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關心 兩會關切

　　本版圖片由視覺中國供圖

　　編者按

　　2022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你期待哪些青年話題被帶到會上？面向育齡青年，怎樣的支持配套政策最暖心？提振鄉村教育，哪些方面需要關注？如何給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一間安穩的住房？大學生到基層服務，怎樣匹配良好“軟環境”？如何降低青年創業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與門檻？正所謂“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這些年輕人關心的話題，也正是國家最高議事殿堂關切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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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減負：這些形式主義讓人疲於應對

　　凌晨

　　2015年，我通過招考，成了一名鄉鎮公務員，至今，連頭到尾，工作6年有餘。從當初的意氣風發，到後來無能為力時的抑鬱苦悶，再到現在的腳踏實地，一路走來只能感慨基層工作的不容易，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工作是真的“事少錢多離家近”。

　　“基層減負”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一般縣鄉兩級就屬於基層，但縣鄉兩級實際區別很大，除了鄉鎮層面，村一級也承擔着一定的行政工作事務。從工作內容上看，基層鄉鎮工作可以劃分為日常工作、重要的階段性工作、緊急工作三類。

　　日常工作主要是對接上級部門安排下來的活兒，比如辦公室辦文、辦事、辦會，負責勞動保障的人要收繳居民養老費，做好60歲以上人羣每月養老金的發放、領取資格的確認、未就業人數的統計等。其他鄉鎮部門則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處理各種雞毛蒜皮、雞飛狗跳的小事。

　　重要的階段性工作是指需要持續一段時間的任務，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沒有專門的機構、編制，多以現有部門和人員為基礎，組成較為靈活的團隊。比如今年是換屆之年，村支兩委換屆和各級各部門的換屆工作重疊，工作量非常巨大。畢竟，領導班子的換屆調整，關係着後續工作是否能順利進行，關係地方的發展和穩定。選舉不只是“選舉”兩個字這麼簡單，包括印製、發放選票，派工作組進行監督選舉等工作，都需要基層幹部拿出耐心，反覆核對。

　　緊急工作很好理解，比如處置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其他類型的突發性事件。這類工作偶然性大，但十分考驗基層政府的執政水平、應對能力。

　　基層工作瑣碎冗雜，但就像毛細血管之於人體一樣不可或缺，這也是基層工作的實際特點。在簡政放權的背景下，從用人成本和行政效率的角度考慮，行政部門的數量和部門內的人員增加的可能性很小，不可能一味貪大求多。田間地頭、鄉間小路、家長裏短，工作內容決定了基層幹部不可能簡簡單單就把工作處理好。

　　隨着時代發展，農村的格局悄然發生着改變。比如，農村地區常常存在土地糾紛，有些百姓講道理，有些百姓認死理，再加上總有不講理的人，事情就容易變得複雜。糾紛處理不好，就會成為壓在工作人員心頭的一塊石頭。國家地廣人多，社會法治進程中會有各類紛繁複雜的糾紛，我們不可能全部依靠訴訟解決問題，基層調解非常重要。但調解考驗着工作人員的法律知識儲備、待人接物的能力。因此，既要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又要周旋於各種人際關係之中，把法律轉化為老百姓聽得懂、能接受的生活常識，壓力怎能不大？但“減負”依然是必要和可能的。

　　以文件傳達文件精神、以會議貫徹會議內容，是比較常規的操作，省市縣下發了文件、召開了會議，起碼説明文件和會議的重要性，但需要以高效的會議將會議精神傳達，以簡潔的文字將具體事情説明白。當然，文件和會議的傳達方式如果成為慣例，是不是意味着有的會議和文件可以省略，相應的工作安排是不是也可以化繁為簡？

　　往往是，省一級下發了文件，附有相應的表格，市縣轉發或吃透精神後再發，就可能在原有表格上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一般情況是增加需要統計的內容，最後到鄉鎮，可能出現三個不同的表，三者間的內容大概類似又不完全相同，有些數據是否真有必要統計？

　　一個部門需要某一方面的數據，另一個部門也需要某一方面的數據，但有些數據是重複的，卻因為統計部門的口徑不一致，需要基層反覆進行數據統計。因此，上級部門之間能不能信息多跑路，讓基層幹部少些重複工作？

　　還有各種投票，一個項目，安排了幾個投票的渠道，包括但不限於微信、App、網站……每人還不止1票，多出的票數意義何在？可能是能增加投票平台的粉絲。説到這，基層工作人員經常被莫名其妙地“組織”去關注一些公眾號。放眼一些出名的政務號，都是把內容先做好，自然而然就吸引到粉絲。

　　基層離老百姓很近，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意味着我們的工作不可能輕鬆。但我還是希望，能夠藉助技術手段，探索更加高效合理的管理辦法，而不是讓基層人員疲於應付，也希望政府能下大力氣，自上而下地遏制形式主義，減少不必要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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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生育意願 年輕人期待更多支持

　　夏熊飛

　　我在家排行第三，還有姐姐和哥哥。我們幾個孩子從小就深有體會，自己都沒吃什麼苦，可父母肩上的擔子着實不輕。這讓我在很長時間內對生孩子、養孩子都持有一種“恐懼”態度，甚至一度有較為強烈的“丁克”想法。

　　去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現在她已經過完了週歲生日。體驗了一年“累並快樂着”的帶娃時光後，當初那種“恐懼”已經被治癒不少，原來孩子的一個微笑、一聲“爸爸”真的可以融化一切。不過對生孩子、養孩子的不容易，我也有了更加真切的體會。

　　對於生二孩，我與愛人一開始是很堅定拒絕的，畢竟一個孩子就已經讓我們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時間，可這樣的想法最近也開始有所鬆動，一方面想給女兒一個伴兒，彼此能相互照應；另一方面，女兒的小夥伴不少都有兄弟姐妹，我害怕她一個人會孤單。

　　其實，很多生育了一孩後的年輕人，大概都會有與我們類似的糾結想法——有一定的生育意願和傾向，可現實的壓力讓人不得不更加謹慎、從長計議。

　　以我自己為例，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誰來帶孩子。愛人休完產假需要上班，請人經濟壓力頗大，也無法完全放心交給月嫂保姆照看；若放在老家，我們又捨不得，對孩子的成長可能也不好。最後只得辛苦岳母幫忙帶娃，這於老人們而言，何嘗不是一種“背井離鄉”？如果能有足夠多、高質量的普惠性托育機構，帶娃這個“攔路虎”或許就不會如此可怕。可現實是，普惠性托育機構供給嚴重不足，現有的托育機構往往數量少、收費高，而且服務質量也不盡如人意。儘管不少地方出台了大力發展普惠性托育機構的政策，但推進的速度還比較緩慢，讓我們這些有迫切需求的年輕父母望眼欲穿。

　　第二個期待，是希望政府能給予更多經濟上的實惠。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發放生育補貼，每月500元至1000元不等，雖然金額不大，可聊勝於無，對於緩解一部分經濟壓力還是有幫助的。只是目前發放補貼的地區還不多，且多限於生育二孩、三孩，對於生育補貼、獎勵，可以考慮在更大範圍內推行，並且將生育一孩納入。同時，在税收、購房等方面，也要考慮到二孩、三孩家庭的實際需求，給予相應優惠。

　　第三個是在落實產假、陪產假、生育假等假期上要更有力度。日前有網友在人民網留言，稱“向公司申請育兒假，被告知要等具體政策下來再説”，好政策就當儘快予以落實，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儘早受益，這不僅能解帶娃時間不夠的燃眉之急，更能進一步解除年輕人生育的後顧之憂。

　　最後，還有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期待。儘管我家孩子還小，還沒到上學的年齡，可孩子的教育確實是年輕父母們高度關注的問題。“雙減”的推行有助於緩解家長焦慮，可大家對於孩子接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願望卻不會降低，政府部門在繼續推進“雙減”的同時，加大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實現教育資源的均衡分佈和發展，也是提升年輕人生育意願的必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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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租房的糟心事 維權啥時不再是奢侈品

　　陳城

　　今年是我成為“北漂”的第八個年頭。在大城市生活，一定離不開租房這個話題。各種媒介上，每年都有關於租房的通訊或非虛構寫作，而且數量不少。看似選題雷同的文章，卻有各不相同的辛酸。

　　2014年3月，我來北京實習1個月。暫住的地方，是親戚幫我找好的。房子位於城北地鐵站附近，雖然在高檔小區裏，但屋裏十分破敗，大約四室兩廳的房子被打了七八個隔斷，擠下十來個人。這套羣租房大門沒有鎖，所有人可以隨意進出；衞生間十分狹小，馬桶大部分時間被堵。那段時間，我每天都是在公司待到臨近地鐵末班車時間才回去。

　　就在實習結束的前一晚，羣租房裏一片混亂，大家都在緊急搬家，因為這處房屋違規被舉報，建委第二天要來處理了。於是我和大家一樣，深夜拎着大箱小箱，坐地鐵搬家。

　　當年7月正式上班後，我以為有了這次經歷，應該算是有點經驗能夠“避坑”了，但現實依舊潑了冷水。為了找一間正常點的房子，我花了半個月時間看房，進行了各種對比，但還是因為經驗不足，中了招。

　　因為彼時還不知道有正規租房中介的存在，這次租房踩的“雷”有兩處，一是在某分類信息網上找的房源；二是遇到了黑中介假扮的二房東。在租約的第四季度，小區物業上門告知，我們租住的房屋已經欠了水電燃氣各項費用小10萬元。這筆欠款其實已經存在了很多年，聯繫不上實為黑中介的二房東，小區物業的最後通牒是：再不補齊欠款，就給我們斷水斷電。

　　協商多次無果，我只得另找房，在租約到期前一個半月搬走。當然，租金沒要回來，押金也沒要回來。

　　之後吸取教訓，直接找房東，租了一個老房子，遇到衞生間滲水問題，樓下鄰居投訴。聯繫房東後，房東表示人在外地，讓我自己找師傅解決，他實報實銷。裝修和租房都是“水”很深的行業，只能碰運氣找了一名瓦工上門維修。結果施工過程中，堵漏材料進入主管道，導致一樓鄰居下水返水被淹，賠償了3000元。最後只得鏟開地磚重刷防水，不僅費用高，而且有一週無衞生間可使用。

　　這些賠償和支出，房東並未兑現報銷承諾，理由是我搞壞的，責任在我。

　　後來不想再折騰，選擇了正規中介的長租公寓，通過繳納服務費來換省心，只能説整體相安無事。這期間，幫助一位朋友進行了一次租房維權。

　　朋友簽訂合同後還沒入住，房東就要賣房，中介想要毀約。在這期間的溝通中，中介各種耍無賴、放狠話。這次鑑於朋友尚有住所且有空閒時間，我建議她向中介機構總部和住建委投訴，最終結果是中介機構按合同賠償了一個月的房租。

　　以上四段故事，是我多年租房經歷的一部分。可能有人會問，在之前幾次遭遇不公平待遇時，為什麼沒有選擇維權？其實，這恰恰是外地人在大城市租房最困難的一點——缺乏暢通的權利救濟渠道。

　　當前，大城市房屋租賃是賣方市場。雖然承租人可以根據自身喜好和經濟能力選擇房屋，但由於城市每年湧入人口數量眾多，租房成為剛需，導致承租人缺乏議價能力，在交易中處於弱勢。一旦承租人的權利受侵害，出於時間、精力等各種因素，用法律武器維權成本巨大，維權之路漫漫。

　　時間對“漂”一族而言是寶貴的。維權很多時候只能在工作日進行，一次事假好請，但次次請假顯然並不現實。因而在現實環境下，很多人明知可以維權，但最終權衡工作和時間精力，選擇咬牙放棄。

　　對於年輕的“漂”一族，最核心訴求並非是租住房屋通勤、配套、環境好，而是暢通的權利救濟渠道。在當下，只要願意多花錢，一定不愁租不到好房子。但這其中的溢價是由於承租人難以維權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顯然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全國兩會在即，這應該成為關注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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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鄉村孩子享受更好的親子之愛

　　包麗敏

　　我跟小云（化名）唯一的一次接觸，竟然是讓她在我懷裏哭了一場。

　　那是去年的最後一個月，我跟隨北京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去了甘肅平涼，在當地幾所鄉中心小學和村小學，給那兒的家長們做講座，講親子之間怎樣進行有效、有愛的溝通。

　　講座後，小云的媽媽跟我聊了會兒，説到孩子學業落後，不懂的地方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讓人犯愁。聊完，我一轉身，就看見小云僵直地站在一旁，小小的身體裹在寬大的棉服裏。再一看，她兩眼通紅，眼淚在眼眶裏拼命打轉。

　　我一下感到心疼，趕緊走過去，問她：“我可以抱抱你嗎？”

　　她默許了，把頭埋在我胸前不出聲地流眼淚。

　　我輕輕地問她：“你是不是覺得媽媽剛剛是在批評你？”

　　“不是。”她抽泣着説，“其實我本來學習挺好的，但後來媽媽出去打工了，現在我跟不上了……”

　　她先是默默地哭着，接着就開始嗚嗚地哭，哭得身體一抽一抽，哭得不能自已，彷彿根本停不下來。

　　我知道，媽媽外出打工三四年未必就是她學習下滑的唯一原因，但我也知道，對一個小小的孩子來説，這個因素的影響有多大。我感覺她像是要把她所有的委屈、惶惑、無助，還有許多説不出來的情緒都哭出來，把她小小的心靈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和困苦都哭出來。

　　這一天，正好是小云的生日。

　　某種意義上，這個小女孩哭出了鄉村很多孩子生活中一個普遍的困境：父母常年在外務工，他們缺少父母足夠的陪伴，親子間缺乏足夠的情感聯結；當他們經歷成長路上可能或必然要經歷的挑戰與困難時，也難以得到來自父母的及時支持和幫助。

　　小云媽媽因為覺得對不住孩子，最後艱難地作了一個決定，辭了工回家照顧孩子。然而，她又面臨另一重困境——即便現在每天都能陪在女兒身邊，她卻苦於找不到有效的辦法來撫慰女兒，不知道怎麼才能有效地支持女兒走出眼下的困難。最後，她只能嘆口氣説：“唉，都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

　　這也是一個真實而普遍的困境：當面臨養育中的各種難題，鄉村的父母們往往束手無策，找不到既有效、又對孩子身心成長有益的方法。

　　在幾場講座當中，我問現場的家長，都有哪些難題讓他們感到棘手。這些家長既有像小云媽媽那樣已經返鄉或暫時返鄉的，也有常年留守在家照顧孩子的父母，當然還有很多是爺爺奶奶們。

　　他們的難題普遍集中在這些：孩子學習困難或者牴觸學習；孩子玩手機、看電視、打遊戲停不下來；孩子叛逆，家長的話聽不進去；什麼話都説過了，甚至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就是沒用……

　　一位年輕媽媽無奈地説：“怎麼現在的孩子比我們小時候難管多了！我管不了了！”即便是在座的一位當過幾十年鄉村小學教師的爺爺，面對他就是不肯寫作業的小孫子，也是一籌莫展。

　　我知道，當孩子們學習困難或不願學習的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笨，也不是因為他們懶或不好學，而多半是因為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難關。這些難關不那麼顯而易見，需要有人從旁觀察、解讀，從而給予有效的協助。這個工作，有些時候可以依靠老師，但還有很多時候，則需要父母。

　　我也意識到，當有些鄉村的家長對孩子似乎表現出不管不問的消極態度時，那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對孩子不上心，而很可能是他們跟孩子一樣，遇到了讓他們一時無措的難題。他們需要一些有效又有益的策略和方法。

　　講座中，有位年輕爸爸讓我印象深刻。整個講座過程他都聽得極其專注。講座後，他告訴我，家裏有三個孩子，他和妻子一直很苦惱，不知道該怎麼教育他們。對於我在講座中分享的親子溝通方法，他説：“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樣，反正我差不多都聽明白了，回家就試試。”

　　跟家長們短短几天的接觸，讓我感受到鄉村或多或少有着這樣的需求：需要既科學又好用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指導，助力他們應對養育中的難題，幫助他們更好地去愛孩子、支持孩子。

　　無論是在遠方務工，還是在家鄉陪伴孩子，好的家庭教育方式都有助於改善親子關係，有效地幫助和支撐孩子應對成長中的種種挑戰。顯然，對於鄉村父母而言，這一課明顯有欠缺。而在這方面，公益組織往往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或許就是支持和吸引民間機構，以“柔性”的力量，讓更多父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在孩子在哭泣、無助的時候，有一個願意傾聽、給予理解的懷抱，有人可以陪着他們一起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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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國家政策扶持 “新農人”才敢闖敢創

　　李思鵬

　　我看過夏天的慄花，也見過秋天豐收的慄樹。這兩個樸實無華卻又獨具美感的場景，幾乎是我兒時的全部記憶。而這也是我的家鄉北京懷柔的主導產業——懷柔板栗。5年前，我告別了按部就班的生活，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選擇成為一名“新農人”，和家鄉人一起走上了創業之路。喜歡吃栗子，熱愛家鄉的風土和大地，可能是我最大的動力。

　　2017年，我的板栗事業在懷柔渤海鎮正式起步。對於這片土地，我早已十分熟悉，但經營一家公司，對我而言卻是一段充滿未知的探險旅程。喜歡探索未曾見過的風景，或許正是我喜歡的生活方式。幸運的是，剛一入行，我就趕上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熱潮。社會氣氛的烘托與政府政策的支持，讓初涉征途的我備受鼓舞。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真思考了自己創業的意義，以及我在這一行業的優勢。農村創業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打造閉環。因此，我將攻關重點放在了懷柔板栗差異化上，以此為產品打開銷路。也只有腳踏實地把栗子種好、賣好，22萬畝慄樹的千年種植史才能在我手中得到更好的傳承和守護。

　　近年來，國家出台了各類好的農村創業政策，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從脱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五大振興”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農業穩步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穩”字當頭指明瞭當下發展的節奏，也讓我們這些返鄉創業者看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全國兩會在即，希望國家能加大對創業議題的關注力度，為更多有決心、有方案、有資源的創業者尤其是青年創業者創造機會，降低創業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與門檻，讓他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敲門磚”。具體到農業創業領域，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鄉村休閒旅遊、農村電商等產業，都是“十四五”規劃期間的重點工作方向。作為一名創業人，我相信努力與堅守必將帶來回報，而國家政策對農村創業的支持，也將為我和所有同行注入更有力的信心。

　　創業聽起來是個大詞，但具體做起來，免不了要在細節上較真。剛開始創業時，我們發現：當地慄農的主要銷售方式，就是把栗子賣給當地的倒貨商，根本沒有明確標準。於是，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訂《老慄樹保護價購銷合同》，明確購銷標準，實現優質優價，這一做法既為慄農提供了保障，也讓我們購得板栗的質量有了明顯提升。聽着鄉親們的叫好聲，我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與此同時，將農產品精深加工這一“二產”和農企創意轉型這一“三產”有機融合，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讓我們付出了大量心思。要講好懷柔板栗的“故事”，既需要把握產業融合這條主線，也需要對市場有具體、細緻的觀察。

　　幸運的是，我有一羣志同道合的小夥伴一同努力。他們原先大多都在城區有體面的工作，但他們不甘所謂的“穩定”，而是希望回到家鄉，用自己的雙手去探索、追尋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如何讓更多有心創業的年輕人能夠沒有包袱地追求自我實現，也是政策的作為空間。

　　上有國家政策應和，下有“創客”努力開拓，年輕人就能更好地為國家和故鄉貢獻力量，在創業的奮鬥中得到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