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跟隨紐約的華人聚集在曼哈頓，為反歧視亞裔集會吶喊助威。出國兩年，筆者第一次有了身為“少數”的自我認同。
事實上，佔世界人口1/5的華人很難對“少數”產生共鳴。哪怕在一個迥然不同的文化裏成為少數，龐大的世界華人社會也有足夠理由讓他們擁有心理上的多數感。此外，鄉土觀念強烈、追求安定生活的華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夠經營起一個微觀的中國式社會結構，在異域營造出局部性多數的錯覺。這種獨特的、為鄉土感付出的努力，使得大多數華人都生活在一種封閉的次級文化圈裏。一方面，這引發華人內部為有限的資源進行存量競爭，阻礙內部團結。另一方面，這嚴重阻礙華人與外部社會的融合，導致西方始終習慣將華人羣體視為“他者”。在社會矛盾發生時，“他者”自然會成為率先被衝擊的對象。
在西方男權社會的漫長曆史中，對東方的“種族化性別歧視”由來已久。表面看，這是人種與文明的根源性差異導致的異域性好奇與符號化表達；而本質上，是經濟的差別使得這種差異演化成歧視：人們傾向於將“文明體”與“經濟體”聯繫起來，經濟實力雄厚、有話語權的政權代表的文明，會被認為是強大的、“合理的”文明，反之，則被認為是弱小可欺的文明。當中國崛起撼動了西方文明“合理性”時，“均勢”就成為西方遏制中國、在輿論上污名化“亞裔”的一種策略。
自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起，均勢一直是西方社會奉為圭臬的政治原則。它不僅在國際關係中存在，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工人運動的血淚教訓歷歷在目，寡頭們不允許勞動階級團結一致，於是輿論、政治與資本沆瀣一氣，不斷煽動底層民眾的羣體性對立情緒，讓勞動階級的白人去仇恨黑人，讓黑人去仇恨華人，在底層製造均勢，使得階級之間的矛盾轉移到階級內部，讓這個階級的社會思考與政治努力，耗費在這種惡性內耗中。美國的“民主社會”恰如其分地為這種情緒提供了出口：“民主選舉就是每四年一次的革命。”最終，民眾高舉大旗歡迎民選的總統、議員，卻忘記了正是這些與既得利益階層緊密捆綁的“民選之人”讓他們生活得這麼糟。到最後，被引導的“民主”淪為寡頭的遊戲，資本家與政客們用均勢來對付自己的人民，並大獲成功。
在這種均勢的邏輯下，華裔不幸成了靶子。中國的經濟崛起、“跨越階級”成為新寡頭、破壞均勢的行為，讓現有的寡頭緊張。為了維持現有格局，以美國為首的寡頭需要在外交和輿論上對中國進行猛烈打擊。通常來説，華人只是“被均勢”的一個羣體，但在輿論與政府的刻意引導下，華人逐漸成為所有“被均勢”的羣體所共同仇恨的目標。
仇恨的中止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主動的中止”，即通過對民眾的思想教育，使得他們摒棄某種極端主義的思想。第二種是“被動的中止”，即通過立法對仇恨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進行預先假定，預防極端主義思想化為現實。第一種方法能夠治療根本，但行不通，因為思想教育是由上而下的過程，而消除對華人的仇恨並不是當權者的目標。第二種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立法可以產生於由下到上的、對當權者的選票產生威脅的社會運動。而這種威脅只有在緊密團結成社羣、形成足夠規模後才能產生。
目前看來，這種社羣性的努力在華裔內部是少見的，因為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態度有着巨大分歧，有些人甚至在極力否認、擺脱自己的華人身份。但膚色和種族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在外界眼裏，所有亞裔都可能會與“中國”畫上等號。只要對中國的輿論攻擊不停止，對華人的仇恨也就不會停止；只有中國強大起來，廣義的華人才能贏得足夠的尊重。這不是我們選擇做一名“精神美國人”，就可以置身事外的。
長期來看，華人社會需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因為現有的所有話語體系都是西方社會的遊戲規則。西方社會並不期待真正的“平權”——若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就根本不應該存在“少數”與“多數”的分野。“少數”的概念，正是“多數”的精彩創造，好讓“少數”在潛意識裏接受自己的弱勢地位，而“平權”無非是由“多數”所導演的、權利在各個“少數”羣體內部的再分配。我們不能心甘情願地在這種圈套裏畫地為牢。打破圈套需要漫長的過程，因此，短期來看，我們能做的最有效舉措就是團結起來，共同構建一個戰線統一的社羣，發出一致的聲音，改變西方社會對華人“弱小可欺”的刻板印象，並利用這個羣體的選票，推動仇恨犯罪立法的形成，逐漸提升華人羣體的社會地位。（作者現居紐約，原文發表於公眾號“嘔啞嘲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