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上週同時宣佈就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事件對俄多名高官和實體實施新的制裁。作為拜登上台後對俄製裁的“首秀”，以個人資產凍結和簽證限制、實體出口與融資禁令等為主要內容的制裁，被俄嘲諷為流於形式的“禮節性”行為。但從某種角度看，美歐此次對俄製裁的形式有着多重用心。
第一，制裁是拜登政府在對外政策上的立威之舉。自1月下旬上台以來，拜登政府的主要精力被美國諸多內政問題所牽制，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或參與活動主要聚焦於疫情應對、經濟復甦等議題，“新官上任三把火”似乎也主要燒在國內。但自2月底開始，拜登首次下令採取海外軍事行動，轟炸敍利亞境內的親伊朗民兵組織，國務卿布林肯也提出美國外交八大優先事項，外交議題正加速回歸中心位置。拜登政府似乎有意通過聯合歐盟對俄發起新一輪制裁，向不斷攻擊其“軟弱”的共和黨表明，拜登治下的美國將軟硬兼施直面大國衝突，不會淪為國際舞台上的“紙老虎”。
第二，制裁是統合西方對俄政策步調之舉。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美歐已經對俄羅斯發動了數十輪以經貿為主，輔以軍事、外交、政治、宣傳等各領域的“制裁戰”，雙方關係跌至冷戰結束以來的絕對冰點。但在此進程中，美歐出於各自利益考慮以及內部博弈，在制裁對象的範圍、形式、內容和時間節點上並不一致，為俄在美歐之間輾轉騰挪留下了空間，比如針對“新”“老”歐洲的不同利益訴求採用不同應對之策，以及利用“特朗普因素”造成的美歐矛盾化解壓力等。拜登政府在維持現有制裁強度的前提下，努力歸併美歐缺乏同步性和匹配度的獨立制裁，一方面是想限制俄羅斯利用制裁“盲點”從中借力，另一方面也向歐洲釋放重塑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決心，可謂一舉兩得。
第三，制裁還是民主黨彰顯“初心”之舉。對拜登和民主黨而言，人權、民主等議題向來是其介入他國內政、開展價值觀外交和搶佔道德高地的重要武器。拜登政府以“使用化學武器暗殺反對派人士”為由對俄製裁，可向國內和世界展現其與特朗普政府在價值觀和指導思想上的根本差異。
實際上，在超過6年的數十輪制裁後，俄羅斯精英和社會各界已普遍對外部制裁越來越無感，美歐制裁難以產生威懾效應。另外，包括俄聯邦總檢察長、聯邦安全局局長、聯邦懲罰執行局局長等此次制裁對象在內的俄高官，早已完成海外資產的“自查”程序。對美俄幾乎空白的防務貿易領域而言，所謂“國防產品和防務服務”出口禁令更是無從談起。
但是，美歐統合對俄步調的形式，將限制俄“外交破冰”計劃，使其難以分化歐洲，還可能導致俄歐衝突在烈度上超越俄美，“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或將淪為雙方關係惡化的“炮灰”。俄外長拉夫羅夫一度提出，將與歐盟“斷絕關係”作為應對制裁的可能選項。更為重要的是，美歐不斷在納瓦利內事件上做文章，對年內杜馬選舉等俄內部政治進程恐將造成影響。在今年初俄國內爆發的數輪示威遊行中，西方勢力的身影愈發清晰。美歐通過駐俄使團開展線上煽動，鼓勵本土非政府組織或媒體“火上澆油”，步調一致地進行高層聲討，或成為擾亂俄內部政治進程的新模式。
總體來看，在國際政治領域，制裁從來都不是終極目標，而是實現戰略目標的特殊手段。美歐此次對俄製裁的“形式化”，更多是服務於美歐國家內政需要，回應西方內部對俄強硬的呼聲。俄官方有關“對等回應”的表態，以及美對“航天合作”設置的制裁例外條款也表明，雙方對未來仍留有後手，並不希望一味地激化矛盾。
但是，制裁工具的最大缺陷在於，相關國家往往會陷入“制裁與反制”的死循環，以應激式反應替代戰略性研判。一般而言，兩大因素可以幫助當事國從制裁死循環中脱困，一是其中一方政府決策層頂住壓力主動妥協；二是國際格局發生重要變化，兩國利益在關鍵議題上實現契合。從當前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來看，上述因素均有所欠缺。美歐不但將所謂“長普京時代”視為重要威脅，普京在面對制裁這種強硬手段時也從未退縮，雙方在中短期內實現破冰的希望更加渺茫。（趙隆，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