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襲事件發生20年了。
20年過去，美國紐約雙子塔的烈火濃煙彷彿仍在眼前，恐怖主義的陰霾依舊籠罩在世界上空。20年間，美國的“反恐”進程“把阿富汗政權從塔利班換成塔利班”，這種頗具反諷意味的“輪迴”，宣告了美國所謂“反恐戰爭”的失敗。
“美式反恐”為何越反越恐？自詡為“正義之師”的美國為何沒給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全？在“9·11”事件20週年之際，本報邀請國際問題專家就這些問題進行對話。
“9·11”事件為何發生？20年間，美國內政外交發生哪些變化？
2001年9月11日上午，兩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撞向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另一組劫機者迫使第三架民航客機撞入華盛頓五角大樓，造成2977名平民遇難及19名劫機者死亡，美國經濟損失達2000億美元。這是美國遭受的最為嚴重的恐怖主義災難。2001年10月7日，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
李海東：“9·11”事件的發生基於多方面因素：一是美國沒有處理好與伊斯蘭國家的關係。多年來，美國的中東政策總體而言是“一邊倒”地偏袒以色列，導致其與伊斯蘭國家關係持久緊張，中東地區的諸多宗教極端主義者更是對美國充滿仇恨。二是美國沒有處理好自身問題。儘管美國已經擁有十分發達的情報系統，但20世紀90年代其整體安全情報和外交資源主要用於籌劃如何與其他大國開展大國地緣政治對抗，並未足夠重視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直接威脅的伊斯蘭世界中存在的極端主義者。美國情報系統誤導了決策者，使其出現重大政策失誤。“9·11”事件打了美國一個措手不及。
有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策劃“9·11”事件的“基地”組織正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20世紀80年代，為了遏制蘇聯，美國在阿富汗大力支持伊斯蘭世界中的反蘇力量，其中就包括“基地”組織。由於美國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和判斷，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李偉：“9·11”事件給美國造成巨大打擊，並對其國家安全觀念產生極大衝擊。在此之前，美國認為對其構成威脅的對手以國家行為體為主，但“9·11”事件表明，作為非國家行為體的“基地”組織，也能對美國造成幾乎致命性的打擊。
之後一段時期，美國整體國內政策圍繞“反恐”進行。例如，“9·11”事件發生不久，美國以“反恐”名義頒佈了《愛國者法案》。同時，美國實施了大規模的政府改組，包括成立國土安全部、設立國家反恐中心等，並在一定時期內修改了與留學、移民相關的一系列政策。
在外交領域，美國從小布什政府時期開始採取以“反恐”立場劃分敵友的對外政策，即誰支持美國“反恐”，誰就是美國的朋友，反之就是美國的敵人。
“9·11”事件後，美國給國際社會造成最大影響的舉措是發動了兩場所謂“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孫德剛：“9·11”事件發生以來的20年間，美國對外戰略發生多次重大轉變。事件發生後至2011年的10年間，美國相繼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對外戰略重心從大國博弈轉向“反恐”。從2011年至2021年的10年間，“反恐”和大國博弈同時處於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位置。隨着美國正式結束20年阿富汗戰爭，其對外戰略重心迴歸地緣政治的大國博弈。
在所謂“反恐”方面，美國主要採取以下舉措：一是以政權更迭為目的組建“志願者聯盟”，發動阿富汗戰爭，並糾集一撥“小兄弟”發動伊拉克戰爭；二是發起“反跨國恐怖主義論壇”，並把打擊反美力量一併納入“反恐”行動之中，給朝鮮、伊朗、敍利亞等國“貼標籤”，將其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三是將高科技應用於“反恐”行動，在中東、中亞等地區建立多個無人機基地，對恐怖分子進行定點清除。
所謂“反恐戰爭”為何慘淡收場？美國“反恐”政策出了哪些問題？
據外媒報道，美國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發佈報告顯示，美國在“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的預算成本和未來債務總額，“以當前美元計算約為8萬億美元”；此外，約92.9萬人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喪生。
然而，無數的金錢和死亡並未換來美國人期待的和平與安寧。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佈的民調顯示，近七成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未能在阿富汗實現目標。
李偉：美國摧毀“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訓練營地後，其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步入歧途。一方面美國以“反恐”為名“夾帶私貨”。2003年，在發動阿富汗戰爭僅兩年後，美國為了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捏造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虛假情報，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其根本目的是在中東國家推行“美式民主”。最終，事與願違，反而在伊拉克催生了另一個新的國際恐怖勢力——“伊斯蘭國”極端組織。
另一方面，2011年擊斃本·拉登後，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便只有“反恐”之名，而無“反恐”之實。此後10年，美國的對手不再是恐怖組織，而是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其目的是在阿富汗扶植一個親美的傀儡政權。而這一政權並不符合阿富汗的整體國家利益。
美國看似高舉“反恐”旗幟，實質卻在不斷製造新的恐怖主義，並使恐怖主義發展蔓延的土壤更加肥沃，恐怖活動日益猖獗。
孫德剛：美國的“反恐”政策主要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沒有弄清恐怖主義具有多重根源，如思想層面的意識形態極端化、社會層面的族羣對立和分裂主義、經濟層面的貧窮導致極端分子鋌而走險，而是簡單採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引發新的矛盾。
二是錯誤地認為民主是根治恐怖主義的良方，將二戰後對日本、德國的民主化改造用於伊斯蘭國家，企圖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打造“民主樣本”，結果出現“水土不服”。同時，美國簡單地將民主治理等同於民主選舉，導致這些國家在選舉中以部落、教派、族羣等劃線、抱團，原有的國家認同和內部平衡被打破，族羣之間的對立進一步加劇。
三是過於迷信高科技“反恐”手段，無人機“斬首”行動常因情報失誤而造成平民傷亡，加劇中東地區反美情緒，讓美國大失民心。
李海東：美國在“9·11”事件後的一系列“反恐”行動遠未達到其預期目標，決策者一再犯錯，政策失敗成為20年來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鮮明特點。
例如，美國以塔利班庇護“9·11”事件幕後主使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為由，發動阿富汗戰爭，在推翻塔利班政權後，基於新的戰略考慮，不僅未從阿富汗撤軍，反而將北約力量帶入阿富汗。在此期間，美國還盲目地開闢了伊拉克戰場，把顛覆薩達姆政權作為其“反恐”的一個目標。此後，美國還加大對利比亞、敍利亞等中東北非其他國家內政的干預。事實上，美國並未將心思真正用於反恐，而是將大量資源用於顛覆其他國家政權，試圖借“反恐”之名對相關國家進行美式改造，並利用美國在不同地區的軍事存在搞大國地緣政治角逐把戲。但美國的能力與目標不相匹配，致使其政策反覆失敗。可以看到，“9·11”事件之後，美國外交政策錯誤迭出，錯上加錯，最終導致其在阿富汗的狼狽大潰敗。
美國在中東釀成哪些惡果？給世界留下多少隱患？
日前，伊朗國家電視台援引國際慈善組織救助兒童會的數據稱，美國入侵阿富汗的20年間，近3.3萬名兒童被殺害或致殘，且這一數字不包括因飢餓、貧困和疾病而死亡的兒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8月31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今天，1800萬人，也就是阿富汗幾乎一半的人口需要靠人道主義援助才能倖存。”
如世人所見，“9·11”事件發生20年後，高舉“反恐”這面“正義大旗”的美國，留給中東乃至世界的是更多苦難和安全隱患。
孫德剛：“9·11”事件發生之後，世界各國普遍同情美國人民，國際社會也一致認為恐怖主義活動與反恐怖主義活動是一對主要矛盾。然而，美國錯誤地發動兩場所謂“反恐戰爭”，從受害者變為加害者和佔領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造成大規模的無辜平民傷亡，導致國際社會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對美國的看法發生轉變。
在美國發動戰爭之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較強。然而，美國試圖“嫁接”西方選舉政治，導致兩個國家內部族羣矛盾上升，部分失去資源和權力的前政府官員、軍人轉而加入極端組織。美國發動所謂“反恐戰爭”的另一個結果是，地區民族主義抬頭，包括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反美主義上升，併為新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活動提供了土壤。
此外，近年來歐美國家頻繁發生的“獨狼式”恐怖襲擊事件，也是美國“反恐”行動產生的衍生品。其中大部分“獨狼式”恐怖分子都受到“伊斯蘭國”極端意識形態的影響。
李海東：過去20年，國際恐怖主義危害並未減弱，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政策失誤導致多個國家、相關地區以及美國自身的深刻混亂。美國在“反恐”中的雙重標準和三心二意，還增加了國際反恐協調與合作的難度，恐怖主義始終未能被徹底清除。
對世界而言，美國越來越危險了，其以“反恐”之名不斷顛覆其他國家政權，並在不同地區反複製造危機和動盪，非但沒有給其自身和世界帶來安全，反而使其所到之處盡是混亂，並由此催生出更多恐怖分子，讓世界變得更不安全。可以説，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混亂的製造者和散播者。
透過美國20年的所謂“反恐”行動，越來越多人看清美國對外政策損人害己的本質，也看清了美國對外行動的危險性。世界各國對美國更加警覺和牴觸。
李偉：除了在發動兩場戰爭期間催生出新的恐怖組織之外，美國還試圖利用恐怖組織遏制圍堵其他國家。例如，眾多證據表明，美國為了推翻敍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政權，暗中為“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在敍利亞的活動提供武器；2020年，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宣佈，把對中國構成恐怖主義威脅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移出美國定性的恐怖組織名單。種種行為表明，美國並未將反恐作為真正目標，而只是將其作為維繫自身霸權地位的工具。這種做法導致恐怖活動愈演愈烈，並且反噬美國自身。當下，無論美國還是國際社會，都在承擔美國“反恐”釀成的惡果。
當前，國際反恐面臨哪些新挑戰？美國應當如何發揮應盡作用？
8月2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國際機場發生兩起爆炸襲擊，致使大量阿富汗平民和13名美軍士兵死亡，成為10年來駐阿美軍傷亡最慘重的事件。“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發表聲明宣稱實施了此次襲擊。美媒稱，美國和盟友花了20年時間試圖挫敗阿富汗境內的恐怖主義，但這次襲擊表明恐怖主義仍是一個威脅。
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並沒有根本消除，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仍然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李海東：接下來，國際反恐還將面臨諸多新挑戰。一方面，儘管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並宣佈組建新政府，但阿富汗局勢仍存在不確定性。在其他國家難以生存發展的部分極端主義者會利用阿富汗未來一段時間內部治理薄弱局面，將其作為庇護所或集結地，從而加劇全球反恐形勢的複雜程度。此外，美國20年來的所謂“反恐戰爭”產生大批難民，給許多國家造成困擾。難民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也給極端組織煽風點火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對反恐的態度存在嚴重分歧，部分政治精英想繼續推行所謂“反恐”政策，而美國民眾則希望將更多資源用於國內發展，這意味着未來美國“反恐”行動將缺少更多國內支持，相關投入勢必相應減少。美國在製造出更多恐怖主義力量之後，卻在全球反恐進程中逐漸減少自身的努力和投入，這將給國際反恐合作進程帶來更多困難。
李偉：美國政府應當摒棄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放棄將反恐“政治化”“工具化”的錯誤做法，真正從本國民眾利益以及國際利益出發，而不是僅僅服務於國內大資本集團，以“反恐”為名來謀取一己私利，助長恐怖主義的囂張氣焰。
美國政府必須認識到，無論打着什麼旗號的恐怖主義都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威脅和危害，絕不能為了所謂“大國競爭”戰略，而去支持或縱容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的恐怖組織，這樣只會損害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世界各國只有堅持以建設促穩定、以發展促安全的思路，聯合開展有效的反恐行動，縮小恐怖組織的活動空間，剷除恐怖主義的滋生土壤，才是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根本出路。
孫德剛：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表明，美國所謂的“反恐戰爭”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在於美國始終戴着有色眼鏡，不願與其他大國在反恐領域開展真正的多邊合作，而只是建立了一個“偽多邊”的“反恐”聯盟。美國一方面希望藉助中國、俄羅斯等大國以及伊朗、沙特、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的力量，打擊恐怖主義；另一方面卻對這些國家的內政指指點點，並打着所謂“宗教自由”、“少數民族人權”的旗號反對這些國家的反恐與去極端化行動，暴露出美國在反恐問題上的功利性和雙重標準。
美國政府必須在反恐問題上改弦更張，應當與其他國家的反恐進程保持一致步調，借鑑別國的反恐與去極端化經驗，推動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的概念定義儘快達成共識，避免在反恐進程中將恐怖主義與特定的民族、宗教掛鈎。同時，應當堅持以聯合國為中心開展國際反恐合作，在打擊恐怖主義融資及網絡恐怖主義方面形成合力。
更重要的是，反恐應當迴歸治理這一根源。對阿富汗、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也門、索馬里等動盪國家，加強安全治理，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是國際社會當務之急。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應當施以援手，尤其是發達國家應當承擔更多責任，幫助這些動盪的國家實現穩定和發展，多管齊下推動反恐與去極端化工作。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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