸和擴大，也是媒體鉅變在21世紀呈現新狀態的反映，值得我們關注。（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