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種律師葉傳岵:新中國首批法官 93歲仍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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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法者，治之端也。”這句話出自戰國末期思想家荀子，意為法律制度的制定與執行是實現大治的起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法治，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法律的公平、公正與人們的安定、幸福息息相關。依法治國，離不開每一個公民的學法、守法，也需要每一個執法、司法者的維護和堅守。

　　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尋訪全國各地的法治人物，記錄他們的故事，觸摸法律的剛性和温度。是為“法者”。

　　93歲老律師葉傳岵。  澎湃新聞記者 王樂 圖

　　“休庭！”

　　法槌落下，93歲的葉傳岵（hù）結束了他的此次辯護。

　　這是他今年8月份參加的一場庭審，事涉一起合同詐騙上訴案。在葉傳岵37年的律師執業生涯中，該案只是再普通不過的一起。如今，他依然思路敏捷，吐字鏗鏘。

　　葉傳岵的律師執業證號，還含有“1980”的字樣，那年，國內核發了第一批律師證。其時，葉傳岵已經55歲。

　　1979年，中國律師制度着手恢復，上海一批年過半百的老律師、老司法工作者“歸隊”，律師隊伍再出發。其時，全國僅有律師212人。

　　“最熱烈，最繁忙，最興旺。”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葉傳岵仍記得和同事們“一股子勁兒”辦案的情形——二十多人一間辦公室，上午庭、下午庭、擠公交、啃大餅。

　　初執律師業時，葉傳岵就以“敢碰硬”聞名業內。從花甲到古稀，他全國奔忙，代理了一批“首案”，恢復律師制度後上海第一起勝訴的無罪辯護案即是他代理的。

　　“律師應仗人間義。”這句話，他常説與學生。百廢待興之時，葉傳岵不斷帶教新人，授課各地。

　　而今，後輩們管他叫“老法師”，學生們則把他稱作“火種”。

　　“文革”後，54歲做律師

　　“我都成了老頭，他就是老老頭了。”上世紀80年代剛入行時，滕軍就跟着葉傳岵實習。望着兩人當時在南京辦案時的合影，滕軍訝異地搖着頭，“不知道他都吃些什麼？”

　　上世紀80年代，滕軍隨葉傳岵在南京辦案時留影。  受訪者供圖

　　三十餘年過去，葉傳岵依乎沒怎麼變，依舊身量清瘦，目光炯炯，只是兩鬢生了些白髮。

　　8月7日一大早，葉傳岵就乘地鐵來到上海市一中院，他代理的一宗合同詐騙案即將二審開庭。“他開庭時相當亢奮，滔滔不絕。”滕軍記得，當年葉傳岵經常給學生灌輸，“開庭，就是一個説服法庭的過程。”

　　律師執業至今，滕軍仍秉持着這個理念，在他看來，辯護時“説給旁聽席”、甚至“説給當事人”都是投機取巧的行為。

　　滕軍師從葉傳岵，是從1985年開始的。那年，葉傳岵剛任上海聯合律師事務所第六分所（以下簡稱“六分所”）主任，該所的辦公地點就在錦江飯店的兩間地下包房裏。

　　那時錦江飯店有個玩笑——進來土不啦嘰、縮頭縮腦的，都是來找老葉的。

　　葉傳岵成了所裏的“招牌”，來諮詢的人絡繹不絕。事實上，當年大眾對於“律師”這一概念仍十分模糊——見了律師就喊冤的、叫青天的、寫血書的，時有出現。

　　當時，葉傳岵剛評上了高級職稱。1984年，上海全市已有專職律師近300人，其中20人被評定為高級律師。給律師評職稱，這還是上海市司法局在全國的首創。

　　1979年，十年動亂後，百廢待興。在上海市司法局的緊急動員下，一批50年代的老律師、老司法工作者平反後“歸隊”，律師隊伍再出發。54歲的葉傳岵也結束了22年的“右派生涯”，始執律師業。

　　其時，上海市律協內律師只有五十幾人，而這個數字在全國是212人。

　　1980年，上海律師開始有了專門的從業機構——法律顧問處。

　　那年起，蘇州河兩岸，兩家法律顧問處先後設立。葉傳岵出任上海市第二法律顧問處副主任，主管業務。“那時清早門口就排着長隊。”

　　起初，第二法律顧問處的二十多人擠在四川南路上一個小房間裏，位置輪流坐，三台手動打字機成日噠噠作響。

　　時任打字員的劉小禾記得，老律師們常為討論案件爭得面紅耳赤。

　　“最熱烈、最繁忙、最興旺。”葉傳岵至今猶念和同事們“一股子勁兒辦案”的情景。蹉跎二十餘年，這些年過半百的老律師們一心想把逝去的時間追回來，“學的終於又能用了！”

　　在學生曹曉明的印象中，葉傳岵忙得“飛起來”，但是“越幹活越開心”。

　　那時，葉傳岵還擔任了三十多個單位和個人的法律顧問。晚間及週末，他又是數個官辦培訓班的老師——“斷層”之際，人才奇缺，律師實務、新法普及等“速成”需求極旺。

　　及至1986年，培訓結業的曹曉明和劉小禾同期應考，參加了上海首批律師資格考試。

　　在曹曉明看來，葉傳岵就像“火種”，對法律“不離不棄”。

　　青年葉傳岵。  受訪者供圖

　　“無論多麼罪大惡極，都有權得到辯護”

　　“80年代律師制度剛恢復的時候，實際上‘敢吃螃蟹’的人並不多。”曹曉明記得，那時社會上對於律師仍有些誤解，“以為律師就是‘替壞人説話的’。”

　　其時，葉傳岵也接辦了一批大案、要案。

　　1986年2月，上海公開宣判了一起震動全國的強姦流氓團伙案，引得滿城熱議——6名被告人中有多名高幹子弟，其中3名主犯被判流氓罪、強姦罪，當即被執行死刑。

　　“那時流行跳黑燈舞、貼面舞，影響很壞。”葉傳岵説。

　　該案的受害女性多達51人，一時間流言四起，著名影星龔雪也被傳牽涉其中。葉傳岵曾專門為其登報闢謠。“龔雪就好比阮玲玉那樣，當時差點要自殺，這個問題不洗清楚，她抬不起頭。”

　　葉傳岵正是此案被告二號人物胡曉陽的辯護人。

　　當時，有人對此頗有微詞——上海有個姓葉的律師，竟然給胡曉陽做辯護。但葉傳岵對此十分坦然，在他看來，無論胡曉陽多麼罪大惡極，都有權在法庭上得到辯護。

　　“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法律實體和程序公正的統一。”葉傳岵説。早在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原則。上海律師的發端，正是由於刑事辯護的需要。

　　上海解放後不久，1949年8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一號令公佈了《上海市人民法院辦理民刑案件暫行辦法》。其中第十二條明確規定，“刑事案件，得由被告聲請審判長指定公設辯護人或有關之羣眾團體指派代表為其辯護人，審判長亦得逕行指定之。”

　　其中的“公設辯護人”，即是律師的前身。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公設律師室”，既幫助刑事被告人進行辯護，也為離婚婦女提供法律幫助。

　　至1956年，上海已有六個法律顧問處。然而，隨着1957年的“反右”運動，剛起步的律師制度在全國戛然而止。此後冰封二十餘年，直至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曾經的律師先行者，終於能在年過半百之際重新“歸隊”。

　　1980年代，在律師隊伍重建之時，除了曾經的老律師，老司法工作者也成為了重要血液。葉傳岵作為1950年代上海市人民法院的法官，轉身成為了新時期的第一批律師。

　　1993年，葉傳岵被司法部授予行政二級金星榮譽章。  受訪者供圖

　　新中國第一批法官，曾傳喚“青幫大亨”

　　“聽葉老師的庭，是一種鈔票買不來的享受。”曾有不少年輕律師專門追着葉傳岵旁聽庭審。

　　在庭上，大律師們神采各異。有人善於調侃，有人文質彬彬，而葉傳岵得到最多的評價，就是“硬朗、痛快、一針見血”。滕軍記得，葉傳岵在庭上從不開玩笑，“他很規範，就是個典型的職業律師”。

　　在六分所任主任時，葉傳岵有個“鐵律”——所有的法律文書都要經他審讀、簽字，方可打印成文。學生曹曉明回憶到，自己偶爾想“賣弄下文采”，也會被他劃掉，“加那麼多成語幹什麼？要用法言法語。”

　　至今，葉傳岵仍對一份判決書的表述耿耿於懷。“上面寫他（被告人）跟女青年在宿舍裏‘鬼混’，到底是侮辱、猥褻還是強姦，‘鬼混’是什麼意思？”該案當事人被判流氓罪，其後申訴多年。

　　1997年，刑法修訂後，“流氓罪”被取消。

　　1992年，葉傳岵作為上海首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代理人出庭，為被害人發聲。該案的被害人是位年輕女性，名叫潘萍。因戀愛糾紛，她被男友潑硫酸毀容。最終，其男友李新華被判處死刑。

　　近十年來，葉傳岵仍不離一線。2013年，他代理了上海首例手淫服務案。上海二中院終審判決，被告人某足浴店老闆及領班犯容留賣淫罪。“手淫服務算不算賣淫”再次引發全國熱議。

　　此類案件在全國出現了多起“同案不同判”的情況。辯護時，葉傳岵也會嘗試站在法官的角度想問題。

　　早在1949年8月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之時，葉傳岵就是上海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他從調查員做起，一路升至審判員、審判組組長。

　　1948年，葉傳岵在四川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時留影。  受訪者供圖

　　1951年，他曾將“青幫大亨”——天蟾舞台大老闆顧竹軒——傳喚至法院，為天蟾舞台某些勞工們追討欠薪；也曾審理哈同洋行總經理姬覺彌小老婆的“離婚案”，這是1950年《婚姻法》問世後上海首例離婚案，物證只有二人的“定情信物”——一把桃花扇。

　　“我是新中國第一批法官，也是新時期第一批律師。” 葉傳岵説。

　　1980年，《律師暫行條例》出台，法律顧問處被設立為事業單位，律師則成了國家公職人員，“那時我們有一種觀念，認為公、檢、法、律師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我們有一致的目標——正確地實施國家的法律。”

　　37年過去，而今律所已經突破了合作所、合夥所、個人所。《律師法》業已於1997年出台——律師脱離了行政架構，自此走向社會。

　　7年前，為紀念律師制度重建30週年，上海市律協曾專門編著了一本書《開拓者的足跡》，記錄了葉傳岵及同期的二十餘位老律師。及今，書中存世者寥寥無幾。

　　在葉傳岵看來，開拓者就是“披荊斬棘”，“讓後面的人能跟上來”。

　　一生法律人：79歲開律所，93歲仍執業

　　“路遙知馬力。”2006年，葉傳岵以81歲高齡入黨，老友崔蘭棠來信祝賀，他在信中寫到，自己“激動地徹夜難眠”。

　　兩人相識於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時。解放軍部隊到達上海的第一天，就接管國民政府法院。

　　崔蘭棠即是接管人員之一。那日，他穿着15天未離身的汗嗅軍裝，走進了浙江北路樓上一間大法庭內。獨坐眾人背後，崔蘭棠有些“自感形垢”。而葉傳岵熱情地上前握手，與他並肩而坐，介紹起法院的情況。

　　“我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同志之誼，崔蘭棠至今難忘。

　　其時，葉傳岵已是國民政府上海法院的法官，同時，他也是民盟的秘密成員，心向革命。葉傳岵加入民盟的介紹人，正是抗日救亡“七君子”之一的史良——1954年，史良成為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長。

　　曾有老友笑言，葉家是“一門忠烈”。

　　幼時，葉傳岵的叔叔、姑父都是早期地下黨的重要成員，名留黨史。葉傳岵至今記得1936年西安事變時，家中的緊張氣氛——葉家正是共產黨的地下聯絡點。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張曙時、張有漁、車耀先等都曾住在他家。

　　8年全面抗戰，貫穿了葉傳岵的整個中學生涯。他曾在“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中起草“罷課宣言”，一度被學校開除。至今，他猶記得校歌中的“擔當”，“河山破碎伊誰管？中人以上敢卸仔肩”。

　　1945年，抗戰勝利之時，葉傳岵全公費考入了四川大學法律系，自此一生法律人。

　　從前老律師們碰頭，偶爾也會談起“歸隊”前被錯劃“右派”的二十餘年。有人説，“心有餘悸”，但“無怨無悔”。葉傳岵説，自己連“餘悸”都沒有，“最難的時候，我一個人對內對外，也都過來了。”

　　其時，葉妻和長子均患重病，家中還有兩個幼兒。

　　“蘇武不也牧羊19年。” 蹉跎二十餘載，葉傳岵終於“歸隊”。

　　2004年，79歲的葉傳岵白髮創業，開辦了自己的律所。滕軍記得，開業那日，高朋滿座，葉傳岵高興得“活蹦亂跳”。

　　大兒子羅立佳是其律所的合夥人之一。在他看來，父親執業至今，“就是離不開那種氛圍。”如今，父子閒聚，談得最多的還是案子、司法、時政。

　　“我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渾渾噩噩地過一輩子。”

　　如今，93歲的葉傳岵正在學着用微信，講起話來還是竹筒倒豆子，川音濃厚。葉傳岵説自己有兩大樂觀——腦不痴，背不彎。

　　“頭腦都不清楚了，誰還敢請我辦案子呢？”

　　責任編輯：初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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