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明 編輯|燕子 圖片|網絡
那年冬天，十六歲的我帶着父老的期望，懷一腔青春的熱血，來到黃河岸邊一個鐵路小站當搬道工。別看年齡小，可工作很要好，除幹好本職工作外，打水、掃地、節假日值班，樣樣走在前，很快贏得了領導和同志們的讚許。我的眼前一片光明，鐵路旁那褐色的枯樹、撲面的沙塵、逼人的寒氣，都被奔湧的激情幻化成靈動的飾物，艱苦、辛勞，我是一點也感覺不到，心頭只有事業。但不久，卻發生了一件令我十分傷心的事。
有一夜，我給別人替班，與徐哥一起很認真地熬了個通宵，天明交班時已困得掙不開眼。正想去睡覺，忽聽老站長嚷道：“不要走，馬上開會，全站人都來！”
幾十個人到齊後，只見站長怒容滿面，立即就要雷鳴電閃。我們納悶：出了什麼事？
這位戰爭年代參加工作、直爽而又粗魯的老站長咬牙切齒地吼道：“我看非狠狠整治不可，你們知道昨晚出了什麼事？”眾人面面相覷。
站長接着説：“有人給總機上值班的女同志打電話，耍流氓，這不，被人告來了！”
我當時一楞，徐哥看了看我説：“不要緊，心裏沒病死不了人，反正不是咱倆乾的！”
站長説：“別以為做事多高明，誰幹的事還不好查嘛，昨天晚上能有幾個值班的！”
聽了這話，我像被一桶冰水澆透全身。不是明擺着嗎，值班的只有我和徐哥！站長沒點名，但誰都清楚説的是誰！我和徐哥想辯解，站長根本不讓。我氣恨之極，站長以後説的什麼全然沒聽進去。
散會後，我和徐哥百思不得其解。我倆一夜之間形影不離，可以互相證明，這事絕不是我們乾的。但也沒見任何人到值班室來打電話！是站長陷害？受人尊敬的老站長絕不會的。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事找不着頭，我和徐哥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我太委屈了，平生第一次嗚嗚地哭起來。平時瞭解我的好心人勸我，無用，我氣得一天不吃不喝。
那次會後，站長倒沒再提及這事，他大概也考慮這種上不得席面的事不像我和徐哥這樣的老實人所為，但又排除不了，也就不罰不赦，暫且存疑了。我和徐哥卻心裏總象有塊疙瘩，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是真有那給人家女工友説下流話的，非千刀萬剮不可！
歲月流逝，一恍過去幾十年。有一次，我與久別重逢的徐哥敍舊，徐哥神秘兮兮地對我説：“咱們那次挨訓，我知道是誰幹的事了，原來是某某，他在酒桌上自己説出來的：當時是在另一個地方打的電話，女話務員誤以為是咱們站上打的！”其實，某某也並非有意欺辱女接線員，處於青春期的他，只是對那位女話務員有好感，又怕別人知道，所以借夜深人靜之時給在總機室值班的女話務員打電話搭訕。沒想到那位女話務員參加工作前在農村生活時間長，思想有點封建，對事比較敏感，也便心生厭煩與怯意，第二天一早便打電話向站長告狀。那個時代，對男女之間的事，視為大忌，稍有不慎便被視為品德有失，所以才有站長氣憤斥責之舉。
世事複雜，人的一生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事情。儘管每個人都希望順風順水，但有時還會遭到誤解。尤其是端正老實、愛惜名聲的人，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一定會痛苦不已。不過，還是要想開點，相信總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説起來，很欣賞蘇代蘇軾遇事達觀、百折不撓的人生態度。相對於蘇軾遭遇的挫折，我當年的這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
作者：盧明，男，1960年生人，筆名黃河入海。鄆城縣委退休幹部，鄆城縣作家協會主席，縣詩詞學會會長。系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菏澤市詩詞學會副會長，菏澤學院水滸文化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鄆城縣歷史文化研究學者。在《光明日報》《山東文學》《時代文學》等多種報刊及網絡平台發表散文100餘篇、小説20餘篇、詩詞詩歌1000餘首，其中《菏澤賦》在《光明日報》發表。著有《正話水滸》《水滸印象》《好漢文化探究》《鄆城文史考略》（三卷）文化書籍六部，主編《鄆城文學作品選》《鄆城文韻》《水滸別傳》《水滸酒故事》作品集四部。在菏澤電視台主講水滸文化十三期。
壹點號心夢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