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處長體驗外賣小哥生活
12小時只賺了41塊”
最近這條新聞
讓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係處副處長王林出名了
不少人覺得這位處長的工作表現
實在是太笨拙了
但王林的師父、外賣騎手高治曉卻挺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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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説：“我給他那天的表現打80分。
但如果是按照外送員的標準的話
我只能打30分。”
這段師徒關係，源於王林在街上偶然的拜師學藝。巧合的是師父正是在北京城騎手界頗有名氣的“逍遙哥”高治曉，去年他因為疫情期間給定點隔離醫院派送等感人之舉，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
這對“師徒”也觸動了行業規範制定者和監督者的神經。4月28日，美團披露，公司已新開22場懇談會，採納了騎手的19條建議，正在改善騎手的配送體驗，並新增了“申訴審核綠色通道”“寶貝陪伴日”兩項幫扶政策。
記者找到了高治曉，在他“五一”工作間隙完成了這次採訪。
從高治曉傳來一段段語音留言可以知道，北京這幾天入夜時風很大，獵獵的風聲有時甚至會蓋過高治曉的説話聲，他時而興奮地加快語速講述，時而喘着氣説一句：“不好意思，我要去送單了，等會再聊……”
“送外賣竟然帶了一個處長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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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快點老王，要超時啦！”高治曉總是這樣扯着嗓子催促王林。
收徒時，高治曉並不知道王林是一位政府官員。王林當時説：“我是一個新媒體從業者，想要帶大家體驗一下外賣小哥的生活。”高治曉爽快地收下了這個徒弟，也不怵一直對着自己的相機鏡頭，畢竟“這就是要給大家展示外賣小哥最真實的苦樂”。
在此之前，高治曉沒收過徒弟。“只有那些送得最多的，別人才會找他拜師。”高治曉説騎手可以在手機應用裏看到每週更新的外賣小哥送餐排行榜，平台公佈前幾名的單數和公里數。位居榜首的那幾位總會成為請教對象。高治曉不是“單王”，自然也就沒人特地向他請教。
高治曉也無意向“單王”靠攏。他説：“我每天就給自己定一個掙400元的小目標，要是達到了就不再掙了。”
高治曉帶王林這個徒弟帶得並不輕鬆。有時候高治曉甚至覺得王林有點倔，明明叮囑過的訣竅，王林聽不進去，卻總愛接一些性價比低的單子。
到了用餐高峯時間，騎手分秒必爭。外包騎手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自己挑選平台派送訂單。相對而言，寫字樓的單子是比較輕鬆的活兒，因為疫情防控的原因，大部分騎手只要把外賣放在一樓大堂的存放處，避免了上樓挨家找的麻煩，但是王林不聽勸，攬了不少小區的單子，七拐八拐的樓宇和單元，他根本弄不清楚地形。“最遠的一次，他還接了一個8公里外的單子。”説到這兒，高治曉無奈地笑了。王林無論是待人接物還是騎車送餐都是慢條斯理的，這讓高峯期送餐時“跑得就像一陣風”的高治曉總有種想要直接上手幫忙的衝動。
12小時外賣生涯結束，王林迴歸了正常的工作。得知真相後，高治曉在興奮之餘有點拘謹，開始改口叫“王處”，有時還自我調侃，比如朋友圈裏寫下“送外賣竟然帶了一個處長徒弟，送完以後徒弟到現在也沒聯繫了，家人們，這問題到底出在哪裏了？”
其實體驗結束後，王林約高治曉在一家麪館見了一次，當時聊的就是王林想要幫助他建起“騎手之家”。
片子播出後，各方對於改善騎手生存狀態、變革行業規定的呼籲不絕於耳，但高治曉看待這個問題卻挺平和。他説：“這個城市的外賣小哥是一個很龐大的羣體，任何規則的改變，都不能一刀切，都得慢慢來。對騎手是這樣，對平台也是這樣，這才是真的公平。騎手和平台，也不是弱者和強者的關係，不然只會激化矛盾。”
▲高治曉正在送餐。高治曉供圖
曾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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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治曉是個能説會道的人，而且善於捕捉生活中的樂趣。
在送外賣的間隙，王林問高治曉：“外賣小哥長時間工作後，是不是需要個休息提示？”高治曉不置可否，只是向他演示了一番自己獨創的休息方式。他覺得外賣小哥車後座的外賣箱就是最理想的休息場所，如果累了，就往上面一躺，還可以蹺着二郎腿刷視頻，簡直就是天然的大沙發。
也就是在這趟體驗之旅中，王林許多想當然的預設被局中人高治曉戳破了。
其實，這已經不是高治曉第一次代表外賣小哥在大眾媒體發聲了。第一次發聲，機會同樣純屬偶然。去年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這是高治曉所説的“距離人生高光時刻”最近的時候。機緣來自外賣平台的一次疫情故事線索徵集。
“我看到這個通知就報名參加了，我原本想的是參與的人應該能得到一些小禮品。”這是高治曉最初的簡單想法。
他投稿講述了一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去年2月北京疫情最吃緊時，他發現了平台上有一個遲遲沒有人接的訂單，這是來自定點隔離醫院的跑腿代購藥品的訂單。訂單後面還有留言“慢性病需要及時用藥，感謝幫忙”。高治曉想着人家説不準真是火燒眉毛了，再説定點醫院防控嚴格，也就是送到定點寄放，應該沒事，他就壯着膽子接了那單。沒想到這卻成了他登上美國雜誌封面的開端。
不久後，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採訪了他整整一天，對於他的各種工作細節問得特別細。而他關心的是“國內大家夥兒是不是都能看到”。他實在太想自己代表的這個羣體被更多人看到了。
高治曉今年34歲，10年前進入外賣騎手行當，見證了作為職業的外賣騎手從無到有。最早時他在一家湘菜館學廚5年，已經做到了大廚。和自家餐廳裏的外賣員接觸多了，他發現這個行當收入比自己想象的多：有時利潤高的單子，每單就能收穫10元，這樣一天下來收入三四百元也是有的，當時做廚師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四五千元。
▲高治曉正在送餐。高治曉供圖
高治曉先是從晚上的兼職開始，每天騎着舊山地自行車送一兩個小時外賣，後來索性就成了全職的外賣騎手。
“當時我們飯店生意不景氣，兩位大廚要裁掉一位。我幹得比另一位好，我看他生活壓力也大，就主動辭職了。”這是高治曉成為全職騎手的契機。
高治曉最初加入的平台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當時因為外賣騎手數量還不多，在2013年到2015年之間，平台還能給騎手發基本工資、上保險。這是他理解的“騎手黃金時代”。後來從業的人越來越多，也就出現了“外包”的騎手，“五險一金”、外送提成都需要和第三方外包公司而不是平台商定。“平台每天扣除3元，幫我們代繳保險。”即使是這樣一筆小錢，也讓高治曉更有安全感。
相比專送騎手，高治曉覺得還是做外包的兼職騎手更加適合自己,“外包的兼職騎手可以挑選自己想送的單子，不必對系統派單照單全收。多勞多得，只要每天辛苦一點，還是能達到賺錢的每日小目標。”
其實高治曉也曾經做過半年美團專送騎手，有時會因為一些大餐飲店優先堂食出餐，讓外賣騎手一直等着而和商家發生爭執。
現在，高治曉常年負責派送的區域在五道口、中關村一帶，那裏高校雲集，他最喜歡的也是給大學生送外賣，因為年輕人大多很尊重外賣小哥，即使超時了幾分鐘也不會給差評。他還記得疫情最嚴重時，自己連續6天只能戴同一只口罩了，有一位清華大學的女生在收外賣時特地給他拿來了兩隻口罩，並且對他再三道謝。
讓人不舒服的人和事自然也是有的，有的人把外賣小哥當成了跑腿代購，凌晨時下一個炒飯的外送單，並且在外賣系統裏給騎手留言：給我帶包“金陵十三釵”。高治曉回覆：找了四五家店了，實在是沒地方找賣那種煙。對方答覆：我把訂單取消了，給你一個差評。也有的人在高治曉把外賣送到他手裏後，會要求“把家門口的垃圾帶下去”。還有一次高治曉在小區裏送餐，迎面走來一個老太太，高治曉的電動車明明距離她還有十多米遠，老太太就開始嚷嚷：“離我遠點，你們這些人就是喜歡橫衝直撞的……”
但是這些年，高治曉面對委屈心態越來越好了，他向記者講述這些不通情達理的人時，僅是輕描淡寫形容説“有些人就比較有意思……”
但無論如何，高治曉還是把做外賣騎手當成人生過渡階段。在做騎手這幾年間，2018年他到福州開了一家小餐館，計劃開啓新的生活，但一年多以後卻因為生意不好關門了。當時他還欠下了一些外債，但他沒灰心，計劃着重操舊業，等還清了債務、有了積蓄，重新出發。
3000多名外賣加入“騎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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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馳的電動車上，高治曉和王林聊起過自己的夢想：他想要組建一個有線下活動場所的“騎手之家”。在這個實體空間裏，剛入行的新人可以接受一些法律和行業培訓，互相分享跑單心得和困難，騎手們辛苦了一天還可以在這裏娛樂放鬆片刻。
雖然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找到這樣一個場地很難，但現在高治曉的“騎手之家”微信羣已經壯大到了七八個，已經有3000多名外賣騎手入羣了。
這些騎手羣白天總是鴉雀無聲，到了晚上九十點鐘才漸漸有了人氣。要是趕上一位女騎手入羣，羣裏氛圍一下就活躍了，大家都會打趣上半天。
將心比心，這是高治曉成為外賣騎手這些年學會的。現在高治曉有時自己也會點外賣。“每次我一點外賣，就會盯着那個外賣配送頁面看，騎手距離我還有800米我就跑到路口等他了，就害怕他找不到路。外賣一接到手裏就趕緊説一句萬分感謝，再叮囑一句路上開慢點。”
“騎手之家”活動場所沒有進展，高治曉想着可以先從自己圓明園附近的簡陋出租屋開始小範圍嘗試。4月下旬一天，他在朋友圈裏貼出公告“即日起騎手之家外賣小哥大聯盟將為辛苦了一天的外賣小哥準備可口的夜宵！每晚10點讓我們相聚一堂，分享一天的跑單心得，彼此學習掙錢經驗！所有吃喝都免費提供，並由逍遙哥親自掌勺烹製！由於活動空間有限每天騎手之家成員限制10人一個批次，活動地址（海淀區圓明園東門）！羣主逍遙哥宣！”
這個“五一”的聚餐正好是這個線下小聚的第10場。前幾天他總結道：“‘騎手之家’成立半年，本人積極同各方面對接，為騎手兄弟們發送擋風被3000餘套，保温杯300餘個，找回遺失身份證10多個……”
現在高治曉已經開通了抖音號和快手號，名字就叫“外賣逍遙哥”，粉絲都還不多，但是他只要晚上10點多下工了不太累就會直播一會兒。“也不説啥，就是嘮嘮送外賣的生活。”他説。
逍遙哥的名字來自他20歲時玩的網絡遊戲。他覺得“逍遙”二字代表着自由、灑脱、不拘一格，就是自己性格的寫照。
每天晚上10點以後，外賣箱空了，一天的業績達標了，一路開着電動車上四環，沒有紅綠燈也不堵車，只能聽到耳邊的風聲，他唱着歌，疾馳在回家的路上……這是逍遙哥的逍遙時刻。
來源：解放日報·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