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關心 兩會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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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關心 兩會關切

青年關心 兩會關切

  本版圖片由視覺中國供圖

  編者按

  2022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你期待哪些青年話題被帶到會上?面向育齡青年,怎樣的支持配套政策最暖心?提振鄉村教育,哪些方面需要關注?如何給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一間安穩的住房?大學生到基層服務,怎樣匹配良好“軟環境”?如何降低青年創業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與門檻?正所謂“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這些年輕人關心的話題,也正是國家最高議事殿堂關切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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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減負:這些形式主義讓人疲於應對

  凌晨

  2015年,我通過招考,成了一名鄉鎮公務員,至今,連頭到尾,工作6年有餘。從當初的意氣風發,到後來無能為力時的抑鬱苦悶,再到現在的腳踏實地,一路走來只能感慨基層工作的不容易,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工作是真的“事少錢多離家近”。

  “基層減負”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一般縣鄉兩級就屬於基層,但縣鄉兩級實際區別很大,除了鄉鎮層面,村一級也承擔着一定的行政工作事務。從工作內容上看,基層鄉鎮工作可以劃分為日常工作、重要的階段性工作、緊急工作三類。

  日常工作主要是對接上級部門安排下來的活兒,比如辦公室辦文、辦事、辦會,負責勞動保障的人要收繳居民養老費,做好60歲以上人羣每月養老金的發放、領取資格的確認、未就業人數的統計等。其他鄉鎮部門則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處理各種雞毛蒜皮、雞飛狗跳的小事。

  重要的階段性工作是指需要持續一段時間的任務,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沒有專門的機構、編制,多以現有部門和人員為基礎,組成較為靈活的團隊。比如今年是換屆之年,村支兩委換屆和各級各部門的換屆工作重疊,工作量非常巨大。畢竟,領導班子的換屆調整,關係着後續工作是否能順利進行,關係地方的發展和穩定。選舉不只是“選舉”兩個字這麼簡單,包括印製、發放選票,派工作組進行監督選舉等工作,都需要基層幹部拿出耐心,反覆核對。

  緊急工作很好理解,比如處置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其他類型的突發性事件。這類工作偶然性大,但十分考驗基層政府的執政水平、應對能力。

  基層工作瑣碎冗雜,但就像毛細血管之於人體一樣不可或缺,這也是基層工作的實際特點。在簡政放權的背景下,從用人成本和行政效率的角度考慮,行政部門的數量和部門內的人員增加的可能性很小,不可能一味貪大求多。田間地頭、鄉間小路、家長裏短,工作內容決定了基層幹部不可能簡簡單單就把工作處理好。

  隨着時代發展,農村的格局悄然發生着改變。比如,農村地區常常存在土地糾紛,有些百姓講道理,有些百姓認死理,再加上總有不講理的人,事情就容易變得複雜。糾紛處理不好,就會成為壓在工作人員心頭的一塊石頭。國家地廣人多,社會法治進程中會有各類紛繁複雜的糾紛,我們不可能全部依靠訴訟解決問題,基層調解非常重要。但調解考驗着工作人員的法律知識儲備、待人接物的能力。因此,既要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又要周旋於各種人際關係之中,把法律轉化為老百姓聽得懂、能接受的生活常識,壓力怎能不大?但“減負”依然是必要和可能的。

  以文件傳達文件精神、以會議貫徹會議內容,是比較常規的操作,省市縣下發了文件、召開了會議,起碼説明文件和會議的重要性,但需要以高效的會議將會議精神傳達,以簡潔的文字將具體事情説明白。當然,文件和會議的傳達方式如果成為慣例,是不是意味着有的會議和文件可以省略,相應的工作安排是不是也可以化繁為簡?

  往往是,省一級下發了文件,附有相應的表格,市縣轉發或吃透精神後再發,就可能在原有表格上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一般情況是增加需要統計的內容,最後到鄉鎮,可能出現三個不同的表,三者間的內容大概類似又不完全相同,有些數據是否真有必要統計?

  一個部門需要某一方面的數據,另一個部門也需要某一方面的數據,但有些數據是重複的,卻因為統計部門的口徑不一致,需要基層反覆進行數據統計。因此,上級部門之間能不能信息多跑路,讓基層幹部少些重複工作?

  還有各種投票,一個項目,安排了幾個投票的渠道,包括但不限於微信、App、網站……每人還不止1票,多出的票數意義何在?可能是能增加投票平台的粉絲。説到這,基層工作人員經常被莫名其妙地“組織”去關注一些公眾號。放眼一些出名的政務號,都是把內容先做好,自然而然就吸引到粉絲。

  基層離老百姓很近,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意味着我們的工作不可能輕鬆。但我還是希望,能夠藉助技術手段,探索更加高效合理的管理辦法,而不是讓基層人員疲於應付,也希望政府能下大力氣,自上而下地遏制形式主義,減少不必要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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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生育意願 年輕人期待更多支持

  夏熊飛

  我在家排行第三,還有姐姐和哥哥。我們幾個孩子從小就深有體會,自己都沒吃什麼苦,可父母肩上的擔子着實不輕。這讓我在很長時間內對生孩子、養孩子都持有一種“恐懼”態度,甚至一度有較為強烈的“丁克”想法。

  去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現在她已經過完了週歲生日。體驗了一年“累並快樂着”的帶娃時光後,當初那種“恐懼”已經被治癒不少,原來孩子的一個微笑、一聲“爸爸”真的可以融化一切。不過對生孩子、養孩子的不容易,我也有了更加真切的體會。

  對於生二孩,我與愛人一開始是很堅定拒絕的,畢竟一個孩子就已經讓我們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時間,可這樣的想法最近也開始有所鬆動,一方面想給女兒一個伴兒,彼此能相互照應;另一方面,女兒的小夥伴不少都有兄弟姐妹,我害怕她一個人會孤單。

  其實,很多生育了一孩後的年輕人,大概都會有與我們類似的糾結想法——有一定的生育意願和傾向,可現實的壓力讓人不得不更加謹慎、從長計議。

  以我自己為例,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誰來帶孩子。愛人休完產假需要上班,請人經濟壓力頗大,也無法完全放心交給月嫂保姆照看;若放在老家,我們又捨不得,對孩子的成長可能也不好。最後只得辛苦岳母幫忙帶娃,這於老人們而言,何嘗不是一種“背井離鄉”?如果能有足夠多、高質量的普惠性托育機構,帶娃這個“攔路虎”或許就不會如此可怕。可現實是,普惠性托育機構供給嚴重不足,現有的托育機構往往數量少、收費高,而且服務質量也不盡如人意。儘管不少地方出台了大力發展普惠性托育機構的政策,但推進的速度還比較緩慢,讓我們這些有迫切需求的年輕父母望眼欲穿。

  第二個期待,是希望政府能給予更多經濟上的實惠。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發放生育補貼,每月500元至1000元不等,雖然金額不大,可聊勝於無,對於緩解一部分經濟壓力還是有幫助的。只是目前發放補貼的地區還不多,且多限於生育二孩、三孩,對於生育補貼、獎勵,可以考慮在更大範圍內推行,並且將生育一孩納入。同時,在税收、購房等方面,也要考慮到二孩、三孩家庭的實際需求,給予相應優惠。

  第三個是在落實產假、陪產假、生育假等假期上要更有力度。日前有網友在人民網留言,稱“向公司申請育兒假,被告知要等具體政策下來再説”,好政策就當儘快予以落實,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儘早受益,這不僅能解帶娃時間不夠的燃眉之急,更能進一步解除年輕人生育的後顧之憂。

  最後,還有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期待。儘管我家孩子還小,還沒到上學的年齡,可孩子的教育確實是年輕父母們高度關注的問題。“雙減”的推行有助於緩解家長焦慮,可大家對於孩子接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願望卻不會降低,政府部門在繼續推進“雙減”的同時,加大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實現教育資源的均衡分佈和發展,也是提升年輕人生育意願的必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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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租房的糟心事 維權啥時不再是奢侈品

  陳城

  今年是我成為“北漂”的第八個年頭。在大城市生活,一定離不開租房這個話題。各種媒介上,每年都有關於租房的通訊或非虛構寫作,而且數量不少。看似選題雷同的文章,卻有各不相同的辛酸。

  2014年3月,我來北京實習1個月。暫住的地方,是親戚幫我找好的。房子位於城北地鐵站附近,雖然在高檔小區裏,但屋裏十分破敗,大約四室兩廳的房子被打了七八個隔斷,擠下十來個人。這套羣租房大門沒有鎖,所有人可以隨意進出;衞生間十分狹小,馬桶大部分時間被堵。那段時間,我每天都是在公司待到臨近地鐵末班車時間才回去。

  就在實習結束的前一晚,羣租房裏一片混亂,大家都在緊急搬家,因為這處房屋違規被舉報,建委第二天要來處理了。於是我和大家一樣,深夜拎着大箱小箱,坐地鐵搬家。

  當年7月正式上班後,我以為有了這次經歷,應該算是有點經驗能夠“避坑”了,但現實依舊潑了冷水。為了找一間正常點的房子,我花了半個月時間看房,進行了各種對比,但還是因為經驗不足,中了招。

  因為彼時還不知道有正規租房中介的存在,這次租房踩的“雷”有兩處,一是在某分類信息網上找的房源;二是遇到了黑中介假扮的二房東。在租約的第四季度,小區物業上門告知,我們租住的房屋已經欠了水電燃氣各項費用小10萬元。這筆欠款其實已經存在了很多年,聯繫不上實為黑中介的二房東,小區物業的最後通牒是:再不補齊欠款,就給我們斷水斷電。

  協商多次無果,我只得另找房,在租約到期前一個半月搬走。當然,租金沒要回來,押金也沒要回來。

  之後吸取教訓,直接找房東,租了一個老房子,遇到衞生間滲水問題,樓下鄰居投訴。聯繫房東後,房東表示人在外地,讓我自己找師傅解決,他實報實銷。裝修和租房都是“水”很深的行業,只能碰運氣找了一名瓦工上門維修。結果施工過程中,堵漏材料進入主管道,導致一樓鄰居下水返水被淹,賠償了3000元。最後只得鏟開地磚重刷防水,不僅費用高,而且有一週無衞生間可使用。

  這些賠償和支出,房東並未兑現報銷承諾,理由是我搞壞的,責任在我。

  後來不想再折騰,選擇了正規中介的長租公寓,通過繳納服務費來換省心,只能説整體相安無事。這期間,幫助一位朋友進行了一次租房維權。

  朋友簽訂合同後還沒入住,房東就要賣房,中介想要毀約。在這期間的溝通中,中介各種耍無賴、放狠話。這次鑑於朋友尚有住所且有空閒時間,我建議她向中介機構總部和住建委投訴,最終結果是中介機構按合同賠償了一個月的房租。

  以上四段故事,是我多年租房經歷的一部分。可能有人會問,在之前幾次遭遇不公平待遇時,為什麼沒有選擇維權?其實,這恰恰是外地人在大城市租房最困難的一點——缺乏暢通的權利救濟渠道。

  當前,大城市房屋租賃是賣方市場。雖然承租人可以根據自身喜好和經濟能力選擇房屋,但由於城市每年湧入人口數量眾多,租房成為剛需,導致承租人缺乏議價能力,在交易中處於弱勢。一旦承租人的權利受侵害,出於時間、精力等各種因素,用法律武器維權成本巨大,維權之路漫漫。

  時間對“漂”一族而言是寶貴的。維權很多時候只能在工作日進行,一次事假好請,但次次請假顯然並不現實。因而在現實環境下,很多人明知可以維權,但最終權衡工作和時間精力,選擇咬牙放棄。

  對於年輕的“漂”一族,最核心訴求並非是租住房屋通勤、配套、環境好,而是暢通的權利救濟渠道。在當下,只要願意多花錢,一定不愁租不到好房子。但這其中的溢價是由於承租人難以維權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顯然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全國兩會在即,這應該成為關注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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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鄉村孩子享受更好的親子之愛

  包麗敏

  我跟小云(化名)唯一的一次接觸,竟然是讓她在我懷裏哭了一場。

  那是去年的最後一個月,我跟隨北京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去了甘肅平涼,在當地幾所鄉中心小學和村小學,給那兒的家長們做講座,講親子之間怎樣進行有效、有愛的溝通。

  講座後,小云的媽媽跟我聊了會兒,説到孩子學業落後,不懂的地方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讓人犯愁。聊完,我一轉身,就看見小云僵直地站在一旁,小小的身體裹在寬大的棉服裏。再一看,她兩眼通紅,眼淚在眼眶裏拼命打轉。

  我一下感到心疼,趕緊走過去,問她:“我可以抱抱你嗎?”

  她默許了,把頭埋在我胸前不出聲地流眼淚。

  我輕輕地問她:“你是不是覺得媽媽剛剛是在批評你?”

  “不是。”她抽泣着説,“其實我本來學習挺好的,但後來媽媽出去打工了,現在我跟不上了……”

  她先是默默地哭着,接着就開始嗚嗚地哭,哭得身體一抽一抽,哭得不能自已,彷彿根本停不下來。

  我知道,媽媽外出打工三四年未必就是她學習下滑的唯一原因,但我也知道,對一個小小的孩子來説,這個因素的影響有多大。我感覺她像是要把她所有的委屈、惶惑、無助,還有許多説不出來的情緒都哭出來,把她小小的心靈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和困苦都哭出來。

  這一天,正好是小云的生日。

  某種意義上,這個小女孩哭出了鄉村很多孩子生活中一個普遍的困境:父母常年在外務工,他們缺少父母足夠的陪伴,親子間缺乏足夠的情感聯結;當他們經歷成長路上可能或必然要經歷的挑戰與困難時,也難以得到來自父母的及時支持和幫助。

  小云媽媽因為覺得對不住孩子,最後艱難地作了一個決定,辭了工回家照顧孩子。然而,她又面臨另一重困境——即便現在每天都能陪在女兒身邊,她卻苦於找不到有效的辦法來撫慰女兒,不知道怎麼才能有效地支持女兒走出眼下的困難。最後,她只能嘆口氣説:“唉,都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

  這也是一個真實而普遍的困境:當面臨養育中的各種難題,鄉村的父母們往往束手無策,找不到既有效、又對孩子身心成長有益的方法。

  在幾場講座當中,我問現場的家長,都有哪些難題讓他們感到棘手。這些家長既有像小云媽媽那樣已經返鄉或暫時返鄉的,也有常年留守在家照顧孩子的父母,當然還有很多是爺爺奶奶們。

  他們的難題普遍集中在這些:孩子學習困難或者牴觸學習;孩子玩手機、看電視、打遊戲停不下來;孩子叛逆,家長的話聽不進去;什麼話都説過了,甚至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就是沒用……

  一位年輕媽媽無奈地説:“怎麼現在的孩子比我們小時候難管多了!我管不了了!”即便是在座的一位當過幾十年鄉村小學教師的爺爺,面對他就是不肯寫作業的小孫子,也是一籌莫展。

  我知道,當孩子們學習困難或不願學習的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笨,也不是因為他們懶或不好學,而多半是因為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難關。這些難關不那麼顯而易見,需要有人從旁觀察、解讀,從而給予有效的協助。這個工作,有些時候可以依靠老師,但還有很多時候,則需要父母。

  我也意識到,當有些鄉村的家長對孩子似乎表現出不管不問的消極態度時,那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對孩子不上心,而很可能是他們跟孩子一樣,遇到了讓他們一時無措的難題。他們需要一些有效又有益的策略和方法。

  講座中,有位年輕爸爸讓我印象深刻。整個講座過程他都聽得極其專注。講座後,他告訴我,家裏有三個孩子,他和妻子一直很苦惱,不知道該怎麼教育他們。對於我在講座中分享的親子溝通方法,他説:“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樣,反正我差不多都聽明白了,回家就試試。”

  跟家長們短短几天的接觸,讓我感受到鄉村或多或少有着這樣的需求:需要既科學又好用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指導,助力他們應對養育中的難題,幫助他們更好地去愛孩子、支持孩子。

  無論是在遠方務工,還是在家鄉陪伴孩子,好的家庭教育方式都有助於改善親子關係,有效地幫助和支撐孩子應對成長中的種種挑戰。顯然,對於鄉村父母而言,這一課明顯有欠缺。而在這方面,公益組織往往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或許就是支持和吸引民間機構,以“柔性”的力量,讓更多父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在孩子在哭泣、無助的時候,有一個願意傾聽、給予理解的懷抱,有人可以陪着他們一起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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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國家政策扶持 “新農人”才敢闖敢創

  李思鵬

  我看過夏天的慄花,也見過秋天豐收的慄樹。這兩個樸實無華卻又獨具美感的場景,幾乎是我兒時的全部記憶。而這也是我的家鄉北京懷柔的主導產業——懷柔板栗。5年前,我告別了按部就班的生活,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選擇成為一名“新農人”,和家鄉人一起走上了創業之路。喜歡吃栗子,熱愛家鄉的風土和大地,可能是我最大的動力。

  2017年,我的板栗事業在懷柔渤海鎮正式起步。對於這片土地,我早已十分熟悉,但經營一家公司,對我而言卻是一段充滿未知的探險旅程。喜歡探索未曾見過的風景,或許正是我喜歡的生活方式。幸運的是,剛一入行,我就趕上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熱潮。社會氣氛的烘托與政府政策的支持,讓初涉征途的我備受鼓舞。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真思考了自己創業的意義,以及我在這一行業的優勢。農村創業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打造閉環。因此,我將攻關重點放在了懷柔板栗差異化上,以此為產品打開銷路。也只有腳踏實地把栗子種好、賣好,22萬畝慄樹的千年種植史才能在我手中得到更好的傳承和守護。

  近年來,國家出台了各類好的農村創業政策,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從脱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五大振興”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農業穩步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穩”字當頭指明瞭當下發展的節奏,也讓我們這些返鄉創業者看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全國兩會在即,希望國家能加大對創業議題的關注力度,為更多有決心、有方案、有資源的創業者尤其是青年創業者創造機會,降低創業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與門檻,讓他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敲門磚”。具體到農業創業領域,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鄉村休閒旅遊、農村電商等產業,都是“十四五”規劃期間的重點工作方向。作為一名創業人,我相信努力與堅守必將帶來回報,而國家政策對農村創業的支持,也將為我和所有同行注入更有力的信心。

  創業聽起來是個大詞,但具體做起來,免不了要在細節上較真。剛開始創業時,我們發現:當地慄農的主要銷售方式,就是把栗子賣給當地的倒貨商,根本沒有明確標準。於是,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訂《老慄樹保護價購銷合同》,明確購銷標準,實現優質優價,這一做法既為慄農提供了保障,也讓我們購得板栗的質量有了明顯提升。聽着鄉親們的叫好聲,我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與此同時,將農產品精深加工這一“二產”和農企創意轉型這一“三產”有機融合,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讓我們付出了大量心思。要講好懷柔板栗的“故事”,既需要把握產業融合這條主線,也需要對市場有具體、細緻的觀察。

  幸運的是,我有一羣志同道合的小夥伴一同努力。他們原先大多都在城區有體面的工作,但他們不甘所謂的“穩定”,而是希望回到家鄉,用自己的雙手去探索、追尋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如何讓更多有心創業的年輕人能夠沒有包袱地追求自我實現,也是政策的作為空間。

  上有國家政策應和,下有“創客”努力開拓,年輕人就能更好地為國家和故鄉貢獻力量,在創業的奮鬥中得到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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