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精英正在發生非常重要的代際轉變，這樣的變化同樣發生在美國對華政策精英當中。在拜登政府目前的團隊中，國家安全顧問團隊相較於其他部門明顯年輕得多。就對華政策方面來講，國安委中負責中國事務的朱利安·格維茲（Julian Gewirtza）和杜如松（Rush Doshi）作為“80後”新面孔尤其引人注目。
這兩位年輕官員有着在中國留學和工作的經驗，並且對中國有一定的學術研究成果。與他倆一起，國安委其他成員近幾個月當中密集撰文或發言，顯示出對華政策的一致態度——更多地強調中美關係的競爭性而非合作和接觸；強調民主價值觀和人權的維護；強調對美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維護；強調對“鋭實力”的應對等等。
格維茲與杜如松的年齡和他們的中國經歷，不禁讓人想起特朗普政府國安委中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和他在對華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有些媒體甚至誇張地稱其為“對華冷戰設計師”。因此，有些評論家開始把拜登團隊的這些人稱為年輕“鷹派”的代表，關注這些人較為強硬的對華態度。
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政府內部還是外圍，這些年輕精英的觀念和主張正在對美國對華政策產生影響。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立場也會某種程度上重塑對華政策。儘管拜登團隊的年輕精英的對華政策立場和他們對整個團隊的影響尚未明晰，但仍可以從他們的言論中看出他們與老一代精英之間的區別及其根源，這將有助於理解拜登政府甚至後拜登時期的對華政策變化。但另一方面，簡單給這些年輕精英貼上“鷹派”標籤甚至比照博明而把他們的立場視為特朗普“新冷戰”政策的延續，則很容易產生誤導。一個全面理性的分析需要從多方面考慮。
首先，這些年輕的對華政策研究人員普遍不再像過去美國的“知華派”曾經認為的，中國的發展將會減少中美之間的分歧；經濟聯繫的加深會讓中國在價值觀和制度上向美國靠攏。相反，他們普遍相信，中美的分歧源於難以彌合的制度甚至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這種認識決定了年輕一代精英普遍的——儘管是不同程度的——對華強硬態度和不信任感。
這種認知變化，有人認為源於中美之間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但更大程度上源於這些年輕精英成長於中國快速崛起的21世紀初期，中美關係由合作接觸向競爭轉變的關鍵期塑造了他們的價值觀，讓他們相信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對手”，認為需要用現實主義的態度和手段來應對中國。
其次，這些年輕精英的對華認知，也受他們對美國霸權衰落焦慮的影響。他們成長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一個美國相對衰落的時代，這使他們反而更加在意維護美國的霸權。這是今天美國社會當中普遍存在的不自信和焦慮感，但在年輕精英們心中會更為突出。如果説老一代精英基於歷史知識和社會閲歷的沉澱，有可能會更從容地接受美國衰落的現實和歷史的循環更替，新一代精英則很難有這樣的歷史視角和人生體驗去超越意識形態束縛，從更長的時間維度思考中國的變化，從更多元的角度思考美國自身的變化和中美間的異同。
儘管如此，年輕一代美國對華精英內部也存在巨大差異，正如美國精英整體上陷入極度分裂一樣，因此簡單地標籤化只會干擾對他們的認識。
第一，在個人層面上，格維茲和杜如松兩人雖然給人的感覺和博明類似，都有長期在中國的經歷，但事實上有着巨大差異。與博明不同，格維茲和杜如松進入白宮之前接受過長期學術訓練和智庫經歷，因此對中國問題和國家安全議題有着較為紮實的學術和外交職業素養。這些專業訓練顯然讓他們對中國的理解遠比博明更為深厚，也不太容易被意識形態和政治化情緒所左右，認識到“對抗”和“競爭”之間的不同，在應對中國崛起的同時也會謹慎考慮對華政策對美國自身的影響。
第二，在團隊層面上，拜登政府與前任的最大區別是專業人員主導外交事務。這種差異帶來的後果不可低估。正如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哈斯（Ryan Hass）所言，拜登團隊當中不存在類似於班農那樣熱衷於將國家安全政治化的極端人士，因此在強調強硬外交的同時不會忘記合作。就此而言，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儘管會像以往大部分新政府的初期態度一樣以強硬開始，但會刻意拋棄特朗普的單邊強對抗手段來重塑美國外交政策。同理，國安委的年輕官員在這樣一個總體框架內會採取與博明不同的策略，將重點放在幫助拜登恢復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溝通渠道上。
第三，有必要考慮到美國黨派差異對美國外交和對華關係的影響，以及在這些年輕精英身上的體現。儘管美國兩黨和左右兩派在外交方面都有各自偏執極端的一面，但是二者的最大分野之處在於，民主黨人傳統上尊重國際秩序和國際組織，堅持多元主義和多邊主義理念，故而在行為方式上較共和黨易於溝通協商。這種黨派差異不可能不對這些新一代精英有所影響。
總體而言，美國的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政治精英代際轉變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也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我們需要對這些新一代精英給予格外關注，以適應這種世代更替所塑造的現實環境，為自身尋找新的話語方式和行為模式來更好地溝通和應對。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到他們影響的侷限性，以及與目前依舊佔據主導地位的傳統精英之間的張力。（作者是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