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系統聘任“首席”兩位專家暢談職責變化

在前不久公佈的北京市“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到，本市要強化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對科研攻關，培養公共衞生人才和學科帶頭人，建立首席公共衞生專家制度。今年3月18日，好消息傳來，當日召開的2021年北京市公共衞生工作會議上，市疾控系統四位專家獲聘市級首席公共衞生專家。其中，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長王全意被聘任為流行病學市級首席專家；市疾控中心計劃免疫所所長吳疆被聘任為免疫預防市級首席專家；市疾控中心中心實驗室主任邵兵被聘任為食品安全市級首席專家；市疾控中心衞生毒理所所長李國君被聘任為衞生毒理學市級首席專家。對於本市公共衞生體系的建設，市級首席公共衞生專家到底將如何發揮作用？發揮怎樣的作用？日前，北京青年報記者對王全意和邵兵進行了專訪。

流行病學市級首席專家王全意：

首席公共衞生專家

是危急關頭的壓艙石

王全意簡介：王全意，男，1970年出生，山東醫科大學預防醫學系流行病學專業醫學碩士，現任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長。從禽流感、霍亂、鼠疫，到新冠，他與病毒賽跑了18年。

談“首席”感受

流行病學首席要“解決專業技術難題”

北青報：您如何理解市級首席公共衞生專家這個稱號？

王全意：市級首席公共衞生專家應該在某個方向上能為所在的單位和地區的發展出謀劃策，能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危急關頭能夠起到專業的引領和制衡作用，好比穩定大局的壓艙石。作為首席專家，一定要觀點獨立，也要有專業建議，關鍵時刻一定要能解決實際問題。

北青報：結合您過去的工作，您認為這個新的頭銜對您來説意味着什麼？

王全意：有別於其他的三位首席專家，流行病學市級首席專家對於疫情防控有着更大的責任，特別是面對一些新發、突發的情況，這意味着每天都有新知識，得不斷學習。比如2009年甲流大流行時，我每天早上5點多就要起來閲讀文獻，把所有新知識都更新一遍，因為每天都要去應對。包括最近發生的朝陽大山子疫情、順義區疫情和大興區疫情，每個情況都不一樣，需要不停地學習，不斷完善防控措施。因此作為流行病學市級首席專家，平時要做更多的準備，不斷提升自己。尤其是在出現疫情的時候，流行病學市級首席專家就要站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線，解決防控工作中面臨的專業技術難題，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

談監測與分析

北京已實現對5種症狀的監測

北青報：北京在傳染病防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作為流行病學市級首席專家，接下來，您有何重點目標？

王全意：做好流行病學需要兩手抓，即預警監測和預警分析。傳染病監測是疾控中心最常規的業務，要做好，就得形成從海關到疾控、從臨牀到實驗室的完整的監測體系，而且能夠實現良性運轉，出現新發、突發情況時有成熟的應對機制。這些年北京已經做了很多，比如2008年開發了傳染病症狀監測體系，對發熱、腹瀉、黃疸、皮疹、結膜紅腫這5種症狀進行監測。除了對人進行監測，現在我們還對豬、野禽甚至貓、狗進行流感病毒監測。從效果來看，2016年北京發現我國首例輸入性裂谷熱病例、黃熱病病例，近些年來發現了我國北方地區的首例寨卡病毒病例、基孔肯雅熱病例，都能證明北京的監測體系非常敏感，我們還會繼續做好。

除了監測還不夠，關鍵是要做分析。現在幾乎所有的監測都側重數據收集，忽視數據分析。分析的重要性就在於提前預判，可以為下一步的應對做準備。以北京相對完善的流感監測為例，因為監測體系做得成熟，北京就可以估算出一個時間段內流感的發病率、死亡率、住院率等等。當然目前我們對數據的分析和挖掘還是不夠的，所以進一步完善分析預警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重點。

北青報：首都北京有其特殊性，在應對流行病、傳染病方面，您認為應該有怎樣的視角和站位？

王全意：首先就是要堅持發展的眼光，做好監測預警。比如，北京未來的生態肯定會越來越好，可能會出現新的病媒生物，也許會有新的病原體，必須不斷提升應對能力。其次，北京是國際交往中心，存在很多城市不能比擬的輸入風險。所以北京的傳染病防控一定不能光立足本地，而是要立足全球，要有全球化視角，比如我們要關注非洲的埃博拉進展，要了解太平洋島國現在在傳播什麼疫情，印度、尼泊爾在流行什麼疾病等等，只有做到這些，才能做到有備無患。

對於常見的傳染病，因為應對技術相對成熟，我們可以提前做好準備，但如果想做得更好，對於那些少發的、新發的、輸入性傳染病，就要加強研究力量，北京應該建立新發傳染病的實驗室，完善實驗室技術體系。

談監控職責

疾控就是要把核心業務做深做精做實

北青報：如今，首都公共衞生體系改革箭在弦上，對此您有何建議？

王全意：第一，疾控體系要職責獨立，疾控中心應該幹什麼？應該怎麼幹？幹不好要承擔什麼責任？這個要明確。第二是要提高專業能力，把該乾的工作要做好，不能攤大餅，只追求擴大業務範圍，更要把傳染病防控、計劃免疫等核心業務做深、做精、做實，樹立權威公共衞生機構的地位和形象。第三，公共衞生機構要提高管理水平，不能吃大鍋飯，不能搞逆淘汰，要形成良性的人才發現與成長機制，要形成一定規模的人才隊伍。第四，改革要讓公共衞生機構和專業人員能夠更好發揮其社會價值。實現社會價值是人選擇到公共衞生機構的一個重要原因。專業人員通過能力工作，可以減少病例數、減少死亡人數，單位發揮社會價值，專業人員也有成就感。如果這樣的一個機制捋順了，工作體系能夠良性發展，讓每個人的作用能夠充分發揮的話，我相信公共衞生體系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市級首席專家邵兵：

主動篩查危害因子

守護市民舌尖安全

邵兵簡介：邵兵，男，1973年1月出生，2002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科學專業，獲理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市疾控中心中心實驗室主任、研究員，為守護公眾食品安全兢兢業業近20載。

談“首席”感受

我的工作就是

“發現食品中潛在的新污染物質”

北青報：您怎麼理解在食品安全領域的市級首席專家職責？

邵兵：食品安全工作一直是我國各級政府的工作重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食品安全戰略，讓人民吃得放心。雖然我國食品安全形勢總體平穩，但仍存薄弱環節。我的工作主要圍繞如何準確快速找到食品中污染物、評價其可能的健康危害，為相關部門開展風險預警、風險管理和風險交流提供科學依據，同時也幫助企業查找污染來源並提供解決方案。我們也會開展中毒檢測技術研究，為處置相關食物中毒事件提供技術支撐。這些年，我們幾乎每年都會收到一些疑難食物中毒案件求助，包括很多省外的案子，送來的樣本除了食品，還有人類血液、尿液、嘔吐物，甚至是屍檢樣本。對於這些求助，我們免費給予檢測，隨來隨檢，快速確定中毒物質，為患者救治贏得時間，助力疑難案件偵破。

北青報：在保障首都公共衞生安全方面，您和您的團隊長期對各種食物開展風險監測，監測的意義在哪裏？

邵兵：食品安全是公共衞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監測就是防患於未然。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的目的就是通過系統和持續地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監測數據及相關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及時發現隱患。當前，北京市已經在16個區建立了食源性疾病監測分子溯源網絡系統，並且已經覆蓋全市近500家所有二級以上醫療機構以及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除了國家和北京市下達的監測任務，我們還主動開展食品潛在風險因子的主動篩查和研究，比如多年前我們發現某種食物中一種環境污染物含量異常，及時向管理部門預警，溯源發現是包裝材料污染，有關部門及時採取行動，不僅避免了一次食品安全風波，也為公眾健康加了一道鎖。我的工作就是不斷髮現食品中潛在的新污染物質，開展健康風險研究。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僅為國家制定相關標準提供了依據，甚至成為別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制定標準的重要參考。

談職責變化

希望未來建立統一數據庫

北青報：您認為設置首席公共衞生專家，對於首都公共衞生體系以及疾控人才隊伍建設有什麼意義？

邵兵：設置首席公共衞生專家是為落實市委、市政府《關於加強首都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有關“實施公共衞生高端人才引進計劃”、全面推進首都公共衞生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的具體實踐，也是首都公共衞生高端智庫建設的重要內容。當前，由於公共衞生人員薪酬待遇偏低、職業成就感缺乏、發展前景受限等問題，人才流失嚴重。要建設一支符合首都發展要求的疾病預防控制隊伍，實現首都公共衞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才是關鍵。通過改革薪酬結構、實施公共衞生首席專家制度，有利於保持公共衞生骨幹人才隊伍穩定，同時，發揮首席專家的示範引領作用，推動青年人才快速成長。

北青報：您作為新任的市級首席公共衞生專家，有哪些新的工作計劃？

邵兵：當前食品生產經營和消費不斷多樣化、國際化，極易產生新的風險隱患，我們需要不斷提升對食品危害因子的發現能力，實現食品危害物檢測能力從定向向非定向的轉變。打個比方，以前要看一瓶水是否含有有害物質，只能根據對方的需求，檢測水裏有沒有對方指定的有害物質，今後，我們希望能自己主動篩查出各種有害物質，從而開展評估、預警，這是我們當前要突破的重點。

其中有幾個難點要突破，首先，要開發出更好的樣品前處理材料，去掉樣品本身含有一些干擾因素，比如色素、脂肪等等，同時保留要檢測的物質。其次，非靶向篩查過程中，數據庫很重要。目前儀器公司提供的商業數據庫有限、價格昂貴，且各公司的軟件具有排他性。我們希望未來能建立起一個通用的數據庫和數據處理平台，能夠對有害物質進行快速篩查確認。

目前，我們在科技部“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和國家自然基金委的資助下正在開展相關研究工作，並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將來完成後，成果還可以推廣到環境、臨牀、法醫等多個領域，這樣就能從全市的層面統籌，快速處置各類食品安全風險。 本組文/本報記者 蔣若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