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知道：為何美國沒有女性車廂 女性乘車卻最安全

　　【導語】

　　近日，一篇《6.15在仙二遇到變態》的日誌在空間、朋友圈和南京大學校內論壇等平台上熱傳。該日誌的作者稱在教學樓午休時，醒來發現裙襬上一大片精斑。原來有人對着她自慰，還將精液射到她身上……而校方表示，整個四樓的監控都壞了。

　　性騷擾案件在南京大學已不鮮見，偷拍、露陰等變態行為頻繁爆出。今年4月，有女生遭遇變態男子抓住腳踝。保衞處兩次發文提醒，“校園驚現揉腳變態!廣大同學注意!”、“變態男近日多次出現，各位同學需警惕。”6月11日，一女研究生在圖書館三樓休息去熟睡時遭人用剪刀將胸脯處衣服剪出兩個大洞。

　　6月15日，南京大學一女生在教學樓午休時，醒來發現裙襬上一大片精斑。

　　管理者的不作為，助長了校園性騷擾者的氣焰

　　不僅是南京大學，女性受到騷擾的事件在全國的高校都很常見。《中國婦女報》曾報道，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

　　南方週末採訪到全國高校的女生，她們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我在北京林業大學良鄉校區。前幾天，在博雅前的小路上，一個陌生男子差點把我拉進小樹林裏。我大聲喊救命，嚇得大哭”;“我在中國礦業大學，我和一羣女生吃完飯回校，有個大叔在校門口把我們叫住，還以為是問路的，結果露出下體。女生們嚇得跑掉了，那人騎着摩托車滿意地離去”;“我在暨南大學，看到有男生鬼鬼祟祟，反覆進出某間女生宿舍的鐵門。我走過去，他立即逃走，他是要偷看女生洗澡”。

　　“輕的有露陰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姦殺。學校的處理一般都是維穩，不讓受害者聲張。” 女權主義者肖美麗認為，高校的性騷擾很嚴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學校是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空間，相對來説更容易建立一套防控、監督機制。比如在安保方面，應該投入更多的安保力量，加強對校園的巡邏監督，規範對進出校人員的管理;在心理教育方面，應該重視學生的心理問題，普及心理健康教育，通過心理輔導等方式及時糾正存在的性變態、扭曲的心理;事件發生後，也應該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和反饋渠道，鼓勵受害者揭發檢舉受侵害的行為……

　　但是頻發的變態騷擾案件並沒有讓學校管理者真正重視起來，反而把它視為“家醜”，不作為的態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處理方式，庇護了各類變態行為的滋長。這次南大變態案發生後，一名網友評論道：“學校裏有變態，不是學校的責任。學校裏的變態如此猖獗，三番兩次的作奸犯科，這就是學校的責任。”

　　2012年，上海地鐵二運的一條官方微博呼籲着裝暴露女性自重，以防止性騷擾。隨後，該條微博引起諸多網友非議，甚至有年輕女子在地鐵二號線手持上書“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彩板表示不滿。

　　社會上性騷擾更嚴重，法律卻不能有效保護女性

　　出了校園，社會上的性騷擾事件更加多，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場合等地方，對女性襲胸、摸大腿、掀裙子等行為屢見不鮮。這類事件要防治、管理起來更加困難。

　　“性騷擾”這一概念產生於上世紀中期的美國。它的定義在各國都不一樣，大多數西方國家把它界定在有上下和強弱關係的環境中，比如上級對下級，教師對學生的騷擾。但在東亞，由於傳統文化和現實狀況等等原因，範圍會寬泛得多。

　　在中國古代，性騷擾被稱為“非禮”，1979年的《刑法》把它歸在了“流氓罪”下面。但是1997年被分解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等罪名後，對女性在公共場合和其他隱蔽場合的騷擾言行反而沒有了法律規範。

　　上世紀末“性騷擾”概念傳入中國時，美國鬧得沸沸揚揚的瓊斯訴克林頓騷擾一案，成為中國人熱烈討論的話題。但據《中國婦女報》2000年的報道，當時在公眾心目中，性騷擾是“大驚小怪、是某些女性的過敏反應、是不檢點作風開放的女性自取其辱、缺乏幽默感”等等。

　　2001年，中國出現了第一起性騷擾案件，西安童女士起訴男性上司性騷擾，但最終因為證據不足被駁回。大眾開始意識到，性騷擾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且是一個法律問題。

　　一直以來，社會上對性騷擾的受害者存在着一種偏見，認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你被侵犯，你肯定有問題”。中國人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對受騷擾的女孩提出自我反省的要求。2012年，上海地鐵二運的一條官方微博呼籲着裝暴露女性自重，以防止性騷擾。根據中國新聞網的一項近10 萬人參與的網上調查，超過80%的參與者認為性騷擾頻發與女子穿着暴露有必然聯繫，僅有不到14%的參與者認為兩者沒有必然聯繫。

　　在這種觀念認知下，大多數被性騷擾的女性只是怒目而視，“低調處理”或者“忍氣吞聲”。2013年，在華南師範大學的一項調查中，有30名女生遭受過性騷擾，但是當問及是否願意為了改變現狀公開説明自己遇到的性騷擾時，那30個女生全都拒絕了。在這個環境下，公開自己受性騷擾而帶來的傷害，要比性騷擾本身帶來的傷害大得多。

　　同時，中國的法律對於女性的保護還不夠。儘管2005年已有了關於性騷擾的立法，但是並沒有對“性騷擾”明確定義，也欠缺操作性。即便是有監控視頻，也不會有專人憑藉視頻來甄別騷擾行為並付諸法律手段，監督往往依賴網友現場拍攝或部分乘客見義勇為。就算是一些受害者能夠把騷擾者抓獲，往往因為證據不足無法將其繩之以法。即使有了足夠證據，對騷擾者的處罰力度也非常有限，大多隻能行政拘留幾天了事。

　　日本女性在“女性專屬車廂”的站台前候車

　　日本設立“女性專屬車廂”防電車痴漢，治標不治本

　　為了保護女性的安全，很多國家在公共交通中都設立了女性專屬車廂。包括墨西哥、日本、印度、孟加拉國、馬來西亞、尼珀爾等，中國每年的兩會期間也會有人提出這一舉措。今年4月份，鄭州的公交車系統也推出了夏季女性專車，每天早、晚高峯，分別發一趟女性專車。

　　女性專屬車廂並不是新鮮事物，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就曾經出現過。原因在於大量的性騷擾事件的出現，很多婦女受傷嚴重甚至死亡，卻得不到救助。但是女性車廂卻並不總是受女性歡迎的。1888年，英國西部列車公司1060個女性專屬車位只有248個訂出去了，與此同時5141名女性坐吸煙車廂出行。很多公司都因為女性專屬車廂不受歡迎而取消了。同時這一舉動也惹惱了男乘客，在男性費力地擠進擁擠的車廂時，女性專屬車廂可能是空空如野。1977年英國鐵路公司正式廢止了存在132年的女性專用車廂。

　　日本1912年出現過女性專用車廂，但初衷並非是照顧女性，由於社會地位的原因，大多數男性不願意與女性同乘一車，甚至以此為恥。1947年，日本以“保護人命”的理由設置了女性專用車廂，因為戰後日本經濟困難，大量女性需要出門工作來維持生活。地鐵乘坐人數是比設計的3倍，大量體力差的婦女兒童沒法乘坐，還出現了乘車受傷的事件。“保命車廂”在1973年取消。真正因為性騷擾而設立女性專屬車廂在2000年，當時日本的“電車痴漢(意即流氓)”猖狂，在地鐵上女性大多數都可能會受到性騷擾。女性車廂設立以來，博得了女性社會的讚賞，但是非議之聲也一直不斷， 2007年8月20日，東京澀谷車站便有“向女性專用車廂宣戰”的抗議遊行。

　　2006年6月，台灣設立了女性專屬車廂，每日約300班次，車廂外有紅底白字告示牌，以提醒男性旅客勿入。但是這一舉措只實施了兩個多月就成為了歷史，8月下旬女性車廂就被取消了。反對者認為，票價都一樣，別的車廂擠得要命，女性車廂有空位卻不能坐，同時，女性車廂的設立隱含了“男性等於痴漢”的意涵。這一舉措還被婦女運動者所反對，女性主義者批評説，未看到台灣30年來在性別平等工作上的進步，是開歷史倒車。

　　設立女性車廂的目的是友善的，但是這一措施治標不治本。而且，這一措施強化了女性脆弱的社會印象，讓女性在受害時更加不敢站出來。台灣設立女性車廂的一位反對者説：“隔離的車廂無法壯大女人，它只會標籤化女人的準受害位置。⋯⋯鼓勵女性(及所有乘客)勇於當場揪出騷擾者，才是對抗車廂或公共場所性騷擾的有效途徑。”

　　鄭州906路公交設立的夏季女性專車。

　　美國人對性騷擾十分敏感，一旦被訴代價慘痛

　　2014年，在英國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人口最多的城市紐約獲評女性乘公交最安全城市。除了歸功於地鐵中加裝的攝像頭，還在於美國法律對於女性的保護，讓女性在面對騷擾、侵害時敢於站出來。

　　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其中第七章把“性/性別”加入了保護範圍。但一直美國的法院都認為這僅含性別意義，不含性能力和性行為等含義，否定了女性可以利用這法規提出性騷擾的訴訟，直到1976年後，性騷擾概念才作為性別歧視的一個法律概念被人們接受。

　　美國提倡對於被性騷擾者進行心理諮詢，在美國大學之中，這種心理諮詢是免費提供的。設立專門人員受理性騷擾受害者的心理諮詢，解決相關矛盾，懲罰被控訴的員工和教員。

　　發展到今天，美國人對於性騷擾的意識已經十分敏感，就算是不小心碰到一個同性的屁股，也可能被指控性騷擾。美國的教授不喜歡學生單獨去辦公室裏問問題，即使需要，也得事先預約，而且不管男女，教授總是要把門大敞開。

　　一旦起訴，將十分嚴重。據報道，美國加州一名外科醫生助理安妮，2006年至2008年期間頻繁地遭受到了醫院同事的性騷擾。“經常會有人對我動手動腳，要不就是從背後摸我，要不就是隨便攬我的腰，甚至還有人強行把我拉近他的大腿處，用下流的語言騷擾我。”她向醫院人力資源部的負責人舉報後，反遭到了辭退。2012年，法院最終決定判處醫院賠償安妮1.25億美元，加上4270萬美金作為安妮的失業補償和精神損失費。作為對比，廣州一名女白領受到主管騷擾長達數月，多次向公司投訴未果反被開除，2009年起訴後，獲賠3000元。

　　受害者在受到騷擾和侵害時也敢於指控。哥倫比亞大學女生艾瑪·蘇爾霍維茨在校時遭到了同學的強暴，但是施暴者被裁定“無罪”，2015年行畢業禮時，她攜帶牀墊上台領取證書，並拒絕與校長握手，以此抗議自己被強姦。今年5月份，耶魯大學著名哲學教授濤慕思·博格被自己的學生洛佩茲控告性騷擾，洛佩茲早在2010年就指控博格對其性騷擾，並於2011年正式向耶魯大學舉報。不過2011年耶魯大學內部判定洛佩茲對博格的“性騷擾指控”並不成立，洛佩茲轉而求助於律所與媒體。五年來，她的指控一直沒有停息。

　　2011年6月12日，在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上，數萬名婦女舉行反對暴力和性騷擾的集會和遊行。

　　女性“騷”不是性騷擾藉口，轉變觀念需整個社會努力

　　相比工作環境，學校等場所，在公共場合陌生人性騷擾現象更加地普遍。據學者研究，公共場合在中國是最容易發生性騷擾的地點，70%的女性受訪者受到陌生異性的身體觸摸和以性為內容的玩笑辱罵等不同形式的性騷擾。

　　有學者指出性騷擾的實質就是男性向女性顯示自身對於公共空間的權力。城市中對女性的騷擾如此普遍，在於女性和其他羣體，比如殘疾人、少數民族等，都處在弱勢地位。陌生人對女性的騷擾成為了一件無傷大雅的事情。

　　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男女的社會角色分別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男性往往是粗獷、主動和侵略性的，而女性則是温柔、被動、順從的。在社會上很多人的意識中，女性必須恪守自己的性別規範，外出時收斂自己，壓抑自己，這樣才能獲得保護。而一個女性被騷擾，往往被認為是自己不規範，是因為自己“發騷”。這也是很多女性遭到騷擾時卻不敢對外界説出來的原因。

　　觀念的扭轉需要所有人的長期努力。男性不能把性騷擾當成一件大驚小怪、無傷大雅的事情。擁有話語權的明星、社會名人，應當勇於為女性代言，幫助女性站出來;至於女性應該怎樣防範性騷擾，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説：

　　要防範性騷擾，必須先弄清楚性騷擾的類型，再巧妙應對。

　　公共場合的性騷擾一般會分為三類：偷雞摸狗型、渾水摸魚型和膽大妄為型，這三類的比例大致為70%~80%、不到20%、不到10%。對於前兩種性騷擾，王大偉認為，用一聲抓流氓或一個大嘴巴基本可以解決問題。而對於第三種類型，要鬥智鬥勇相結合，比如是在公車上，最好藉機走到司機或者售票員邊上，或者下車。女士還可以巧妙的利用自己的包來保護自己。首先是可以用包保護前胸、小腹等敏感部位;在發現有性騷擾的危險時，可以將胳膊抬起來，雙臂置於胸前，建立起小的可防禦空間。如果實在覺得不妙，可以利用身邊的尖鋭物品，比如高跟鞋、胸針，適當防衞。

　　對於喊叫的策略，王大偉總結為“四喊三慎喊”：男友在旁高聲喊，三兩女友高聲喊，白天高峯高聲喊，旁有軍警高聲喊;天黑人少慎高喊，孤獨無助慎高喊，直覺危險慎高喊。在天黑人少的情況下，應快步向有燈光、人多的地方走，進入附近的商店、飯店等公共場所，然後再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