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美國推出“美國優先”的逆全球化戰略以來，美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媒體仍沉醉於自封的“國際社會”幻想中，把自己的價值觀標榜為人類價值觀，把自己的輿論等同於國際輿論，動用各種手段給本國“貼金”，對他國進行抹黑。其中，民意調查就是其慣用的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手段。在彭博社發佈的“全球抗疫排名”中，逾3600萬人感染、60萬人死亡的美國，竟然成為“全球第一抗疫大國”。這背後體現的是西方國家的狂妄自大和傲慢，也表明民意調查等各類排行榜在西方已經淪為政治工具，失去了科學價值。
1824年7月，《賓夕法尼亞人報》進行了第一次“無黨派偏見的”大選模擬投票，被視為民意調查的源頭。由此算起，民意調查距今已有近兩百年曆史，並在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學術領域廣泛應用，在西方選舉政治和學術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西方所謂的選舉政治歸根到底代表的是政黨鬥爭。從英國脱歐到特朗普勝選再到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西方民主模式中的政黨鬥爭日益激烈並裹挾着民意。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民意調查機構開始參與政治鬥爭，成為西方國家內部政黨鬥爭的工具，過去那種“無黨派偏見”的民意調查正逐漸成為歷史。與此同時，美國政黨選舉中的各種鬥爭、謾罵和攻擊，早已讓美國民眾對兩黨輪流坐莊失去信任，“選舉制”變成了“選舉秀”，目的只為吸引更多民眾眼球，獲得所謂的選票。基於此背景而開展的民意調查，也捲入了政黨鬥爭，既被歪曲的民意所誤導，也被政黨鬥爭所利用，只不過是政治遊戲。
如今，民意調查更成為西方國家對外戰略的一部分。各類所謂民間機構和中間立場的民意調查報告，在西方中心的主導下開展各種國際民意調查、排行榜，不講科學，不顧事實，對西方國家進行各種美化，對非西方國家則進行醜化。
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最新一輪有關中國的民調為例，民調結果宣稱“美國國際形象反彈，中國國際形象依然呈負面”。這個所謂的“國際性民調”，僅在17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調查，而這17個國家和地區基本都屬於西方陣營。如果去亞非拉國家開展民調，皮尤會發現中國的國際形象遠遠好於美國。但為了宣揚西方中心、白人至上，皮尤不會也不敢去做這種廣泛而客觀的國際性民調。
民意調查的初衷是希望藉助數據反映民意。在互聯網環境下，民意調查網絡化，各類調查越來越多，人們也習慣了各種投票。推崇者認為，民意調查結果等同於個人政見或意志的集合，可以作為政黨施政和外交戰略的依據。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一方面，民意本身充滿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在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政黨、商業、媒體等都會施加一定的影響，從而使民意受到利益集團左右。
首先，民意調查的民意可能是被煽動的民意。無論是內部政黨鬥爭，還是對外輿論攻擊，西方國家擅長運用媒體煽動民眾。一旦民眾被煽動起來之後，這種所謂的民意就不是客觀的。所謂民意調查就失去了應有價值。
其次，民意調查的民意可能是被誤導的民意。部分西方媒體總是戴着有色眼鏡報道中國，對中國進行選擇性報道、片面性報道，甚至故意採用濾鏡、剪輯、捏造等方式醜化、抹黑中國。這些報道會對民眾產生嚴重誤導作用，使得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民眾要麼根本不瞭解中國，要麼所瞭解的中國都是片面的甚至負面的形象。對這種被誤導的民眾進行民意調查，其基礎就有問題，遑論調查結果。
再次，民意調查的民意可能是被代表的民意。民意調查的調查對象選擇關係調查結果，調查對象的選擇性會破壞調查的公正性。例如，皮尤對中美國家形象的調查，調查對象選擇集中在西方陣營的國家和地區，而對中國、對中國的友好國家、對廣大亞非拉國家則不敢開展調查。這種在“小圈子”內部的調查結果，其所謂的“民意”是不客觀的，真正的民意被少數羣體代表了。
正是因為民意不再是客觀的個人意見集合，且主觀性和工具化越來越明顯，所以我們在看待西方所謂民調結果時，必須要提高警惕。儘管民意調查在西方國家被作為民主的工具存在，但它同時也是政黨鬥爭的工具，是對外搞文化霸權、意識形態霸權的工具，而不是民主本身，更無法代表真正的民意。
葉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