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9月22日，美國遊説團體兩黨聯盟致信國會，要求加強憲法對總統行政權力的制衡。圖/新華社
據彭博社9月22日報道，美國遊説團體兩黨聯盟當天致信國會，要求加強憲法對總統行政權力的制衡。這個遊説團體聯盟得到了157個不同政治光譜的組織支持，其中既包括民主黨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等左翼團體，也包括“共和黨支持法治”等右翼組織。
該活動的發起者直言不諱地稱，之所以要推動限制總統行政權，是因為“唐納德·特朗普暴露了我們政治制度中的一些裂縫和漏洞”。
這一活動配合了美國國會民主黨黨團正在做的事。過去幾個月，眾議院的民主黨人一直在打磨《保護我們的民主法案》，重點是糾正特朗普任內通過頒發總統行政令獲得的“行政獨大”權力。但實際參與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有各自的利益考量。
特朗普濫用權力
破壞了美國政治分工機制
特朗普上台後不斷濫用行政權，破壞了美國政治運行的分工體系，隨即刺激了限制總統行政權的各種活動，有的是明面上推動的，有的是暗中進行的。
2017年，特朗普“通俄門”事件沸沸揚揚之時，美國參議院以98:2的票數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特朗普不得在沒有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
2018年6月，特朗普威脅對中國、歐盟發動關税戰，美國270多家商業組織呼籲國會通過立法，限制總統徵收關税的權力。
去年11月，拜登大選獲勝後，民主黨人一直擔心特朗普會採取極端手段改變選舉結果，變相延長總統任期。為此，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甚至曾與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通話，商討採取“預防措施”。
馬克·米利最近是個焦點人物。《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和科斯塔，在即將出版的《危險》一書中披露，因擔心特朗普濫用戰爭權，米利曾兩次致電中國軍事將領，保證美國不會發動襲擊，並稱如果將發生襲擊，會事先通知。
而據《華爾街日報》網站9月17日報道，其實米利在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間，還與十幾個國家的軍事將領打了大約20次電話，目的都是確保各國不因特朗普的攻擊性語言產生戰略誤判。
特朗普時期濫用總統行政權造成的動盪讓各方餘悸未消，促使當下限制總統行政權活動進一步升級。
限制總統行政權各方的利益訴求並不一致
看上去，目前一系列限制總統行政權的舉動，是美國政治運行機制在自我糾錯，矯正特朗普時期造成的破壞，但其實各方有各方的利益考量。
美國國會民主黨團醖釀推出的《保護我們的民主法案》，要點是總統不得隨意特赦涉嫌貪腐案件的人、不得拒不回應監督部門的傳票、不得違背國會通過的撥款，不得任意開除各部會的監督人員、不得對內部揭弊者（吹哨者）和進行調查的檢察官進行報復等。
此外，法案還將加強《哈奇法案》中規定的處罰。該法案禁止聯邦政府僱員在執行公務時參與政黨競選活動。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特朗普時期的“舊聞”：特朗普曾趕走了美國國防部、國務院、美國情報機構的獨立監察長。特朗普團隊的核心成員——其長女伊萬卡、女婿庫什納、國務卿蓬佩奧等人也曾多次被指控涉嫌違反《哈奇法案》。
雖然《保護我們的民主法案》旨在消除“特朗普餘毒”，但核心訴求是恢復國會的權威。這與今年3月5日，拜登下令對敍利亞發動空襲後，美國國會跨黨聯盟開始推動限制總統的戰爭發動權性質相同。這一行動在美國眾議院於今年6月廢除《授權對伊拉克使用武力決議》後，已有進展。
而遊説團體推動限制總統行政權的訴求，則更加複雜。有的是為了維護行業利益，有的就是純屬“拿錢辦事”。
跳不出歷史循環國會與總統博弈由來已久
其實，美國國會與總統的博弈就是一個歷史循環。
美國總統行政權的擴大，始於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的核心是“干預主義國家化”。冷戰開始後，杜魯門在美國政府內部展開“忠誠調查”，此後 “忠誠調查”擴大到國會，總統權力急劇擴大。朝鮮戰爭，就是杜魯門下令美軍在仁川登陸兩天後，才通知國會的。
上世紀70年代，尼克松 “水門事件”曝光,國會憑藉迫使尼克松辭職的彈劾權部分恢復了權威。1998年彈劾克林頓，也體現了國會的餘威。
但在最近20年，隨着美國頻繁發動戰爭，總統權力再一次擴大。1999年克林頓未經國會授權就空襲南斯拉夫，2011年奧巴馬未獲國會授權就軍事幹預利比亞，拜登今年3月空襲敍利亞，都是例證。
從歷史角度可以發現，美國國會與總統的博弈，總是因危機出現而升級，而美國自己通常是危機的製造者。這是一個難以跳出的怪圈。
為此，《保護我們的民主法案》發起者之一謝安達説對了一點，他説：“美國的民主政治比我們所知脆弱得多”。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 | 徐立凡（專欄作家）
編輯 | 何睿
校對 |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