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網站5月26日發表題為《俄羅斯和美國：尋求新關係模式》一文，作者為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康斯坦丁·胡多列伊。全文摘編如下：
因籌備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喬·拜登的俄美首腦會，兩國會談有所增多，這不但為再次分析俄美關係當前的問題提供機會，而且為探討未來賦予俄美關係更加有效的、符合21世紀20年代現實的模式帶來可能。
國際局勢正在加劇動盪，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冷戰時代雙極體系的瓦解進程愈發加快有關，而新事物基本上處於萌芽階段。新舊交替的矛盾與衝撞有時以非常離奇的形式出現，導致國際關係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提升構建穩定的雙邊和多邊關係的難度。這也包括俄美關係。兩國關係在很多方面依舊建立在冷戰時代的蘇美關係模式之上，但在當前條件下兩國關係未必能照舊高效運轉。改變是必要的，而且極其重要。瓦爾代俱樂部項目負責人季莫費·博爾達喬夫描述了世界秩序發展的新歷史階段可能是怎樣的。
第一，與過去的蘇美關係一樣，在俄美關係中佔主導位置的是以戰略武器為首的軍控談判。鑑於兩國擁有巨大軍事潛力，這是完全合理的。但在該問題上也出現了一系列新因素。冷戰時代的軍控協議幾乎一定致使兩國在其他領域取得積極進展。而如今，2021年2月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卻並未令關係總體得到改善。這種情況很可能將持續——軍控協議雖重要，但不再是俄美可用來幫助改善關係的主要工具。對此還需要補充一點，冷戰時代的軍控條約體系已受到不可逆轉的侵蝕。
在中期未來（或更早）有望出現新型武器，更適合的做法不是保留或部分恢復殘餘舊體系，而是着手製定符合當前現實的新武器條約。
第二，冷戰時代的蘇美處於世界政治進程的中心，且擁有足夠的能力和影響力以落實兩國間達成的協議。如今，由於出現了各行其是的新國際關係行為體，僅俄美之間能夠相互理解已然不夠。這不但關乎政治問題，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涉及網絡空間、世界經濟和包括衞生在內的人道主義問題。這些內容未來無疑將更加重要。單憑俄美兩國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但俄美間達成折衷協議或大幅減輕尋求合作途徑的難度，或至少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緩和緊張關係。
第三，最重要的是，與過去的蘇美關係一樣，在俄美關係中雙邊交流的發展問題過於不受重視。首先應強調的是，俄美之間存在的矛盾並非是敵對的，這與蘇美之間的矛盾一樣，兩者的社會政治制度建立在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和原則上。俄美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同，但不是彼此敵對。所以原則上兩國有可能達成妥協、協議甚至合作。
與此同時，有關雙邊關係發展的俄美會談議程正在逐漸縮減。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觀因素。目前的政治氛圍是多年來最為不利的。兩國的政治精英數十年來首次視彼此為競爭對手乃至敵人，而且兩國在這方面高度一致。俄美政治家往來極少，外交使團活動嚴重受限。兩國經貿關係一貫受限，這無法只用制裁和疫情來解釋。總之，為改善俄美關係，必須打下互利合作的堅實基礎，而這是目前缺乏的。兩國關係也極為依賴政治局勢的波動。
俄美關係需要的並非修整，而是應當構建在另一種模式和基礎上。為此必須在各個方向上開展大量繁複的工作。當前沒有什麼國際問題可以團結兩國，而且今後也未必會出現。目前對俄美來説至關重要的問題只有軍控，但兩國在該領域的相互懷疑和不信任尤其強烈。另一個影響因素是，俄對美重視程度明顯高於美對俄。總體而言，拖累俄美關係的負擔相當重，但能夠克服，儘管為此需要一定時間，同時雙方要具備政治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