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拜登的成敗意味着什麼？

11月3日，曠日持久的美國2020年度大選迎來了激烈的搏鬥，現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的競爭呈現了白熱化的局面。相對於選戰的具體細節和結局，雙方選前民調差異和選後實際數據的誤差更令人吃驚。

特朗普與拜登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各種政治屬性的戳印。這場大戰不僅是美國身份政治、認同政治、階級政治以及各種顯性、隱形規則鬥爭之下的結果；它也證明了自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確立後，美國社會的分層、極化與分裂在此後的十幾年裏沒有任何彌合的機會，還越來越突出。但也正是因為這種現狀的客觀存在，它才導致本年度的總統大選呈現瞭如此激烈的對局。

當外界面對各種民調結果，以為特朗普早就失敗、拜登早就勝券在握時，專業人士早就以“差異化黨派無反饋現象”（differential partisan non-response）這一專有現象加以應對。它意味着民意調查可能會被黨派意見、調查方的政見等因素所佔據，很多來自於媒體的意見也不憚於表達對特朗普的消極看法。

因此，民調終究只能作為一定程度的參考項：如若民調全都真實可信，那麼本年度美國本應迎來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連任之戰。而本年度雙方應對選情的苦戰也證明了這一點。當美國人民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生活以一種艱難的方式從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兩方面同時作出決定時，特朗普和拜登的成敗也就有了另一層不容忽視的細節。

他還是在分裂你們

特朗普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美國社會分層的關鍵指標。從2015年以來，無論是支持特朗普還是反對特朗普，這種行為在美國各地都需要足夠的勇氣，到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也嚴重刺激了以《時代週刊》為代表的美國自由派權威羣體，當該雜誌以“美利堅分眾國（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總統”稱呼特朗普時，這個稱號不僅展示了紐約的知識界人士對華盛頓高層的輕蔑，也展示了美國階層的分裂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在特朗普2016年上台之初，很多活動家很不甘心。譬如以影星拉博夫（Shia LaBeouf）為首的一批人組織了一場“他不能分裂我們”（He Will Not Divide Us，US與美國縮寫雙關）的大型行為藝術活動，該行動很快證明了美國民意的多樣性，它的兩次展示都被支持特朗普的網民們迅速搗毀。

到2018年，隨着民主黨在同期的中期選舉期間力推女性、少數族裔、LGBT、邊緣人士候選人，進而給自己身上貼滿“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標籤，民主黨的“身份政治”也再一次加速了美國社會的分層、“固化”乃至“部落化”。但與此同時，特朗普及其身後的共和黨陣營也在積極利用這一點，譬如特朗普身上符合美國傳統“WASP”（ 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價值觀指標的一面，就成了他與拜登戰至11月3日的資本。而雙方對美國社會的彼此撕裂，也隨之進一步加劇。

環顧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外界可以大致描摹出幾組美國人的樣子。他們的需求也展示了美國近幾年來政策的傾向。

特朗普上任以來固然在政治領域表現外行，但他問鼎白宮卻依靠着共和黨內的傳統右翼極端勢力，即軍工、石油、金融財團的鼎力支持。這三家也被視為特朗普上台的“三大資本”。為此，特朗普在其競選綱領中也不忘加大扶植力度，許諾傳統能源行業煤炭、石油化工有望獲得階段性支撐，航天軍工行業也有望隨着“太空部隊“的建設而進一步迎來需求支撐。基本盤的穩固讓特朗普有了堅持的基礎。

其次，和2016年時一樣，美國中西部曾經的“藍領中產”，如今的鏽帶居民希望美國經濟重新好轉。特朗普實施關税，建造邊境牆阻礙拉美、中南美移民的做法，也讓當地的失業的工人階級、小企業主深以為然。

在克林頓（Bill Clinton）時期，美國資本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與對華貿易正常化等手段，將印第安納州等地的汽車等企業搬遷到中國、墨西哥、加拿大等地，同時將資本從礦業、煤炭、鋼鐵等傳統產業中撤走。這種做法讓當地低學歷的工人、小企業主大都對民主黨尤其是克林頓家族充滿仇恨。

相比之下，特朗普撕毀撕毀NAFTA，呼籲“企業投資重返美國”，強令美國三大汽車巨頭重開工廠、投資迴流的做法就很能吸引注意力。雖然這種做法難有成效，但隨着特朗普的建議得到了美國汽車工人工會（UAW）等組織的全力支持，虛假的希望也成了美國工人階級面前普遍存在的願景。

再者，特朗普在宗教信仰上的保守態度，以及他本人2011年至今的一系列運作，確保了身為宗教右翼主導力量的“基督教福音派”對他的全力支持。資料顯示，美國國民約有15%是福音派基督教徒，但該羣體熱衷參與政治，佔美國選民總數的約25%。他們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基本盤，在2016年時，80%的福音派選民即支持特朗普當選。

特朗普比冷戰結束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都更加倚重該羣體，他在2020年6月的旨在宣傳出兵鎮壓黑人示威的“法律與秩序”的演講也大獲保守派基督教羣體支持。加之此人還對以色列青眼有加。多次手持聖經，展示其“護教”形象的特朗普也再一次得到了生力軍。

暫時的大帳篷與長久的危機

對拜登來説，其在野身份使之可以靠多批評特朗普取得相對優勢。而疫情危機正導致美國經濟陷入困境。

目前，美國經濟嚴重下滑，服務業、交通、採礦、信息技術及政府部門的就業鋭減。失業人口從年初的620萬增加到5月份的2050萬，社會失業率從3.8%躍至13.0%，為二戰以來最高。且由於美國的政治分裂，黑人男女的高失業率（分別為16%和17%）和黑人弗洛伊德（Geogre Floyd）被暴力執法窒息死亡，全美從南到北引發過空前的種族與社會危機。

但另一方面，面對美國累計九百餘萬新冠患者，目前有三百多萬患者，病死超過23萬人的現狀，該國社會竟仍沒有發生明顯的大規模社會混亂。美國的國家機器也在維持正常運轉。這種局面就意味着新冠疫情的打擊對美國還未達到致命、失能的程度。一些分析人士甚至開始以樂觀心態猜測，懷疑美國社會可能仍具備在極端環境下的“自我修復”能力。

美國保險行業甚至在上半年已經通過數學分析、統計等手段有了“美國新冠患者超過700萬”的預期，這使得外界有必要認識一個現實：即無論特朗普的抗疫手段如何，這都不是美國此次大選的勝負要着。拜登為首的民主黨團及其相關勢力需要在常規的政治鬥爭中取得資源和領先。

美國當下的分層局面保證了它在新冠疫情、6月以來的黑人示威等風波中呈現社會秩序總體相對平穩。這種局面對一直利用身份政治的民主黨一側雖如魚得水。但拜登集團目前暫時需要把它們混合起來。

相對於特朗普依賴其國家政策傾斜，才得到各色人等的支持，拜登及其身後的民主黨團則有效利用了美國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興起的“反特朗普”運動：這種趨勢導致拜登及其身後的民主黨陣營逐漸成為一種“大帳篷”式包容一切的理念，其陣營也在“反特朗普”的標籤之下有意掩蓋起了建制派和精英的色彩。

對外界來説，拜登在10月6日於葛底斯堡的演講基本展現了其化民主黨為“大帳篷”的色彩。他“美國還有一個持久的分裂，我們也要必須結束”的發言也基本符合了其反特朗普統一戰線的訴求。當美國各界苦於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騷亂、搶奪以及暴力隱患時，拜登“經濟和種族的不平等影響了我們幾代人”的批評以及其“如果我當選總統”、“把分裂變成聯合”的許願無疑是能吸引一些注意力的。

此外，拜登集團在為其基本盤服務時也留意到了對傳統集團利益的彌合。譬如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5G）等方面，拜登的綱領較之特朗普，就給汽車、科技、通訊等新舊混合的利益團體拿出了總額3,000億美元的許諾。雖然拜登在此後的辯論中要求以“綠色能源”取代石油工業，有可能威脅數十萬油、氣相關產業人員，但拜登基於“綠色能源計劃”構築的產業鏈，仍然可以幫助相關科技產業集團甚至部分傳統行業、消費行業形成利好，摩根大通等商業銀行機構也因此在10月中旬宣稱拜登有優勢。

説到底，11月3日的大選的結果，已不僅僅是個人的勝利或失敗，它展示的是美國令人不安的前景。美國社會的對立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事實。譬如根據蓋洛普民調10月28日時的最新結果，僅僅圍繞着對特朗普的好惡，“保守共和黨”與“自由派民主黨”的支持度就出現了96%與1%的極端差值。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温和派、一般共和黨人與反對特朗普的自由派、温和派、一般民主黨人之間的態度也出現了嚴重的撕裂。其好惡分別為96%、91%、77%對1%、4%、5%。

加之美國今天的分歧由來已久，經濟和種族的不平等影響了美國幾代人。這種局面意味着即便拜登在10月上旬呼籲美國人攜起手來“同不公正和不平等、仇恨和恐懼的共同敵人搏鬥”，但“克服分歧、重燃希望”對當下的美國可能仍是一個遙遠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