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 徐揚 汪偉 邵琨
規範化和標準化，是加強科學管理、推進工作提質增效的重要手段。然而，基層幹部反映，規範化和標準化在一些地方執行起來，規範走了形，標準變了味，手腳被捆死了，心思全花在“描眉畫眼”上，容易滋生只顧虛功、不重實績的苗頭。過度規範化和標準化，極易成為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新變種。
捆着手腳喊衝鋒
“每年的文體活動、儒家講堂等要達到一定次數，志願者人數要達到相應規模……”談到工作過度規範化、標準化問題，東部某省一名鄉鎮幹部叫苦不迭，“規範化和標準化我們贊成，但有些規定一點也不接地氣，根本沒法執行，但還不得不辦。”
近年來，基層管理逐步規範化、標準化，這無可厚非。但半月談記者採訪中發現，一些規範和標準經過層層加碼或疊牀架屋的繁複設計後，讓工作的重心發生倒置，重“形”不重“實”、重“痕”不重“績”的問題也逐漸顯現。
——規範和標準過多過細，基層幹部感覺被捆住了手腳。
一些幹部坦言，很多看起來有圖有真相的材料是編出來的虛功、擺出來的假象。“但沒有辦法，上面就是這麼要求的。”他們對自己這種工作的評價是“捆着手腳喊衝鋒”。
例如，北方某市要求農村建立志願者服務隊，並對服務次數和志願者註冊人數作了明確要求。“志願者註冊人數要達到户籍人口的10%以上。”一名鄉鎮負責人説，一個鄉鎮户籍人口兩三萬人，實際在家人口僅為户籍人口的60%左右，而且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輕力壯的大都外出打工了。但要達標就要註冊兩三千人，基層幹部不得不挨家挨户跑，找人掛名，精力大量被牽扯。“發展志願者需循序漸進，要求過高、標準過細，基層手腳就被捆住了，工作重點也模糊了，眼裏全是數字。”
——規範管理成了模板管理，基層生活變得“整齊劃一”。
東北某市近期共享單車數量大減，一度出現“騎車難”。市民四下打聽才瞭解到，有關部門為了加強管理，把大量共享單車堆放在一處閒置的工地內。一位市民説，所謂的規範好像是做到了，但生活很不方便。
——規範管理的標準過高過難，基層只能擺樣子裝門面。
在東部某省的一個鄉鎮，上級要求每個村都要建設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除了貧困村和人口較少的村外，絕大多數村的服務中心面積要求不低於200平方米，且下達了達標率的考核指標。
“經過調查，有的村辦公場所總共不超過90平方米，服務中心怎麼能達到200平方米呢？”一名鄉鎮幹部説，為了滿足要求，有的鄉鎮好不容易租到一處閒置的民房，打掃完衞生，擺上器材、桌子、圖書等，湊夠面積要求。檢查組來到後，發現牆上有一處插座，上面插着一個手機充電器，上面落滿了灰塵，被認為“有生活氣息，不能算入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面積”。
這名鄉鎮幹部不解，在村裏，家裏沒有傢俱等生活用品的空宅幾乎沒有。本來這200平方米的要求就很難滿足，又有達標率的考核限制，這不是逼基層造假嗎？
“虛功”危害大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過度規範化和標準化，導致規範化成了做“虛功”的手段，“高標準”成了“假負責”的外衣。
落實工作，從求實變成求“靚”——
一些基層幹部坦言，一些本該經過調研製定的規範化、標準化工作安排，是靠“拍腦門”定下來的，部門之間相互抄襲編出來的。
在一些領導眼中，規範越具體，標準越細，才越能體現出工作態度認真。有時為了追求形式美，還要生造一些概念。
佈置工作，從求好變成求方便——
一些負責績效考核的幹部表示，規範和標準越是具體，評價業績時也越簡單、直接，所以現在一些部門喜歡量化考核，一些很難量化的工作也要變着法子量化，列出時間表、路線圖。“如果我每天按着量化表格幹完了工作，是不是意味着出了紕漏與我無關呢。”一名機關工作人員説，這樣的表從製作出來起就只是發揮“指導”作用。
一名工作人員説：“別小看這些帶着‘規範化、標準化’帽子下來的工作，將來都要對着條條框框一項項對標。別管上面抓的對不對，接不接地氣，只要把表填好、材料寫好，就能過關。”
基層執行，從反感變成習慣，甚至由恨生愛——
近期，南方某地一張執法人員半蹲在菜市場攤位前用拉直線的方法衡量蔬菜擺放是否整齊的照片火了。這種“用繡花功夫進行農貿市場精細化管理”的做法引來批評。
有基層幹部反映，以前説包子好吃不在褶上，現在工作幹好全在面上，只要照着上級機關制定的標準和規範做好工作留痕，就能順利過關。“熟悉了這裏面的門道，工作其實更好乾了。”東北某省一名鄉鎮幹部對半月談記者説，過去幹工作常年走基層，幹了不少活卻不出數，“現在好，照片上牆就算幹活了；表格填好，就算完工了。尤其是上面很多檢查，也對錶不對事，認認真真走好形式就萬事大吉”。
抓工作幹事業，要“走形”更要走心
“過度規範化、標準化是形式主義的新變種。”遼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啓東説，變形變味的規範和標準，隱蔽性強，危害性大，基層往往有苦難言。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過度規範化、標準化的一大要害在於無視千姿百態萬馬奔騰的基層實踐，而要用一把尺子量遍基層事務，束縛了基層活力和創造力。標準和規範往往是上面定的，有“手把文書口稱敕”的權威性，成了考核的指揮棒，自然而然地將基層的注意力和精力吸附於此，而不是實打實地把工作做好做紮實。
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表示，工作管理走上規範化和標準化，是趨勢和方向，但要做到講科學重實際。所謂的規範和標準，要多一些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少一些簡單而來的“拍腦門”決策；規範和標準的制定，既要讓基層工作有抓手，有約束，也要給基層留有空間和餘地。
受訪基層幹部表示，期盼把整治過度規範化、標準化納入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一系列表現中，集中清理一批過度留痕、過度規範化、過度標準化的規定，為基層鬆綁解套；在督導考核上，要把羣眾滿意不滿意作為重要標準，而不是所謂“規範”和“標準”的程度，讓抓工作幹事業“走形”更走心。 （刊於《半月談》2020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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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