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10月19日文章，原題：美國的政治和商界精英對中國看法不再一致 商業新聞已經成為了解最近歷史的門户。世界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的研究人員告訴投資者，將他們在中國的風險敞口提高到三倍之多。高盛公司獲准全面控制其在中國的證券業務。上海的美國商會報告説，其成員的信心比出現貿易爭端以來任何時候都要強。
在華盛頓，比如説在2018年，沒有人會看好上述情況。在《超級大國對決》一書中，作者描述了特朗普執政初期美國商界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的坦率會面。一些人與特朗普合作，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其作出讓步。對於此後發生的事情，有兩種説法。一種認為，中國回應了關於市場準入和其他許多方面的抱怨。但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否認了這一點。另一種稱商界幼稚地毫無底線。面對一個巨大市場的直接誘惑，在中國進行貿易的風險微不足道。
無論原因是什麼，結果是明確無誤的。美國公私部門的精英們在中國問題上不是鐵板一塊，如果曾經是的話。在華盛頓，對北京的警惕是最接近兩黨共識的東西。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對中國在人工智能和軍事領域的成就感到憂慮。歷屆政府都試圖編織一張由亞洲和澳大利亞朋友參與的網來制衡中國。特朗普的關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
但在其他地方，商業需求佔據了上風。沒有明顯的矛盾：政府似乎並沒有禁止或阻止與中國的所有業務。這裏也不缺乏邏輯。如果美國公司不抓住機會，歐洲或其他地方的公司就會抓住機會。
誠然，兩國科技部門漸行漸遠。但特朗普時代的看法，以為霜凍會蔓延，更廣泛的貿易會受到影響，現在看起來這種看法未免草率。“脱鈎”曾是白宮一些人的夢想，如今已從語言和思想中消失了。當美國商務部長説現在搞這個“沒意義”時，這既是對現實的屈服，也是對進步的肯定。
如果出現的不是冷戰，而是温戰，通過經濟接觸維持關係，那就更好了。但是，美國以前從未面對這種含糊不清的問題，它從未與一個關乎自己生存的對手如此緊密相連。蘇聯並沒有向外國財富管理人招手。
美國和中國有一些20世紀初歐洲的特點：經濟上一體化，而政治上疏遠冷淡，還有國家意識，既糾纏在一起又不在一起。兩國的矛盾沒有理由以類似的力量解開，但也不能否認或掩蓋。（作者邁克爾·斯科特，喬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