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3月，美國疫情爆發。
10月9日，全美已累計超過78萬人確診，累計死亡超過21萬。儘管數字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疫情仍然起伏不定。除早期疫情比較嚴重的紐約等地生活正在逐漸迴歸正常之外，其他地方還在等待轉機。
從物質層面説，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強國，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實力與美元霸權沒有國家能夠與之相比。從人口角度來看，美國總人口約3.3億，不到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按照常理，美國抗疫應該比中國更為容易，也更為高效。
然而，現實情況卻正好相反，在中國疫情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時，美國疫情卻進入了持久戰。作為全球實力第一強國，美國抗疫為何如此不力？
顯然，經濟實力強大的美國抗疫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物質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社會問題，一個文化問題。
當疫情疊加選情
美國作為一個多黨制國家，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民眾可以選擇由誰來執政。在某一個政黨執政的時候，在野黨可以監督它，使其不要太偏離大家認可的社會契約。而多黨制難以避免的一種弊端，則是兩黨為了爭奪執政權的不擇手段，包括惡意誹謗、蠱惑宣傳等。
2020年恰逢美國大選年，而新冠肺炎疫情短時間內在美國的大規模爆發甚至失控，無疑成了美國大選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同時，政治上，權力、話語和思維方式的衝突，導致政治選戰和抗疫對戰糾纏，嚴重干擾甚至左右着疫情防控，使得政府不能高效及時採取措施。
比如，作為美國防控疫情的重要窗口的疫情通報會，本應客觀地向公眾傳遞疫情以及政府抗疫的真實情況，以動員美國人民共同努力戰勝疫情。但實際上，疫情通報會卻被白宮新聞辦設計為特朗普的競選舞台，包括接見一些小企業家、新冠康復者、志願者等不同人羣，讓他們上台表達對特朗普的感激之言等。
除了將疫情通報會變成競選舞台，為了不讓經濟拖住大選的後腿，特朗普在疫情仍然蔓延、沒有出台有效的防護措施之前，就要求各州趕快復工復學。這些出於選舉考量的決定，讓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
這也讓共和黨的州長們也都跟着特朗普的指揮棒轉。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在7月中甚至將要求大家戴口罩的民主黨籍亞特蘭大市長Keisha Lance Bottoms告上法庭，説她對開工復學施加的種種限制違反了州長命令（二者後來達成共識，州長在8月份撤訴）。
上行下效的結果就是，喬治亞州的North Paulding高中在已經有學生和員工染疫的情況下，還要求學生必須到校上課，而且可以不戴口罩，否則留校察看或者開除，師生中任何在媒體上批評該校的人都將面臨紀律處分。
大學情況也並不樂觀。根據《紐約時報》的一項統計，到9月10日為止，在他們調查的1600所四年制的公立與私立大學中，累積了至少88000個病例。其中，在Tuscaloosa的阿拉巴馬大學，從8月中到9月，發生了1889個感染案例；在衣阿華州立大學，則發生了1200多例。
此外，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疫情問題上的相互攻擊更是分散了抗疫力量。
特朗普攻擊民主黨的無能與混亂，因為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幾個州州長都是民主黨人，如重災區紐約、加利福尼亞、新澤西等州。同時，他還指責民主黨試圖將病毒政治化，試圖以疫情嚴重為政治工具來攻擊他。
在特朗普看來，正因為民主黨寬鬆的移民政策，導致了大量外來人口帶來病毒。於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人攻擊民主黨人不顧美國人民的安危，讓更多的美國人民失業饑荒。
而民主黨的官員們則抨擊特朗普撒謊成性，抗疫失誤，無所作為，為了選票表演總統，任意專斷。他們提出生命至上，攻擊特朗普不顧人民的死活，重啓美國經濟，主張禁足、暫停經濟以抗疫。
選情與疫情疊加，終於，在美國的黨派爭奪中，疫情一再惡化。
從反智主義到認知扭曲
關於美國人的反智主義，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直指美國人的一種羅曼蒂克式信念和心態，即大眾民主應該支持“天生的、本能的、民間的智慧處於優越地位，凌駕於文人和有錢人的教養、學問、和自我牟利的知識之上”。
於是，實際經驗比充滿想象力的思考更重要，本能的情感戰勝了貧血的理性。就像福音派教徒拒絕接受有學問的宗教和正式組織起來的教牧體系而更喜歡內心的智慧和直接聆聽上帝的聲音那樣，平等政治的支持者擯棄訓練有素的領袖，更喜歡普通人的內心感受，直接瞭解真理。
這種對普通人智慧的偏愛在民主教義的最極端聲明中成長起來，變成攻擊性的民眾反智主義。
反智的問題從上到下都存在，而特朗普的反智主義更是在疫情期間體現得淋漓盡致。在美國疫情爆發後，特朗普先公開表示新冠肺炎只是一種感冒，病毒很快就會消失。
4月，特朗普更是獨創了史無前例的消毒液治療法，建議醫學界研究向人體注射消毒劑來消滅新冠病毒，或者用紫外線照射病人身體達到治療效果，他的這些言論一度上榜微博熱搜。此後不久，他又竭力推薦療效未經證實、後來被世衞組織要求停用的羥氯喹，甚至以身示範，公開宣稱自己正在服用。
8月，特朗普任命神經科醫生、保守主義智庫專家、傳染病外行阿特拉斯加入白宮的防疫小組，因為後者在公共政策（比如已經在全世界都被拋棄的“羣體免疫”）和經濟問題上的看法和特朗普吻合。而真正的傳染病專家伯克斯和福奇卻被邊緣化。福奇作為美國最被信任的流行病學專家，卻在主流電視台的抗疫防疫的科普中受到政府限制，因此只能到社交媒體上發聲。
特朗普迫使自己的政府機構跟着他的指揮棒轉。其中，聯邦食品與藥物監管局提出要用新冠病人的血漿作為治療手段，並且療效達到35%，但隨後便被專家指出這些數據沒有根據。此外，特朗普為了減少新冠病例，指使疾控中心提出一項指導原則，即如無症狀，可不檢測。
儘管這樣一來，總的病例數目確實會降下來，但是實際病例並沒有減少（中國早期計算病例時，也沒有包括無症狀感染者）。根據特朗普的邏輯，不檢測就沒有病例，沒有病例就沒有病毒，無知則無畏。
當代西方著名社會理論家戈蘭·瑟伯恩在《權力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權力》一書中將意識形態分為三個層面：一是認知意識形態（cognitiveideology）；二是規範意識形態（normativeideology）；三是變革意識形態（transformativeideology）。
其中，認知意識形態涉及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諸如存在什麼、不存在什麼，事實是什麼、不是什麼等。而特朗普的反智主義，正是對認知意識形態的扭曲。他把“玩弄事實”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直接向事實發起挑戰，甚至通過捏造事實來挑戰真相、作弄真相，從而讓事實隱身、讓真相遁形。
於是，特朗普於疫情之初所形成的那種“新冠病毒不會給美國造成災難”的信念和願望，左右着他在整個抗疫期間的行為方式，扭曲了他對科學事實的選擇性認知偏好。同時，他對科學事實的選擇性認知偏好，又強化了他對“病毒不會造成災難”的最初認識形成扭曲的“信念和願望”，綜合而成了一個認知意識形態的扭曲閉環。
荒謬的是，這種“信念和願望”還獲得了相當數量美國人的自動配合，雙方由此達成一種“認知協調”機制。
這才出現了如“新冠病毒是一種普通的流感、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羥氯喹是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新冠神藥”、“注射消毒劑可以殺死新冠病毒”等荒謬的言論。這些在劇中人看來顯得天經地義、自然而然，但在局外人看來卻匪夷所思的。
近日，Lancet、Science、Nature、NEJM等一系列世界最頂級的醫學科學刊物紛紛發表文章，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嚴厲抨擊了特朗普的抗疫表現。
其中，《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在10月8日發表的社論中，強烈地譴責了特朗普政府的無能和失敗，指出是其導致美國的新冠疫情變成一出悲劇。這是NEJM在其208年曆史上首次在美國大選前夕明確反對一方候選人，也是極為罕見地以全體編輯名義發表社論。
文章指出，美國原本擁有世界領先的生物醫學研究系統，也有公共衞生等方面的豐富專業知識以及將這些專業知識轉化為新療法和預防措施的能力。
然而，特朗普政府卻在很大程度上選擇了忽略甚至貶低專家，摧毀了CDC的信譽、將NIH邊緣化，並將FDA政治化，掩蓋真相，推動謊言滿天飛，不斷削弱人們對科學和政府的信任。
顯然，學界是失望的。其失望不僅僅在於特朗普在疫情中糟糕的表現，更在於特朗普對科學意識的摧毀和踐踏。那些積累了數千年人類智慧、曾經被千萬人尊重的權威的醫療指南和建議，那些現代醫學裏當前證據最強的實踐，卻在特朗普的一再無視原則和指南下受到了打擊和動搖。
這種對科學權威的反感與抵制，利用科學背叛科學的反智主義無疑對疫情的進展與防控造成了巨大影響。
濫用自由的失序風險
對抗疫情是一場上下同行的全民活動，而在美國，除了選情帶來的疫情惡化，美國擔責還有一部分阻力則源於其民主治理體系的低效缺陷。
民主與自由被稱為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精神支柱，但實際上資本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係並非絕對協調：自由關心個人權利，而民主關心對個人和集體行為的控制。這意味着兩者存在矛盾關係並在一定條件下呈現緊張狀態。對自由的狂熱和迷戀潛移默化地影響着西方社會，導致了民主政體的無序化運作。
這種無序化在美國政治中表現突出，譬如行政部門蔑視議會，常以“緊急狀態”為由逃避已確立的規則和程序。對於自由的濫用在美國普通羣眾中也屢見不鮮，這在民眾抗議“居家防疫”的遊行活動中可見一斑。
同時，這種對於自由的追求也表現在美國疫情防控民眾對於的隱私保護的追求，以病例追蹤為例。病例追蹤是指由專人給已經發現被感染的人及與其接觸過的人打電話，讓他們隔離14天，以防感染別人。
在中國大陸，往往由社區來進行病例追蹤；在台灣，則由里長（最低一級政府機構）及其下屬來執行。但由於美國沒有這一層政府機構，只能由該市或縣僱傭專人來打電話追蹤。
然而，追蹤病例卻在美國做得非常不成功，究其原因，當然和檢測手段不夠、追蹤所需時間太長有關，而人們不願意配合則是工作不順利的另一重要原因。
無論是中國用健康碼（包括各種身份證信息以及臉部識別功能）來追蹤每一個人的行程信息，還是其他亞洲國家地區靠手環、手機GPS來追蹤病人，在美國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至於美國的電話專員們總要靠一些辦法，比如先問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有失業救濟、是否需要嬰兒尿布等等，來先取得對方信任。
儘管如此，病例追蹤還是困難重重。根據《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7月份的某一週，洛杉磯的跟蹤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不接電話，有一半的人拒絕透露他們和誰有過接觸。
於是，自由氾濫所帶來的失序風險威脅着治理效率。秩序是效率的前提，為提高效率提供規範保障。失去秩序理性的保障，政府防控措施便會陷入低效泥潭。
另一方面，社會聚合力體現着一個社會協調內部衝突、動員社會成員的能力。在面臨重大危機和事件時，這種緩和衝突、凝聚合力的社會力量十分重要。但是，以個人主義觀念為價值基礎的美國民主政體存在社會聚合力不足的缺陷。
客觀來講，美國民主的發展正得益於這種追求自主性的個人主義，但這種極端的自由主義也使得社會逐步陷入自我泥潭，公共和個人生活的隔閡逐步擴大。
美國嘗試克服其個人主義傾向，建立社團以轉移和調和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對立。但是，個人主義對自我的強調與社團對集體的強調之間存在着價值衝突。除非有一種強大的社會融合體制，否則社團對個體的整合作用會受到極大限制。
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融合體制是不具備的。資本具有強大的流動性，受資本影響形成的社會關係便處於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狀態影響着社團效能的發揮。
個人難以承受社會不穩定結構帶來的負擔，自我的不合理訴求更會進一步衝擊社會團結的基礎。因此，民眾很難聚集力量抗擊疫情，甚至各州政府的疫情處理方式也無法擺脱個人主義的思維藩籬。相較於中國各省區市的互助合作，美國各州政府更像是爭奪醫療物資的競爭對手。
總的來説，美國政府應對疫情防控所表現出的乏力感並非毫無根據，政黨政治、反智主義、自由濫用都是阻礙疫情防控的重要原因。而如何從中找尋平衡或者擺脱困境，則是美國必須要思考的問題。否則，即使沒有新冠疫情的爆發，也會有下一場災難地降臨。屆時，美國可能會付出更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