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歐亞評論》網站10月25日發表題為《“拜登主義”的矛盾之處：從中國摩擦和過度軍事擴張到美國債務危機》一文，作者為紐約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資深學者丹·斯坦博克。全文摘編如下：
由於內在矛盾，“拜登主義”正在助長特朗普式的“對華戰爭”，與此同時，其過度軍事擴張也正在導致債務危機。
今天，一半以上的美國人不認同拜登的表現。他像特朗普一樣分裂着國家。更重要的是，進步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正在逐步消失。對中國、俄羅斯、伊朗及其他國家的“新冷戰”並非美國政府的優先重點，美國的福祉才是。由於白宮錯失在進步的基礎上重新制定美國經濟和對外政策的歷史機遇，它已深陷自相矛盾。正如實際結果一樣，中國充當了替罪羊，如同特朗普白宮時期一樣。
貿易戰破壞美國經濟
與美國戰後歷屆民主黨總統以及共和黨總統相反，特朗普及其太高的關税迴避了貿易自由化。拜登多邊主義言論掩蓋了沉浸在經濟民族主義和內向型貿易政策之下的類似目標。實際結果就是公開宣稱的多邊目標以及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戰之間自相矛盾。
另一個矛盾之處出現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聲稱，拜登政府不排除對華採取新的關税措施的可能性。可是，白宮非常清楚，如果沒有全球復甦，目前的關税目標並不可行。
這些自相矛盾的潰敗都是可以避免的。拜登當年仍在奧巴馬政府任職時，他的首席經濟顧問是賈裏德·伯恩斯坦，一位德高望重的進步經濟學家。2019年特朗普升級關税措施時，伯恩斯坦曾提出過警告。他説：“這是一個錯誤：整個原理可能受到了誤導。如果這樣，它將無助於美國工人，而且作為一種保護主義行動，它在全球給民眾造成的代價可能淹沒其受益。”
到了2019年秋天，伯恩斯坦宣告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是個“災難”，併為下屆總統制定貿易政策提出了6項建議。首先，外科手術般解決問題的關税措施可能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但是太全面的關税則削弱了經濟復甦。其次，當需求不足，西方處於長期停滯的情況下，貿易赤字絕對不是得分卡。第三，美國需要制定出口導向型行業政策，而不是保護主義。第四，有效的貿易協定需要多個利益攸關方，包括髮展中經濟體。第五，中國多年來並未從事貨幣操縱，特朗普卻在玩弄這種風險。最後，跨國公司打到底線的競爭無助於落後者；智慧型減税和補貼就業才有幫助。
▲資料圖片：4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中）在首都華盛頓的國會發表演講。新華社發（Pool圖片，梅麗娜·瑪拉攝）
債務清算已隱約逼近
如同特朗普政府出台2萬億美元抗擊疫情方案一樣，拜登推行對工人和失業者發放鉅額直接轉移和減税政策。雖然他已經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但是政府很難啓動另一項數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方案。奇怪的是，部分方案內容明確定義為“反華措施”。
最後，實際困境是：任何數額的刺激開支都不可能彌補拜登政府的根本矛盾之處——數十年來，維持美國軍事開支一直是以犧牲福利為代價的。
實際上，這個問題的關鍵角色是現行軍事開支，超過9650億美元。由於過度軍事擴張，美國用於福利方面的投資大大低於其他任何主要發達經濟體。這裏，福利的籠統定義是指人力資源、政府和基建。
可以理解，在如何給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財政一攬子計劃、超低利率和量化寬鬆提供資金方面，白宮沒有那麼直言不諱。簡單的答案是：通過不會被償還、但會被貨幣化的債務。
如今，美國的未償債務已飆升至近29萬億美元(GDP的126%)；其中包括公眾持有的債務(22.2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經濟的規模)，以及政府賬户持有的債務(6.2萬億美元)。按相對價值計算，公眾持有的債務幾乎與1945年美國的戰爭債務持平。
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這種借債行為預示着美國作為世界經濟支柱的地位和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地位的終結。由於市場是以未來為導向的，清算不會等到21世紀中葉。清算已隱約逼近。
為了推遲清算，拜登政府需要持續不斷地印錢。當央行為公共支出提供資金時，印鈔有可能引發惡性通脹。
把中國當替罪羊
此種軌跡將對聯邦債務的主要外國持有者造成損害。還有一個矛盾：如果中國不再購買美國證券並且/或者出售其持有的大量美元資產，華盛頓就需要其他外國和國內投資者來彌補缺口，這將導致利率上升。
因此，如果外國投資者一起減持美國資產，我們將回到崩潰境地，或者更糟。
拜登的忠實支持者喜歡將其描繪成杜魯門轉世。這是其智囊鼓勵塑造的一個形象。事實上，拜登曾希望把自己塑造成富蘭克林·羅斯福再世。
“拜登主義”不是有關地緣政治洞見或經濟政策的主義。它更多地涉及政治營銷，儘管沒有原則的主義註定要失敗。因此，產生了日益強烈的把中國當替罪羊的民粹主義需要。
與杜魯門不同，羅斯福期望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組成的大聯盟在戰後掌管世界。隨着力量逐漸分散，美國、中國和世界經濟在21世紀所需的正是這種多極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