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強勢政府”的莫迪政府，如果堅持“農業改革將賦予農民更多權益和機會”，最終又能做出多少讓步呢？
“如果政府不能撤銷農業改革法案，我們將於14日發起全國範圍的抗議。”走上街頭抗議的印度農民這個週末又向莫迪政府發起挑戰。自11月下旬開始，印度政府與農民已進行多輪談判，但一直無法取得共識。儘管負責印度“三農”問題的部長托馬爾表示，政府願意對新法案進行修正以打消農民的顧慮，但後者是否如他所願“停止撕扯政府”仍有待觀察。莫迪政府本想打破農產品統購統銷模式和中間商的固有利益格局，讓農民直接與市場聯繫，但擔心失去“保護層”的印度農民對此並不領情。印度農民為什麼這些年屢屢上街示威，這次的抗議為何得到海外印度僑民和一些西方國家政要的支持？説到底，農民進軍新德里折射的是印度的“三農”困境。
印度農民 資料圖
為何抗議、自殺和“洋葱危機”多了
自11月26日起，印度農民不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在首都新德里等地舉行抗議活動，反對政府出台的３個有關農業改革的法案——《農產品貿易和商業（促進和便利）法案》《農民（授權和保護）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基本商品（修正）法案》。按照印度主管“三農”問題的部長托馬爾所説：“這些法案是歷史性的，會給農民的生活帶來改變，農民將能夠在全國任何地方自由交易他們的農產品。”但農民要求政府撤銷上述法案，繼續保持現行保障性的“最低支持價格”制度。數以萬計的農民向首都新德里進發，他們在進入城區的主幹道搭建抗議營地，封鎖高速公路。這期間印度警方與抗議者發生肢體衝突，甚至動用了催淚瓦斯與水炮。
類似的農民抗議近些年在印度經常發生，只是規模時大時小，訴求各種各樣。2017年８月，印度50萬農民進入經濟中心孟買舉行抗議示威。當時的背景是，除表達對失業率攀升、農業收入減少的不滿外，農民還要求保障他們在政府機構就業和大學就學的分配名額。2018年3月，印度農民再次進入孟買示威遊行。3萬多名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的農民高舉着紅旗，提出的訴求包括豁免貸款、提高農產品價格等。2018年11月，數萬農民又到新德里國會大樓前示威，抗議莫迪政府推行的低糧價、限出口等農業政策。印度媒體報道稱，相關政策造成農民經營成本飆升、糧價走低，直接導致農民生活水平下降。
除農民常態化的示威遊行，印度農業還有兩個現象值得關注：農民自殺人數增多和“洋葱危機”不斷。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有10281個農民自殺，而1995年至2014年，有近30萬印度農民自殺。洋葱是印度人日常離不開的食材，每次洋葱價格上漲都會引起印度民眾的強烈不滿。
印度擁有世界1/10的可耕地，是世界糧食生產大國。在這個世界人口第二大國，農村人口占到總人口的72%。但選舉政治和工業化進程讓印度農民日益陷入整體危機的境況。眼下的印度農民示威也引起歐美政要和媒體的關注，並對印度政府回應抗議的方式表示“擔憂”。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説，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萎縮本已讓莫迪政府頭痛，持續近20天的農民示威怒火進一步加劇印度執政者的困境。CNN相關報道稱，印度農民對新農業法案表示抗議，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法案摧毀了自己的生計。有來自北方邦的農民表示：“如果我們失去‘最低支持價格’、沒有了這層保護，公司就可以很容易買斷我們的農產品，這會讓我們的處境更難。”在新德里抗議的農民拉克斯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表示：“這就像‘大魚吃小魚’，大商業集團將吃掉印度農民。”
據印度“火線”網報道，近幾天不斷有卡車向抗議者運送大米、麪粉、蔬菜、白糖、茶葉等食物，最近一次甚至送來近十噸重的杏仁。旁遮普邦農民帕爾·辛格説：“這些食物不光來自印度，有的還來自英國和加拿大。我們不缺食物，我們的食物足夠維持幾個月。”據報道，這場曠日持久的農民抗議活動還得到來自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國印度裔錫克教羣體的支持，他們在聚居區和印度使領館門前舉行示威活動。總部設在美國的“錫克教正義組織”甚至威脅稱，為支持農民，他們將“關閉”印度的一些領事館。
為什麼擔心失去“保護層”
莫迪政府的農業法案要改的是什麼？為何引起農民這麼大規模的反彈？事實上，莫迪政府要改的是印度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在維護社會公平和選舉因素推動下，印度歷屆政府在保護農民利益上也下了功夫，對印度農產品價格實行干預政策。為穩定糧食價格，保障低收入羣體的糧食供給，凡印度政府控制的糧源，都從收購和銷售兩個環節控制價格。收購環節的控制價格稱為“最低支持價格”，銷售環節的控制價格稱為“中央統一定價”。
莫迪 資料圖
“最低支持價格”由農業部下屬的農產品成本和價格委員會根據農民生產成本、國內外市場上的價格走勢、收穫季節間的價差、供需情況、“最低支持價格”對消費者的可能影響、國際市場情況、農業貿易週期、農產品與非農產品的貿易條款、農民及其耕畜的費用、種糧應獲利潤等因素研究確定，每年制定一次。中央控制的糧源分配銷售給各邦的價格由印度中央政府制定，具體由印度中央政府，以及消費者事務、食品和公共分配部共同確定，這個價格就是中央統一定價。
這些舉措在維護農民利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種統購統銷方式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業發展。如滋生腐敗、出現貿易中間商等。據印度媒體分析，莫迪政府就是要去掉中間商，讓農民與市場直接聯繫。這些中間商已形成強大的遊説團體，他們經常豪賭農產品市場，農產品價格因此起伏不定，波動越來越大。不僅如此，自2003年印度農業生產市場委員會設立以來，農民所有農產品必須賣給指定政府收購機構，這催生了一大批掮客，他們是農民和貿易商的協調者和溝通者，使農民削弱甚至失去了對農產品議價和融資的能力。
此外，近些年因農業補貼造成巨大財政赤字，印度農產品全球競爭力也有所下降，這些都是莫迪政府出台農業改革法案的初衷。舉例來説，2014-2015財年，印度小麥價格遠低於大部分競爭國家的價格：印度小麥價格是每噸330美元，而泰國是580美元。莫迪政府看到這些弊端，想要通過市場化改革解決這些保護性舉措帶來的問題，並從國大黨對農民的過度保護中解放出來，用市場化手段打通農民與市場之間的聯繫。然而長期的保護已讓農民形成保護價慣性，缺乏保護的農民對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充滿畏懼和害怕，只能通過示威遊行來強化這種保護機制。
《印度快報》11日刊文援引“情報界消息人士”的話稱，抗議活動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綁架”，一些極左與支持左翼的極端分子利用農民的憤怒不斷火上澆油，他們可能想要鼓動農民訴諸暴力與縱火來宣泄不滿。與此同時，印度農民抗議活動背後少不了反對黨的身影。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國大黨與平民黨將於14日在旁遮普邦加入農民的抗議隊伍，兩黨將分別舉行邦級與區級的抗議活動，他們表示“要有足夠的音量讓中央政府聽到農民的聲音”。還有反對黨認為，莫迪事實上“只關注農民手中的選票”。
“強勢政府”能做多少讓步
印度學者亞達夫將近代以來的印度農民運動分為３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反抗英國殖民者的農民起義和抗議示威。第二階段的農民運動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末，主體是土改後獲得少量土地或因土改而改善境況的富裕農民，他們在農村經濟發展和現代工業經濟中面臨被邊緣化，主要訴求是農產品價格和農民工薪酬，是無地農民與大地主壓迫間的鬥爭。第三階段的農民運動主體是經濟改革以來的農民激進主義者。現階段，印度農業發展面臨困境，農民貧困化，農業經濟和生態危機正在變成農民生存危機，農民自殺和“洋葱危機”引發的抗議等都是相應的體現。
據印度媒體報道，擁有近200個農民組織的“全印度農民協調委員會”近年來多次發起農民抗議活動。在印度，還有多個邦的民眾為配合農民抗議活動舉行罷工。印度《論壇報》還評論説，第三階段農民運動正在消除地主、農民、無地農民等之間原有的界限，農村的貧困迫使他們聯合起來發動反抗和示威。傳統上，印度賤民階層是農民工的主要羣體之一，但主流農民並不把他們納入農業活動，不被視為農民。但現在這一趨勢在改變，農民運動更願意讓賤民和農村婦女參與其中。
此外，印度城鄉二元鴻溝不斷拉大讓農民重新思考：是不是現代經濟體系的忽視和生態危機讓農民整體陷入生存危機？或許這是印度所有農民組織第一次在一個共同議題上達成一致：向政府要求公平合理的農產品價格和免除農民債務。新農民運動要求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給予補償，實際支付的農產品價格與政府公佈的價格相同，同時要求擺脱私人放債人的債務陷阱。
事實上，印度中央政府每年向農村投入不可謂不多。2006-2007財年至2011-2012財年期間，印度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中社會服務和農村發展佔比從13.4%提高到18.5%，但農村脱貧效果不佳，歷屆政府在“三農”問題上鮮有進展，政黨在選舉時更多的是喊口號。2014年為了大選，莫迪的印度人民黨承諾對“農業增長、農民收入和農村發展給予最高優先”，並提出具體數字，要採取措施提高農業盈利能力，確保至少超過生產成本50%的利潤。莫迪選舉期間還有很多承諾，如：上台後要在農產品收購“最低支持價格”上增加50%；增加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投入；為60歲以上小農、邊緣農和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障和更多農業保險；改革農業生產市場委員會，在國家和邦設立“土地使用局”、種子實驗室等。然而，莫迪上台後，這些舉措大部分沒有實行，有的政策和立法用新名字替代舊政策和法律，佃農、無地農民和農村婦女等繼續被排除在農業信貸、糧食收購價格支持體系、農作物保險和各種補貼之外。聯邦政府比以前更加嚴格控制對糧食收購支持價格的補貼。2015年2月，聯邦政府在回覆印度農民協會申請農產品收購“最低支持價格”增加50%時表示，“這可能會違背市場（規律）”。
面對各界批評以及印度人民黨在2018年12月拉賈斯坦等５個邦的選舉中全部敗選後，莫迪政府又開始緊急補救——2019/20年度財政預算中大幅向農村、農民傾斜。
2019年大選前，《環球時報》記者到鄰近印度首都的哈里亞納邦農村採訪，對印度農村現狀有了一些瞭解。在名為約特村的村莊，負責村公共福利與農村發展的馬斯特·辛格抱怨説：“8年前政府在農民購買種子和化肥時，會給很大折扣，但現在政府將折扣取消了。現在政府要的農用電費更高了。”辛格當時還説：“現在的政府不支持農民。原來的政府會給農民各種保險，包括水災和天災等，但現在又取消了這些保險。”不過，記者也看到一些印度媒體分析説，“農業補貼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壓縮了農業投資空間”。
那次印度農村之行讓《環球時報》記者印象深刻的還有，受電影《摔跤吧！爸爸》影響，記者走訪的兩個鄉村都修了摔跤訓練場地，村裏人也重視女孩的教育，有的還有婦女技能培訓中心，如教婦女縫紉活。在約特村，學校大門上還畫着兩個身穿校服的女學生。據瞭解，該村學校免除學生所有費用，包括課本費、學費、校服等，中午還有一頓免費午餐。這也難怪，在這次印度農民示威的隊伍中，有農民打出“我們是受過教育的農民”的標語，向政府施壓。但作為“強勢政府”的莫迪政府，如果堅持“農業改革將賦予農民更多權益和機會”，最終又能做出多少讓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