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岸田文雄宣佈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到如願就任日本首相，堪稱“岸田政策”標籤的一個主題，就是推動實現“基於成長與分配好循環”的“新型資本主義”。該理念核心之處在於通過增長促進再分配，繼而解決日本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問題。岸田的主張也被寫入日前自民黨參加眾議院選舉的競選公約。無獨有偶，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也把分配列為競選公約優選事項，強調要通過傾力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復活1970年代的“一億總中流社會”意識。另外，公明黨等其他黨派也以直接或間接表述，闡釋了對克服貧富分化的重視並提出相應政策舉措。
在遭受疫情反覆折磨的日本，貧富差距成為國會辯論重點和各黨贏得支持率的關鍵詞，現金補助等對應政策眼花繚亂，都凸顯了長期被掩蓋在經濟增長虛幻下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無法忍受的民生之痛。新冠疫情持續拖累經濟，經濟低迷暴露底層生存困境，也使日本政壇不得不高度重視，經濟界也無法等閒視之。但指望岸田內閣在短期內解決這個頑疾，現實嗎？
日本在戰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迅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全社會瀰漫着“一億總中流”的均富氛圍，經濟如日中天、科技突飛猛進、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位攀升等，更是加重了“全民皆中產階層”的自我認知。即使進入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的所謂“失去的二十年”週期，日本社會這種中產階層主流認知也沒有發生本質性改變。
但隨着2001年小泉純一郎執政，打着放寬限制和結構改革等新自由主義標籤的競爭淘汰政策不斷落地，在推動日本經濟實現較長週期增長的同時，也製造了以非正式員工為主體的貧困階層，滋生了“富者恆富窮者恆窮”的新貧富輪迴。
安倍內閣的“安倍經濟學”不僅沒能扭轉貧富狀況的扭曲，反而加大了大企業和富裕階層聚斂財富的速度和厚度。舉例而言，安倍二次執政的2012年12月25日日本股價為10080點，至2020年8月28日其辭職時升至22882點，日本主要大企業和富裕階層僅依靠股票就獲利豐厚。菅義偉執政後基本對“安倍經濟學”照單全收，至今年9月14日股價一度達30795點，沒有金融資產的窮人只能望洋興嘆。
另一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日本大企業內部現金留成高達470.84萬億日元（約合26萬億人民幣）。而與大企業腰包膨脹相比，日本工薪層平均工資2012年11月為26.1547萬日元，到2020年6月時是26.1554萬日元，幾乎沒有增加。日本共產黨批判“安倍經濟學”只帶來貧富差距增大，根本沒有產生其標榜的財富由大企業及富裕階層向地方和底層民眾傳導的效應。
也正因此，不少日本民眾不僅將即將到來的眾議院選舉看作對岸田內閣的一次政策審視，也看作是對安倍和菅義偉加劇日本貧富分化的一次“審判”。岸田主張從小泉和安倍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轉換，實現“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並將增長下的“分配”作為政策重頭戲，就是源於對日本社會貧富撕裂的關切，認為如此下去未來扳倒自民黨的將是陡然增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衍生出來的社會怨氣、民意背離。
客觀而言，岸田提出旨在引領“良性再分配”的“重新調整金融所得課税”主張，他領導的新內閣敢於表態要對高收入階層增加課税、平衡貧富差距問題，這讓日本民眾抱有較大期待。但緊接着岸田在國會答辯明顯打退堂鼓的曖昧表態，自民黨公約中刪除“金融所得課税”字樣，則讓人們認識到，依靠保守派系支持當選和換取經濟界利益本身，已經註定岸田內閣沒有十足能力對抗極力維護“安倍經濟學”的各種勢力，也自然沒有膽量從根本上對堪稱頑疾的“貧富分化”問題動大手術。因為以上調股票等金融所得課税為標誌的改革，等於動了大企業和富裕階層的奶酪，岸田不僅投鼠忌器，還缺乏魄力和執行力。
未來不排除岸田會從粉飾內閣出發做一些小修中補的外圍努力，也不排除岸田內閣以增發數十萬億日元刺激對策乃至各種名目補助金來安撫民心，但真正的當務之急，即從結構上糾正日本社會貧富分化、從公平上剷除貧富差距，岸田內閣很可能半途而廢，甚至可能不得不重新走上以增長取悦大企業等老路。至於以後的政府內閣能否大刀闊斧地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一時也很難指望，因為“順應民意”只適用於選舉，“權衡利弊”才是日本保守政治的本質生態。（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