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近期國內一名中學生童星因校園霸凌跳樓自殺，所幸經過搶救，已無生命危險，但身心都受到永久傷害。家長們不由得憂心忡忡：童星尚且如此，普通孩子如果遭遇校園霸凌，該如何應對？孩子的世界是成人世界的投射，種族、性別、宗教、經濟、文化上的差異以及個體智力與體力上的不對等，都是校園霸凌產生的原因。印度、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在治理校園霸凌方面都做了許多探索，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鑑之處。
印度：學校成立“反霸凌委員會”
印度某官方教育機構的社會調查顯示，印度約有42%的學生曾遭遇校園霸凌。與其他國家相似，印度的校園霸凌源自學生之間地位的不平等。大到不同種姓、不同經濟地位、不同宗教信仰等，小到學習成績、性格、個頭等，都可能成為霸凌的理由。
印度80%以上的人口信印度教，而印度教的種姓制度最大特徵就是將人分為三六九等，所以説，等級觀念和上下尊卑之分，是滲透到印度人血液中的與生俱來的理念。同時，印度多種宗教並存，相互之間矛盾與衝突由來已久。此外，貧富的巨大差異、城鄉的諸多差別等成人社會的種種矛盾，映射到校園中，很容易形成校園霸凌依存的土壤。比如説，達利特種姓的學生更容易成為校園霸凌的受害者。達利特是印度種姓制度的最底層，印度不少地方都曾爆出達利特學生被高種姓同學毆打、達利特女生被性侵的事件。更常見的是軟暴力，比如在學校中，被分配打掃廁所的往往是達利特階層的孩子。
家境貧困的孩子更易成為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印度政府為照顧貧窮羣體，允許學校給窮困階層的孩子一些名額，在招生、升學等方面予以照顧，甚至給這些孩子額外的獎學金、助學金。而這些優惠政策，有時反而會給這些孩子招來忌恨和嘲笑，導致霸凌。
即使到了大學，也依然存在校園霸凌。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一開場就有大學老生作弄新生的場景。這種惡作劇式的校園霸凌在印度很普遍。2019年，印度媒體報道了發生在北方邦撒法伊醫科大學的一起校園霸凌事件，150名剛入學的新生被逼剃光頭，用這種方式向老生致敬。
印度政府和學校試圖從源頭上預防校園霸凌現象，比如，從法律層面上，印度憲法早在1950年就規定了要保障弱勢羣體學生的教育利益；在1986年和1992年的教育法規中，都明確了一些保護校園弱勢羣體免受霸凌和不公正待遇的措施。但這些政策落實並不到位，對反校園霸凌收效甚微。2005年，印度政府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甚至將一些種姓和部族的保留名額比例上升到近50%，但這引發高種姓人羣的強烈不滿，帶來新的階層對立和霸凌隱患。
2015年，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學校成立反霸凌委員會，由校領導、教師、校醫、輔導員、家長代表、法律顧問等組成，職責包括制定反霸凌預案、開展針對學生和家長的反霸凌培訓、監控並制裁霸凌行為等。此外，一些學校還開通 “霸凌熱線電話”、設置 “霸凌信箱”，甚至校園霸凌匿名舉報App也上線了。這些舉措不同程度上抑制了校園霸凌，但印度反校園霸凌，仍然任重道遠。
日本：立法嚴懲施暴者
2011年10月，日本的滋賀縣大津市一名初中2年級學生因為校園霸凌跳樓自殺。施暴者3人中的2人被送入少年犯監管機構，1人因不滿13歲被相關兒童心理部門監督管理。校長在內的5名校職人員和教育部2名官員被處分或免職，這是日本為校園霸凌案立法的起點。
2013年9月，日本首部《防止校園霸凌對策推進法》正式實施。法律規定，當自己受到校園霸凌或者看到這樣的事件時，就要第一時間報警。由警察出面進行調查。而且校園霸凌的界定不止限於當面欺凌的行為，利用網絡及電話等方式中傷當事人的同樣被界定為霸凌。2020年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調查數據顯示，校園霸凌從內容上看，辱罵和排擠佔了近八成，讓人受傷的暴力和搶奪財物的欺凌，從比例上來看並不多，使用電腦和手機的網絡欺凌事件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該調查結果顯示，校園霸凌主要發生在小學和初中低年級階段。筆者女兒來日本上學的第二年剛開學不久，體育課上因為腳受傷影響了同組的兩個男生參加活動，遭到語言霸凌，老師非常重視，不僅讓那兩個男生當面道歉，而且持續關注他們和女兒在平時的關係。雖説老師的做法顯得有點“大驚小怪”，然而校園霸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續擴大的。為避免事態發展到不可挽回的程度，及早發現及時制止尤為重要。
作為老師，留意學生的一些細節，多與其他在校老師溝通、全面瞭解學生情況，與學生之間建立順暢緊密的聯繫是關鍵。在日本小學，班主任老師幾乎全天都與學生在一起，除了少數專業性科目之外，大多數科目的教學都由該老師一人完成，甚至中午飯都與學生在一起吃，可以説，孩子與班主任老師在一起的時間比跟家長在一起的時間都久。老師對每個孩子的性格習慣都很熟悉，也就更能從細微處着手，防患於未然。
在文章開頭提到的大津事件的第二年，東京品川區中學一名一年級男生跟老師説自己的鉛筆被折斷了。老師提醒全班注意，但也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最終欺凌一步步升級，幾個月後男孩不堪忍受來自全班同學的各種嘲笑和言語攻擊而自殺。和從前相比，現在的校園霸凌多數不是一對一，而是多人對一人，也更隱蔽。作為家長，要常與孩子溝通，細心觀察孩子的狀態，教孩子保護好自己。
英國：受害人匿名舉報渠道很多
在英國，校園霸凌是一個永恆話題。英國每12個孩子中就有1人在學校被嚴重欺凌，導致學習、健康受到影響；受欺負的孩子自殺率是普通孩子的7倍；至少半數以上的未成年人自殺都跟受到欺負有關。
當地媒體報道，曾有一名9歲的兒童致電英國慈善機構“全英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的關愛熱線，稱自己在社交媒體上被公開辱罵、勒索，並遭到死亡威脅。還有孩子舉報説，多條關於自己的不實謠言在互聯網上流傳。其中一名男孩表示：“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欺負我，稱我又醜又胖。我不敢還擊他們，否則換來的只會是在學校更過分的欺凌。我不想跟老師説這些，只能傷害自己來減輕痛苦。”英國反對欺凌聯合會全國協調人瑪莎·埃文斯認為：“對於青少年來説，網絡霸凌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為此，英國政府近年定期發佈《互聯網安全綠皮書》，督促谷歌、臉書等互聯網公司採取措施應對網絡霸凌。此外，全英防止虐待兒童協會呼籲推動相關立法，並對社交媒體用户建立起網絡暴力預警機制。
全英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的調查發現，大多數惡性欺凌都是從一個無意的小事開始的，隨着時間的推移，受害人所承受的羞辱不斷升級，欺凌者的行為也會變本加厲。調查發現，29%被欺負的人有過自我傷害的經歷。在學校被欺負的人更有可能心理健康受損。孩子遭受欺負的原因有很多，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與眾不同，種族、外表和家庭結構都可能是原因。因此，移民兒童相對來説更有可能被欺負。在本世紀初，英國校園霸凌現象突出的原因之一，是移民人數的上升。
英國政府10年前就專門開發在線平台方便青少年匿名舉報校園欺凌。舉報者可以通過截圖的方式把辱罵性的信息保存下來，或者把霸凌者的照片拍下來，發送給平台工作人員。舉報結果僅僅會被舉報者學校裏的教師看見。這款應用軟件已在英國多所學校推廣。2020年有3/5的英國青少年認為校園霸凌事件有所減少，有1/4的家長認為校園霸凌問題正在得到改善。
加拿大：校內外到處有監控
有統計顯示，47%的家長稱自己的孩子遭受過校園霸凌。相比一對一的霸凌，更嚴重的校園霸凌是“校園幫派霸凌”，一種是以暴力手段霸凌同學；另一種則是“軟霸凌”，即拉幫結派、孤立看不順眼的同學，這類“冷暴力”令人窒息。
為應對校園霸凌，加拿大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性措施。首先，對校園霸凌作出概念界定。加拿大對校園霸凌的定義，是“採用各種直接、間接手段故意傷害或恐嚇他人，且受其霸凌者無法自我保護或辯護”，其適用範疇包括身體霸凌、情感霸凌、性霸凌、口舌霸凌（給別人起外號、不斷嘲笑或辱罵他人）、種族霸凌（以種族、信仰、文化背景為理由進行歧視和霸凌）、網絡霸凌（在北美自2005年起開始被正式納入校園霸凌範疇）。有了清晰的概念界定，有助於有關各方迅速判明校園霸凌的性質，並恰當應對。
其次，通過立法和懲罰制約校園霸凌現象。第三，宣傳普及反校園霸凌知識。加拿大各省普遍設立“兒童幫助”（Kids Help）熱線和專門網站，並反覆教學生如何使用這些幫助渠道。許多在校園中散發的“反霸凌”小冊子上都明確、醒目地提醒學生“碰上校園霸凌要敢於打911（報警）”，並要求警方在接到校園霸凌報警時必須作出反應。
第四，加大校園監控技術手段密度。在加拿大，監控器材最密集的地方不是十字路口或者重要廣場，而是中小學的教學樓內部。而這些監控影像資料，學校本身無權刪除、剪接，一旦出現家長或學生投訴，學區教育局便會調看這些資料，如果有疑點則會上報市教育局，並在需要時移送法律程序。有研究者指出，“讓學生相信校園內到處都有監控”本身就是對校園暴力的一種震懾，也有助於提升學生在校園內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