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奢侈”！6個院士20年教一門課 只為回答這個問題

　　《測繪學概論》課後學生排隊找院士簽名

　　2017年10月12日，講課完畢後，寧津生給同學們簽名每年秋天，當武漢大學校園裏的梧桐葉開始飄落，6位院士會從天南地北的會議中抽離，陸續回到一方不大的講台上。台下是一張張稚氣未脱的臉，這些大一新生剛從應試教育中浮上來，他們邂逅的第一位老師，就是院士。在武漢測量製圖學院，“測繪三傑”與夫人合影，後排左起王之卓、夏堅白、陳永齡

　　這是一門叫作《測繪學概論》的課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講授，有人稱它為“最奢侈的基礎課”。課上不點名、不簽到，階梯教室後排卻擠擠挨挨站着人。課後，找院士簽名的學生排成長隊。5年前，寧津生80歲壽辰時，6位院士合影，左起張祖勳、劉經南、寧津生、李德仁、陳俊勇、龔健雅

　　20年間，這門課走進了武大的通識課堂，走進了千里外的同濟大學，聽過課的學生上萬人次。最初，院士們仍需親自拿着筆尺，將課件畫在薄薄的透明膠片上。如今，帶有動圖的多媒體課件取代了膠片。時間也改變了幾位科學家，他們變成平均年齡77歲的老人，師生年齡相隔半個多世紀。在德國留學時，陳永齡、夏堅白、王之卓與友人合影

　　只不過，他們需要對抗的東西，早已不同了。理想的大學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飯所”開始講課前，李德仁院士習慣走向講台中央。年近80歲的他緩緩彎下腰，鞠上一躬，彷彿音樂會開場了。200多人的大教室裏格外安靜。有人託着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人。站在台上的老師，正是他們桌上課本的編者之一。王之卓（中）、李德仁（左）、龔健雅師生三代院士合影

　　寧津生、陳俊勇、張祖勳、劉經南、李德仁及龔健雅，這6位院士被認為是測繪學領域內的“傳奇”“一代奠基人”。但在這門課上，他們是最普通的授課老師。2017年10月12日，寧津生給大一新生講授《測繪學概論》第一講

　　不變的是，站在講台上，幾位院士仍會常常提起自己的“老師”——武漢測量製圖學院（下文簡稱“武測”，2000年與武漢大學合校）的創始人、新中國測繪界的大師們。堅持給本科新生上課的傳統，始於這些“老師的老師”。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裏，他們甚至用生命守護一方神聖的講台。這一代院士，從老師手中接過了接力棒。作者：郭路瑤（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文/諾媽

　　“上班忙死，下班累死，哪還有那麼多精力再去管教孩子？”這句抱怨，成為中國家庭教育現狀的真實寫照，我們期待孩子成才，同時我們也疲於應對孩子的教育。

　　“父母在孩子身上花下的教育精力，會影響孩子的成長成才嗎？”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在忙碌的生活中怎麼做到有效教育，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全職帶孩子？創造最佳的教育條件給孩子……也許看完這位中國最牛的父親，一生培養出三個院士，他的經歷，或許會給我們現代父母一些啓發。

　　（一）大格局，大成就！格局拉開孩子之間的差距

　　“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這位父親就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啓蒙者梁啓超先生，不僅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子女個個成才，一個家門走出三個院士子女，不得不説創造了中國家庭教育的奇蹟，羨煞了天下眾人：

　　梁思順（1893-1966）：長女，詩詞研究專家、中央文史館館員；

　　梁思成（1901-1972）：長子，著名建築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梁思忠（1907-1932）：三子，西點軍校畢業，參與淞滬抗戰；

　　梁思莊（1908-1986）：次女，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2001）：四子，經濟學家，合著《中國近代經濟史》；

　　梁思懿（1914-1988）：三女，著名社會活動家；

　　梁思寧（1916-2006）：四女，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後奔赴新四軍參加革命；

　　梁思禮（1924-）：五子，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梁啓超先生9個子女的簡單履歷裏，我們看到他們斐然成就的同時，不約而同會讚歎：都是國家棟梁之才，都是對國家有用的人！

　　一個人的人生寬度有多大，幾乎完全取決於他的人生格局觀。梁啓超9個子女的人生軌跡裏，離不開梁老從小對孩子注入的“格局教育”、“理想教育”，包括梁啓超本人，拳拳愛國之心與救國之志，昭然若揭。而這，也源於梁啓超小時候祖父對他滲透的道德教育觀。

　　心中常懷理想，生活的車輪也會朝着理想而奔。孩子心中是否孕育着大理想，多年以後，漸漸拉開孩子與孩子之間的差距。

　　（二）格局教誨，從孩子的啓蒙教育開始

　　梁啓超出生在一個知書達禮、家教嚴謹的書香門第，幼年時代，受到祖父梁維清提攜教教誨，對他一生影響深刻。

　　在《三十自述》裏，梁啓超記載了他的童年時光，大概四五歲起就隨着祖父讀書識字，白天祖父指導他讀《四子書》《詩經》等，晚上祖父又帶着他同牀而睡。讀書疲倦時，祖父就會給他講一些古代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特別喜歡説一些南宋、明末的國難故事。一個説得津津樂道，一個則聽得如痴如醉。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裏，幼年的梁啓超既增長的見識，又接受了教育。

　　可以説，祖父在梁啓超心中埋下了一顆愛國的種子，這些歷史上的忠臣、孝子、英雄的事蹟，深深打動了幼年的梁啓超，以致於成年以後的梁啓超，投身政治，吶喊呼號，亡命奔走，企圖救中國人民於水火之中。

　　縱觀梁啓超一生，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投於政治，最終卻失敗得多。即便如此，梁啓超依然屢退屢進，愈敗愈勇，從早年投身變法，到晚年在野議政，他不斷在自我肯定與否定之間努力着，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只是覺得自己應該去承擔護國之重任。所以最後仙逝，受到各界名流的悼念追念，他的精神影響了當時的幾代人，包括一代偉人毛澤東、林伯渠等等，都是在梁啓超的思想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

　　孩子的啓蒙教育做什麼？

　　在現代社會里，作為父母，我們同樣重視孩子的啓蒙教育，仔細去看，多是知識一類：識字、英語、數數……主要是為了方便孩子入學以後的學習銜接。而在孩子思想教育上，鮮少會有父母重點去培養孩子的精神境界，哪怕現在的小學教育中，雖然設置了思品課，仍然作為副課，可有可無地進行着。

　　梁啓超被激發的滿腔愛國情，或者是由於那個時代特殊背景，但無論戰亂年代、和平年代、信息時代，無論社會發展到哪個階段，一個人的格局大小左右了他一生髮展的寬度，正所謂大格局，大成就，小格局，成就再大也有限！

　　（三）400封家書，培養“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啓超一生以變法強國為己任，時局動盪，更是流亡海外十多年。可以説，他與子女之間聚少離多，但偏偏這樣的境況，居然還能培養出九個優秀的子女來，如果問梁啓超最大的育兒秘籍是什麼，恐怕就是精神了！得益於父親的精神教誨，子女胸懷大志，勵精圖治，取得斐然成就。

　　梁啓超為國四處奔波，後又把子女送往國外學習，主要靠書信與兒女保持密切聯繫，400多封家書，給世人留下了安身立命和教育孩子的絕好教材。

　　這些家書，也有像平常百姓的家書一樣，聊一些家庭事務，但更多更重要的是，在家書中，梁啓超與子女進行的是思想的溝通，有對子女們讀書、寫字、學習課程，選擇學校、選擇專業、選擇職業等等各方面給予指導；有對孩子為人處世的指導；也有他自己在政治生涯的所思所想， 簡單舉例幾封家書主題：

　　致思順書——人貴自立也

　　致思順書——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

　　給孩子們書——我的宗教觀、人生觀的根本在此

　　致思順書——北大有些人對我搗亂，其實不過少數

　　給孩子們書——萬惡的軍閥，離末日不遠了

　　給孩子們書——現在我要做的事，在編兩部書

　　給孩子們書——思永説我的《中國史》誠然是我對於國人該下一筆大賬

　　給孩子們書——總是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義

　　給孩子們書——你們個個都是拿爹爹當寶貝，我是很知道的

　　致思成書——這幾天為你們聘禮，我精神上非常愉快

　　在家書中，充滿了愛心，洋溢親情，沒有疾言厲色的訓斥，也沒有居高臨下的口氣，更沒有頑固不化的面孔，反而處處滲透着熾熱的情感，親切的稱呼、細緻的關懷、深情的思念、真誠的告白、娓娓的訴説、諄諄的教誨，無不展露出梁啓超深深的父愛。

　　梁啓超同時注重把自己的愛國情懷傳給子女們，在家書中常教育孩子們把個人努力和對社會的貢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報效祖國。所以梁氏9個子女7個留學海外，皆學有所成，卻無一例外都回到祖國。

　　歷史學家傅斯年有言：“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

　　“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我們無法企及梁老的高成就，但他對於子女精神教育的重視，這一點卻值得我們現代父母去學習：從小打開孩子的人生格局，從小給孩子立志，為他播種一顆理想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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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4)

　　1924年，天津民族路46號有一棟淺白色的小洋樓，是一位文人潛心著書之所，取名為“飲冰室”。這位文人極少讓人進入飲冰室，可他卻常輕喚他最小的兒子：老baby，過來，爸爸教你寫字。甚至還讓孩子直接站到凳子上，握着孩子的手，一筆一劃，無比耐心。這個人，便是梁啓超。在歷史長河中，愛國救亡的隊伍永遠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可身為父親，他從未落下教育子女的責任，他的兒女個個事業有成，創造了“一門三院士，個個皆才俊”的近代以來難以複製的家教傳奇，堪稱“中國家教第一人”。

　　▲ 1906年，梁思順、梁思永、梁啓超、梁思成（從右至左）。

　　梁啓超是中國近代史上少見的成功父親——9個成年子女個個成才，其中7人海外留過學，3人當選院士：長女思順，詩詞研究專家、曾任中央文史館館長；長子思成，著名建築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三子思忠，西點軍校畢業，曾參與淞滬抗戰；次女思莊，著名圖書館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四子思達，著名經濟學家，參與合著《中國近代經濟史》；三女思懿，著名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四女思寧，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後奔赴新四軍參加革命；五子思禮，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科院院士。

　　從梁啓超與子女們的相處中，對他的家教方式可見一斑。

　　梁啓超的一生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他陪伴子女的時間並不多，只有兩個時期與孩子們相處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後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飲冰室之後。天津不僅僅是梁啓超晚年著書立説的地方，還可以説是梁啓超一個重要的家教基地。

　　作為成功父親，梁啓超有着以下幾個標誌性的家教元素。

　　▲ 1908年，梁啓超子女於日本橫濱雙濤園。思順（後排最高者）、思永（思順前）、思莊（中間椅子上最年

　　教育子女愛國如家

　　在梁啓超的心中，國家佔有非同尋常的比重，他題寫的“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個子女未來的路。

　　梁啓超以自己的言傳身教，將一生不變的家國情懷，融入了幾代梁氏後人的血脈，他的9個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7個留學海外，面對當時處於戰亂之中的祖國，7個子女們都義無反顧地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選擇與自己的祖國休慼與共。

　　梁啓超的長子梁思成與長兒媳林徽因，在四川過着清貧且疾病纏身的生活，卻頑強工作，斷然拒絕日本的物質利誘和美國的高薪聘請，“我的祖國正在危難之中，我不能離開她”。他們夫妻二人在交通不便、兵荒馬亂的十幾年間，踏遍中國15省，200多個縣，考察古建築，完成了中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使中國建築在國際上閃耀出燦爛的光輝。北平解放前夕，解放軍圍城，梁思成幫助解放軍標明城內古文物古建築位置，以免遭到炮擊，為保護古都古蹟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9月，剛剛獲得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自動控制專業博士學位的梁啓超九子梁思禮，從舊金山港乘船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後來梁思禮對於當初回國的選擇如此闡述：“我有個好朋友留在美國，後來他任美國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我任中國航天部的總工程師，我們地位相當但收入相差很多。有人問我，對此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他研製的導彈是瞄準中國的，而我研製成功的東風五號導彈是保衞祖國的，這就是我們的差別。”

　　▲ 1910年，梁啓超抱着三歲的思忠（右）和兩歲的思莊。

　　表達父愛毫不含蓄

　　與其他傳統保守寡言的深沉父愛不同，梁啓超絲毫不掩飾自己對子女的愛，甚至常常掛在嘴邊、筆端，乃至日常生活的點滴小事中無不滲透着他對孩子們無微不至的愛。

　　梁啓超一生給子女寫了400多封家書，總計百餘萬字，佔他著作總量的1/10。這些家書有的只寥寥十幾字，報平安或敍家事，有的則長達幾千字，論時事或談心得。從政局艱難到個人煩憂，從吃了美味到買了好書，無不備述。他在家書中反覆提到一點：“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

　　梁啓超稱大女兒思順為“大寶貝”，給三女兒思懿取了個外號叫“司馬懿”，給小兒子思禮的代號是“老白鼻（老baby的諧音）”，其他子女的稱呼也是“達達”“忠忠”等，發自內心地親暱。

　　在給梁思莊的信中，梁啓超寫道：“小寶貝莊莊：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這得意之作裱成這玲瓏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給你。你姐姐（長女思順）呢，她老成了不會搶你的，你卻要提防你那兩位淘氣的哥哥，他們會氣不忿呢，萬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吳淞半江水’的手段來卻糟了，小乖乖，你趕緊收好吧。”字裏行間都是滿滿的父愛。

　　梁啓超生前，成家的僅長女長子，他充沛的父愛也無私地惠及了女婿、兒媳。他贊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間堂堂的一個人”，寫信給梁思成、林徽因，表達對他們婚姻的喜悦：“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們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

　　▲1934年，梁思寧、梁思懿、梁思禮、梁思達（左起）在天津“飲冰室”前。

　　細節照顧無微不至

　　除了給兒女們講做人的大道理，梁啓超還非常注重生活細節的具體關懷，兒女們上什麼學校、讀什麼專業、看什麼課外書，如何保養身體、如何培養業餘愛好、如何修身養性、如何勞逸結合等，他都會一一指導，詳細叮囑。

　　1923年5月，梁思成因車禍受傷住院，梁啓超一方面從生活上、心理上關懷，一方面還指導他讀書，這樣既容易打發病牀上的無聊時光，又增加了知識。他在給梁思成的信中説：“吾欲汝以在院兩月中取《論語》《孟子》，温習諳誦，務能略舉其辭，尤於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細加玩味，次則將《左傳》《戰國策》全部瀏覽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餘日讀《荀子》則益善。”

　　即使是在飯桌上，梁啓超一方面給孩子們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給子女們傳播各種知識。

　　他的外孫女吳荔明記稱：“當年在家吃飯時，除了梁家幾個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飯，每天都有一大桌人一起吃飯，大多是親戚寄養在這裏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飯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間，必等人都到齊後，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開始吃，他在飯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講。誰先吃完飯誰可以先走，有時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後只剩下他們兩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興致勃勃地聊天。誰吃完了離開桌子，又過一會兒再回來吃些菜，都不會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飯看作是每天團聚交流感情的好時光，既可飽餐一頓，又可聆聽公公有趣的談話，每到這時大家都無拘無束地圍坐在一起，十分高興。”

　　▲ 1918年，梁思永、梁思達、母親李夫人、梁思莊、梁思成、梁思忠（從右至左）。

　　重視教育不計成本

　　梁啓超將子女的教育主要放在學校教育上。為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梁啓超可謂不惜巨資，用心良苦，他寧肯別的方面節省一點，也絕不讓孩子上差一點的學校。

　　梁思順作為長女，曾隨父母在日本生活，當時神户沒有適合華僑子弟的學校，梁啓超就親自在家教女兒讀書，並專門請了家教輔導數理化，還在家裏建了一座實驗室，讓孩子們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問題時，自己動手做實驗，加強理解。

　　1924年以後，幾個大孩子出國留學，梁啓超忙於政事，自覺對身邊幾個年紀小的孩子教誨不多，於是決定讓思達、思懿、思寧休學一年，專門聘請了謝國楨做家教，給他們補習國學、史學。

　　為了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築學上大展宏圖，梁啓超專門籌集了5000美金，讓畢業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歐洲回國，兼度蜜月和考察。這番張羅是在梁啓超去世前僅一年，當時他身患腎病，時常便血，極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

　　對於兒女的學業，梁啓超傾盡全力，可對於孩子的成績，梁啓超啓超卻並不在乎。次女思莊在一次考試中得了十六名，她非常難過。梁啓超得知後寫信給她：“莊莊：成績如此，我很滿足了。”“我對於你們功課絕不責備，卻是因為趕課太過，鬧出病來，倒令我不放心。”對於孩子學業傾盡全力，但並不是為了得到那個驕傲的分數。梁啓超只希望孩子能遇事有相當的常識，有果斷的智慧。梁啓超生平最敬佩曾國藩的一句話：“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這是一位父親最大的寬心。

　　▲ 林徽因與梁思成

　　給予孩子充分自由

　　梁啓超在孩子專業的選擇上，可謂獨闢蹊徑、別具一格，思成學了建築學，思永也學了冷僻的考古學專業。兄弟倆都學有所成，都成了院士，梁思永的女兒梁柏説過，父親梁思永之所以選擇考古，是因為祖父梁啓超的影響。當時外國人來中國盜挖文物牟取暴利很是猖獗，祖父梁啓超覺得不能放任自家寶貝被人奪走，中國應該建立自己的考古學科，於是她的父親梁思永便義不容辭地赴美學習考古了。

　　梁啓超為孩子的專業和前途精心策劃，但也給予孩子充分的自由。梁啓超把子女看作是平等友愛的朋友，對子女的個性選擇和發展意願，從來都基於平等、尊重的立場，諄諄勸誘，從不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他們。

　　1927年，思莊讀加拿大著名的麥基爾大學滿一年，該選具體專業的時候，梁啓超考慮到現代生物學當時在中國還是空白，希望她學這門專業，思莊遵從了他的意願。但麥基爾大學的生物學課程無法引起思莊的興趣，她十分苦惱，向大哥思成訴説。梁啓超知道後，深為自己的引導不安，趕緊寫信給思莊説：“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薦的學科未必合你的式，你應該自己體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話。”思莊改學圖書館學，最終成為我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是梁啓超的摯友，梁啓超和林長民想做兒女親家，更加親密。但梁啓超在介紹梁思成和林徽因認識的同時，明確告訴當時才18歲的梁思成和15歲的林徽因：儘管兩位父親都贊成這門親事，但最後還得由他們自己做決定。事實上，這個決定又過了4年才最終做出。

　　梁啓超非常看重子女生活的趣味。他寫信告誡在美國留學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於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

　　梁思禮先搞導彈控制、再擴展到計算機應用，也得益於興趣的驅使。他年近九旬時還常常想起父親：“他與孩子們之間，除父親與子女之情外，還是知心的朋友。孩子們提出不解的問題及個人前途的選擇，這一切父親均能逐個給以詳盡的解答並予以鼓勵。除了以上談及之外，他更關注對子女們人格道德品質方面的培養，在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循循善誘。”

　　除此之外，梁啓超還有許多珍貴的教育觀點，比如“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須終身不許它侵入”“大抵凡關於個人利害的事，只是‘隨緣’最好”等等，字字珠璣，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良方。

　　▲ 林徽因與女兒梁再冰合影，為了紀念飲冰室主人梁啓超，取名再冰。

　　◎本文原載於《人民政協報》（作者毛夢溪，民進中央宣傳部長，原文標題為：梁啓超：成功父親的家庭教育），原文有補充，轉載請註明。

　　(2017-10-05)

　　馬上就是十一黃金週啦！作為國人最常用的出行方式之一——高鐵，早已是一票難求啦！

　　中國的高鐵技術可是國人的驕傲呢！中國高鐵技術已是世界頂尖水平，是外國人眼裏中國的“新四大發明”、最想帶回家的“中國特產”之一哦！

　　中國高鐵速度驚人，今年6月25日“復興號”下線，最高時速可達350公里運營，標誌着我國成為世界上高鐵商業運營速度最高的國家！

　　中國高鐵的安全性和平穩度可是首屈一指的呢！一網友腦洞大開，在高鐵上做了一個小實驗，結果震驚全世界哦！↓↓↓

　　高速行駛的列車上，4枚硬幣穩穩立住，並且能保持立住的狀態超過一分鐘。中國高鐵的平穩、舒適已經被無數網友點贊。

　　噓，悄悄告訴你一個小秘密：中國高鐵能如此平穩，離不開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長陳雲敏教授哦！

　　攻克高鐵路基沉降等世界難題！

　　眾所周知，我國高鐵運營里程不僅高居世界第一，更超過其餘各國里程總合。這些高速鐵路許多都建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軟土地基上，

　　軌道路基因此面臨沉降這一難題。

　　軌道沉降諸多的麻煩這種不均勻的沉降會讓軌道變得不平順，“坑坑窪窪”，甚至引起軌道結構的損壞。列車在這樣的軌道上行駛，乘坐舒適性降低、脱軌風險增大，甚至不得不限制車速，同時也減少高鐵服役壽命。

　　陳雲敏團隊對高鐵路基沉降的研究從我國高鐵事業起步之初就開始了。經過長期鑽研，他們成功提出了一套車輛—軌道—路基耦合動力分析理論，從而能細緻地刻畫列車運行引發路基沉降的種種複雜效應。

　　比如，列車高速行駛的速度效應對軌道路基的影響；一班接着一班的列車反覆駛過，對路基沉降的循環累積效應；地鐵盾構施工造成的擾動效應等——這些因素都已經從模糊的概念，變為定量的分析。在此基礎上，科研團隊又進一步提出了控制和修復路基沉降的方法。

　　↑↑↑由陳雲敏團隊自主研發的高速鐵路全比尺動力試驗創新裝置

　　在浙大建工學院的實驗大廳，有一套由陳雲敏團隊自主研發的高速鐵路全比尺動力試驗創新裝置。映入眼簾的是高達數米的路基，路基之上是軌枕、鐵軌，鐵軌之上，是8個動力激振器。實際上，鐵軌也是分為8截互不相連的。這些激振器每秒最快能起降30次，像“彈鋼琴”一樣快速地此起彼伏，把車輪駛過鐵軌的連續過程模擬出來，最高能夠模擬輪軸荷載達20噸的列車以360公里的時速駛過鐵軌。

　　實至名歸，拿下茅以升科技獎

　　在這套裝置的幫助下，實驗人員能夠建成與現場條件相同的路基，再由激振器模擬不同速度的列車駛過的情況。現實中長達數年的列車載荷帶來的路基沉降，靠實驗室中的“假車”，能在幾個星期就能完成模擬試驗。科研團隊還不時向路基注水，模擬在雨雪和地下水升降等更加複雜條件，實現可控條件下路基沉降試驗。

　　近年來，這些路基沉降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經應用在許多地方，取得經濟效益1億多元。路基沉降修復最大抬升量達45毫米，經驗證2年後期沉降小於1.5毫米，解決了高鐵沉降的不停運修復難題。

　　而憑藉着如此顯赫的成就，在剛剛結束的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會第26屆頒獎大會上，陳雲敏教授獲得茅以升科技獎土力學及岩土工程大獎。

　　一位浙大自己培養的院士

　　這麼厲害的專家，可是浙大自己培養出來的頂尖人才哦！陳雲敏教授從本科到博士，都在浙大就讀。今年5月，在母校120週年紀念大會上，陳雲敏教授就表達了他對浙大深深的感激與熱愛：

　　“是浙大培養和成就了現在的我。浙大厚實的本科基礎課教學讓我第一次感悟到數學對生活的精確表述、對邏輯的完美演繹，感悟到自然和科學美，激起了我出於好奇心而產生的求知慾。研究生階段我跟隨導師曾國熙先生、吳世明先生研究岩土工程，先生倡導的理論、試驗和工程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思想，科學地詮釋了對真理的探求、質疑、驗證及應用，他們言傳身教使我學會了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基本道理和方法。十年求學，母校塑造了我健康向上的人格、科學的思想、純粹好奇心驅動的探索精神、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仔細想想，這些就是我們校訓‘求是創新’的精神，她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的一生。”

　　陳雲敏教授同時從三個層次，表達了對工科學生們的學習提出了一些建議：“我認為工科學生課程體系應該有3個層次：第一，作為大學生的課程；第二，作為工程學科學生的課程；第三，工科具體專業的課程。在課程體系設計中，要考慮哪些是工科學生必須掌握的“通識”。學生少學一門專業課關係不大，日後可以在工作和學習中補；但如果沒學過電路設計這一類型的“工科通識課”，在知識結構上就缺了一塊，這樣的人才將來想成為大師是很難的。

　　“工程學科學生最重要的能力是設計能力。學生所學的知識通過設計應用於產品，創新也是通過設計來實現的。在工程教育中，要加強設計能力的培養。從學生本科一年級開始到四年級，設計的方式和對象可以不一樣，有所遞進。一年級可以做通識的設計，四年級做更加專業化的設計。”

　　本文內容整合自浙江日報、求是新聞網

　　編輯：呂心怡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2017-10-01)

　　梁啓超，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之一，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他的後代，個個成績斐然。他有9個子女，其中3人是院士，被譽為“一門三院士”。

　　在北京大學的蔚秀園，《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了梁啓超的外孫女吳荔明。吳荔明是梁啓超次女梁思莊所生，退休前是北大城市與環境科學系的教授。從兩歲起，她就跟着母親住進了當時的燕京大學，從此一輩子也沒有離開過。吳荔明一再表示：“我真是沒什麼好説的，和媽媽、舅舅們根本沒法比”。確實，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與他們相比，第三代的壓力可想而知。

　　一門三院士

　　翻看梁啓超的家庭照片，你會發現梁家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嘴型很像，都微微上翹。“我外祖父梁啓超、媽媽梁思莊、小舅舅梁思禮都是這樣的嘴型，我也是。”吳荔明笑着説，75歲的她很和氣，甚至如孩子般可愛。

　　吳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姨逐一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介紹，語氣中充滿了自豪：“大舅梁思成，我國著名的建築學家，第一屆中國院士，創辦了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建築系，是我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也是我國建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二舅梁思永，第一屆中國院士，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的開拓者之一；小舅梁思禮，是中國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國導彈控制系統的帶頭人，我國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除了這“一門三院士”，梁啓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優秀。長女梁思順，編有《藝蘅館詞選》，精通日語，在梁啓超流亡日本時，是父親的助手、秘書兼日語翻譯。吳荔明的母親梁思莊，是著名圖書館學家，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先行者，曾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獲圖書館學士學位。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語言，是我國圖書館西文編目方面的專家，奠定了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西文圖書編目的基礎，在目錄學領域有獨創成就。

　　吳荔明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我們家有個傳統，誰輩分大、年紀大就是族長。我舅舅那一代就只剩下八舅梁思禮了，所以梁家聚會都去他家，每次能聚30多人。”吳荔明説，雖然梁家已經到了第五代，但這個家庭的凝聚力很強，“各家的孩子都和親姐妹一樣”。

　　最好的家庭教育家

　　在吳荔明看來，梁家後人在各領域取得的成就，與梁啓超的教育和指導有直接關係。“外公和子女的相處模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吳荔明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梁啓超從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始終堅持給在海外的5個子女寫信，幫助他們確定學習方向，指導他們做學問，同時又充分尊重孩子們自己的意願。

　　“母親在加拿大上大學後，面臨着專業的選擇，外公曾在信中建議：‘你們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裏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學為主科，因為它是現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吳荔明説，當得知梁思莊對生物並無興趣後，梁啓超馬上寫信：“莊莊：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為我的話擾亂了你治學之路，所以趕緊寄這封信。”最終，梁思莊結合自己的興趣和父親的意見學了圖書館學，考入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成為一名圖書館專家。

　　梁啓超對於子女們的學習成績並不十分關注。梁思莊一次考試得了第十六名，大大傷了自尊心。梁啓超得知後寫信給她：“莊莊：成績如此，我很滿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簡單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當努力便好了。”在寫給梁思莊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説：“莊莊今年考試，縱使不及格，也不要緊，千萬彆着急……我對於你們功課絕不責備，卻是因為趕課太過，鬧出病來，倒令我不放心。”梁啓超曾自述信仰的是“趣味主義”，人生觀“拿趣味做跟柢”。他曾説：“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着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

　　在他的影響下，梁家人大多性格開朗，風趣幽默。梁啓超給每個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順是“大寶貝”，梁思莊是“小寶貝”，梁思懿被叫做“司馬懿”，小兒子梁思禮是“老baby(嬰兒)”，被梁啓超譯成“老白鼻”。梁啓超生前曾許了個願，60歲後不再從事社會活動，要專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歲便撒手人寰。梁啓超去世時，最小的兒子“老白鼻”才5歲，對於父親，兒女們卻有很多珍貴的回憶。

　　母親的坎坷人生

　　吳荔明幼年喪父，從小跟隨母親從廣州搬到北京生活，得到了來自這個大家庭的更多關愛。吳荔明家裏至今保存着當年二舅梁思成為梁思莊設計的一套傢俱。“你看這椅子、寫字枱，七十多年了，一點兒不過時吧？”吳荔明指給《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看。

　　吳荔明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現在回想，她一個人把我帶大，真是很難。”

　　吳荔明父母的愛情，堪稱傳奇。父親吳魯強是梁思永的“鐵哥們兒”。1924年，他們一同赴美讀書，梁思永在哈佛大學，吳魯強在麻省理工學院。在加拿大讀書的梁思莊，偶爾會去美國看望哥哥，吳魯強便對她產生了感情。“父親當時很浪漫，他給母親寫過上百封情書，中文都是漂亮的小楷，英文都是熟練的草書，還夾有很多英文詩，每封信都熱情洋溢。其中一封信中寫道：‘莊莊，你是我的‘煙士波里純’inspiration(靈感)，你是我的靈魂驅使的人。記得你曾親口向我施過命令，叫我好好地用功。我頓時就覺得精神百倍……’”

　　吳魯強的真摯感情最終打動了梁思莊，兩人回國後於1933年8月舉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禮。在北平著名的協和禮堂，當梁思莊穿着林徽因幫她設計的白色結婚禮服緩緩走進大廳時，新郎吳魯強突然流起鼻血，後來梁思莊回憶時説：“現在想起來，真是不祥之兆！”

　　婚後，兩人去廣州定居。吳魯強在中山大學化學系做教授，梁思莊則在廣州市立圖書館任職。第二年，吳荔明就出生了。可惜，不幸很快降臨到這個幸福的三口之家。1935年底，吳魯強在去香港出差時染上傷寒病，回到廣州不久就病發身亡，從發病到去世僅僅20多天。

　　“爸爸去世時31歲，媽媽才27歲。”提到父親的亡故，吳荔明感到很是悲痛，嘆着氣説：“那以後，媽媽和我過着相依為命的生活。她沒有再婚，並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了她的圖書館事業和我身上。”

　　梁思莊從未向女兒表露過悲傷和無助的情緒。直到吳荔明15歲那年，無意中翻開家中的一個箱子，才發現一疊母親寫給過世父親的信：“魯強：我今天又給你寫信了……女兒已經會説北京話了……她很結實可愛，吃得很多，胖胖的……”信中語句斷斷續續，每封信都沒有落款。這件事吳荔明從未向母親提起過，但卻對吳荔明的感情衝擊很大，令她永世難忘。

　　母女相依為命的日子雖然艱難，但梁思莊一直保持着樂觀的心態。“媽媽經常是發工資之前就沒錢了，只好向鄰居借10元，發了工資馬上再還上。但即便這樣，我們家還是長期有保姆，媽媽不會做家務。”母女倆一直過着“窮開心的舒服日子”。吳荔明結婚時，向丈夫提出“還是要和媽媽生活在一起”，丈夫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1981年4月，梁思莊因腦栓塞忽然病倒，癱瘓在牀。1986年，與世長辭，終年78歲。在照顧母親的日子裏，吳荔明萌生了一個想法：“母親這一生很偉大，我想在她活着的時候把它寫出來。”寫了母親，吳荔明又有了新的目標，她又撰寫了《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並於1999年出版。

　　吳荔明感觸最深的是，國人對梁啓超的評價正慢慢地發生着變化。她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現在人們評價梁啓超説：‘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他都走在最前面。’這正是外公一生的寫照。至於一部分人認為外公性格‘善變’，是個陰謀家，我對此並不認可。外公的‘善變’其實是對社會變革不斷探索的結果。”吳荔明説，她晚年最大的目標就是繼續寫書，流傳後人。

　　(201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