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週末，“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熱搜。
根據最新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1》，在過去的一年中，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出生率。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點健康解釋，“2020年出生人口1202萬，死亡人口998萬，淨增長204萬，而在14億的人口基數面前，204萬是一個很微小的數字，幾乎相當於沒有。”
“按照這樣一個數字判斷，相對而言，基本上可以認為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人口零增長的階段，出生和死亡幾乎抵消了。”
“根據國際組織和中國科研機構的多個人口預測方案，之前是預估2027~2032年才進入人口負增長，但現在看來，隨着人口出生率的進一步下跌，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推進導致死亡率逐漸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斷，中國人口絕對意義上的零增長，也就是近一兩年的事兒，在那之後，中國人口就會轉成負增長。”
有意思的是，這個結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時也曾公佈過。不過在當時，出生率並沒有引起大家過多的關注，更多地關注集中於生育率——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和地區之一。
出生率是新生兒數量在平均人口中的佔比，而生育率則是出生人口與育齡女性的比率。如果説生育率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生育意願和狀態，出生率則可以體現人口增長情形。
在2020年，這兩個創下新低的指標，都昭示着中國的人口問題越來越不容樂觀。
消失30年的生育潮
自2011年開始，中國的生育政策開始掉頭，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放開二孩，放開三孩……從限制生育到鼓勵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願一去不復返，預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
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為8.52‰，總和生育率是1.3。
一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2.1個小孩，也就是總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證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總數不增不減。
1963年，在新中國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峯期間，中國的生育率高達7.5。在50-60年代的多數年份裏（除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
新中國72年的歷史上，這樣的出生人口高峯有過三次。
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峯出現在新中國剛成立後1949-1958年，10年間累計出生人口2.06億，根據《統計年鑑》，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達到了30‰，幾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還多；
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峯從1962年開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躍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過2000萬人的狀態持續到了1975年，14年間為中國帶來了3.64億的出生人口；
這兩次生育潮，讓中國的人口總量從建國時的5.5億人口直接跳漲到9.3億，創造1964年到1974年期間，平均每5年淨增加1億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蹟，要知道，在那個時代，全世界只有中國、印度、美國和前蘇聯四個國家的總人口在1億人以上，我國十年間淨增加了2億人。
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經濟近40年的強勁增長和韌性，都受惠於這兩次人口高峯帶來的人口紅利。
不過在當時，生育潮並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趨勢。全社會的輿論風向和政策風向，都認為出生高峯是“嚴峻挑戰”和“考驗”，是需要被“平緩”的。
於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峯的末尾，中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計劃生育政策。
1973年，中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成立。
整個70年代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以“晚，稀，少”為主——“晚”是指男25週歲、女23週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個多了，兩個正好。
嚴格的生育政策，開始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
到中國的第三次人口高峯期，實際上是第一個和第二個生育高峯出生人口進入了生育期，育齡人羣快速增加，雖然出生率水平趕不上前兩個生育高峯，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萬人卻持續了17年，從1981年延續到1997年，累計出生人口達到3.75億人。
但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峯，並不是由於女性的高生育率帶來的，而是當時育齡女性的龐大數量帶來的。
實際上，中國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願自80年代開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峯期，中國的生育率的已經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並從1992年至今一直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時代且保持了30年。
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願相比，中國的生育政策越發嚴格。
到8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一對夫妻生育超過一個孩子，被定義為超生，並受到經濟和行政處罰。
這一政策延續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廢止。
在2007年的時候，原國家人口計生委預計，中國將迎來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峯，“必須下最大力氣做好穩定低生育水平工作”。
然而，中國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峯遲遲沒有到來。
實際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峯1991年結束至今，已經整整30年，中國再沒有出現過一個出生人口高峯期。
年輕人為什麼不想生了？
房價高，育兒成本高，工作內卷，加班嚴重……在社交媒體上，這些都被認為是影響生育意願的原因。
而早在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田豐在一篇關於生育意願的研究論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願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養育費用及子女將來的婚嫁費用”；也有間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給家庭帶來的機會成本和時間成本”。
而因生育造成的機會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現尤為明顯。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靳永愛提到：“現代社會，女性在外部（職場）與男性的差距越來越小，地位越來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照料的主要承擔者，面臨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戰。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在孩子身上，這對女性的生育意願有很大的壓抑作用，而且現代社會的生育行為，女性的自主決策權還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
復旦大學公共衞生學院、上海市婦幼保健中心等機構的數位學者訪談了多名育齡女性和相關工作人員，於2021年4月發表了論文《上海地區生育決策決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養育經濟成本高、教育競爭激烈、工作時間長、因工作和觀念導致的父親缺席、女性職業生涯受影響等，是當前中國許多女性不願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
而間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樣驚人。
生育需要結婚，而結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費支出中所佔比重最高。從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機構消費信貸情況來看，個人住房貸款佔全部消費信貸餘額的比重約為76.3%，信用卡貸款佔11.1%，汽車貸款餘額佔比約為1.5%，其他各類消費信貸佔比約為10%。
影響生育意願最為重要的兩大經濟因素，除了住房，還有教育，“雙減”更曾被認為是為了減輕育兒負擔，提升生育意願而祭出的大殺招。
在生育友好型社會，鼓勵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較為完善，包括：經濟支持政策（津貼或減税）、時間政策（產假或育兒假、彈性工作時間等）、托育服務供給和職場權益保障（保留工作崗位、提供培訓等）。此外，“生育友好”還應當對男女兩性都友好，不把生養責任推給一方獨自承擔。
而在目前的中國，大部分地區產假仍只有3-4個月。產假結束後，年輕母親就面臨着孩子誰來帶的問題。
中國的學前托育、教育資源仍然供給不足。0～3歲兒童主要由母親或祖輩照顧，2019 年全國0～3 歲兒童入托率僅為 4.3%，現有資源遠遠無法充分滿足家庭的需求。
此外，許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擔心影響職業發展、遭遇“母職懲罰”。生育後的女性晉升機會減少、地位被邊緣化等情況，並不罕見。還有研究者計算出，中國女性每生育一個子女，工資收入就減少7%。
而同時，男性法定陪產假只有15天，育兒責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
打造一個職業友好的環境對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愛提到，“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北歐很多國家在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越高的時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勞動參與度與生育率是一個正相關的關係，而不是一個負相關的關係。”
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釋放，全社會必須轉變生育的價值理念,明確生育不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個家庭的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事。
中國何以未富先“少”？
與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當下社會的年輕人是“發自內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學上將這種由生育觀念引起的生育行為的變化，叫做內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與之相對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
某種程度上來説，這種內生性低生育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經濟的發展，收入、教育、就業狀況的改善，社會競爭的加劇，以及各種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都會使得人們的傾向於為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動限制生育，這是人們自發的少生，是內生性因素變化的結果”。
“不只中國，全世界都是這樣子的，發達國家就這麼走過來的”， 原新教授認為，中國唯一的特殊之處在於，人口生育率的轉變發生得太快了，“給我們預留的認識和應對人口問題的時間都非常急促。
與中國經濟奇蹟相伴而生的，是中國的社會奇蹟，原新向八點健聞解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中國社會的加速演化，“社會發展太快了，而且在開放的這樣一個政策下，我們接受接納了許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徹底”，在其中，中國傳統的家庭-生育觀念在潛移默化中被徹底改變了。
原新舉例，現代化過程中，人才競爭激烈，教育週期越來越長，這不僅壓縮了個人生命週期當中的生育空間，高昂的撫育成本也會讓人們逐漸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價值觀。越來越多的科技產品、萬物互聯、虛擬生活、數字化和智能化時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樂趣。
而且高昂的養育成本也是發展的題中之義，“創造更好的條件讓下一代去生存發展，這也是發展的結果，是文明的標誌”。
原本由傳統家庭提供的贍養、生育、感情等職能有了更多替代選擇，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國傳統養兒防老的“家庭養老體系”逐漸瓦解。
當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選項，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為了社會問題。
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種外生性的力量，無疑與經濟社會發展促進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國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説是穩定了中國的低生育率水平”。
在中國，外生政策和內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還會產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念，這就使得中國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長階段。
“從生6個孩子左右減少到生2個孩子，發達國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時間，而中國只用了20年”。
這樣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徹底改變，往往也帶着巨大的慣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難拉住不斷下滑的生育意願。
2013 年前，我國開始啓動“單獨兩孩”政策。
2016 年，我國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政策放開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大幅增長並達到了近十年來的最高點，但是，接下來的 3 年卻連續下跌。
在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出生率的下跌帶來的勞動力流失及老齡化問題短時間內或許不足為懼，原新反對將少子化與老齡化過度捆綁，“現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後是勞動力，但是60年以後又是老齡化，老齡化是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結果，它更多地關乎越來越長壽的人們如何死去”。
任何一個社會公共政策和社會現象，都應該堅持利弊分析，事實上，它們本身就客觀存在利與弊。
但“過低生育率維持的時間過長，就關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訴八點健聞，“如果我們一直維持1.8的適度生育率，300年後中國人口只剩5億人，超低生育率維持的時間過長，就是人類的慢性自殺，這是人類社會問題”。
“生育率低，這不是問題，關鍵是不能讓他在低或者超低階段的時間過長，千萬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當中，要扭轉這個趨勢，才是問題的關鍵”。
錯過的20年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彥201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着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
“船大難掉頭！”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訴八點健聞，早在2000年五普時期就應該有所警覺，至晚到2010年六普時就應該全面放開了。
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到這一階段，總和生育率已經從人口出生高峯期（世紀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
2000年到2010年間，中國人口出生率由14.03‰降到11.90‰，而在1990年，這個數字是21‰。
就在2000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起飛的十年裏，這兩個重要的人口指標，都亮起了“紅燈”，給出了預警。
然而，遺憾的是，相關政策沒有做出及時的調整。“計生在中國有着巨大的慣性。”穆光宗八點健聞分析指出，“亡羊補牢，為時晚矣”，就是因為錯過了機遇期，“機會之羊”基本已經跑光了。
“本來60-70後是想生育二孩的主力軍，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初落地，適齡生育的年齡已過，只能心裏想想而已了。”
穆光宗認為，2000年至2010年，是中國最好的機遇期。這一時期，出生於中國“嬰兒潮”期間出生，相對人口較多的60後、70後人羣，仍處於生育期，且不存在婚姻擠壓，已婚率較高，一旦政策放開，其生育力也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釋放。
一旦錯過，再想補救就更難了。
在人口問題上走在中國前面的歐洲、日本等國家，自從1990年代開始出台各種政策，包括：給予多項補貼、延長產假、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等，但是從結果上看，幾乎都是收效甚微。
到2020年，日本的出生率又下滑了2.9%；瑞典靠高福利堆出來的生育率回升，隨着經濟的衰退也很快“打回原形——近幾年其生育率也還是徘徊在1.8到1.9。
靳永愛認為，現在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配套的政策制度，確實是很不到位。“像這種早期0~3歲的托育服務，雖然一直在建設中，但在各個地方都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照料責任還是主要落在母親身上，負面影響很大。”
穆光宗也認為，改善生育問題，核心要通過生育友好的非常政策和重量級制度重建生育文化。改善生育的社會福利和服務保障，讓生育福利看得見摸得着，也同樣重要。
原新向八點健聞指出，現在要提高生育水平，就“要用大力氣用外生性因素才能把內生性的因素再拉回來”。
上一次，外生性因素生育政策和內生性的經濟社會發展，共同導致導致了生育率的變化，二者相向而行，外生性因素加劇了內生性因素的轉變，共同造成了低生育率的實現，造成了中國少子化的現狀，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的特殊狀況。
從現在往後，內生性的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指向低生育率甚至更低的生育率水平，但逐步寬鬆的生育政策卻指向生育率的回升，內生性因素和外生性政策變成了相對而行，提升生育率水平的難度可想而知。
60年代出生的人，是因為政策要求而不想生，現在完全是年輕人自己不想生——從被動少生變成了主動少生。
客觀事實是，現在的年輕人連婚都不想結了。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結婚登記人數814.33萬對，相比2019年減少了113萬對，也是20年來的新低。
中國要實現生育觀念的再一次轉變，又需要多少年，多少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