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蔭榆：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
王鶴
導讀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楊蔭榆是一個著名女人，她是中國首位國立大學女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然而，僅僅幹了一年半的時間，就在著名的“女師大風潮”中灰頭土臉地辭職還鄉了。如今，“女師大風潮”已經相隔九十多年，政治的歸政治，社會的歸社會，學校的歸學校，個人的歸個人，就像一台歷史活劇謝幕多時，本文作者重登這個歷史舞台，不僅能從前台，還能從後台和側面看看楊蔭榆女士，從中領略一種完整的人生主題。許多歷史大人物曾經寫到過楊蔭榆，有魯迅先生，也有胡適、徐志摩和蘇雪林等，但他們往往都是從某個側面寫楊蔭榆，而楊蔭榆的侄女楊絳則從親屬的角度，寫日常視野裏的楊蔭榆，她對三姑母的感情很複雜，既不喜歡姑母性格的孤寒、怪異和為人處事的歪歪扭扭；但對於楊蔭榆崎嶇、清冷的悲劇命運，又有從人性出發的尊重、悲憫，以及作為親人的同情、憐惜。
1、女師大掀起“驅羊風潮”
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成為中國首位國立大學女校長，一定是楊蔭榆(1884―1938年)一生最志得意滿的時刻；然而，她在這個職位上只待了一年半就狼狽離職――這段經歷的陰影，伴隨她的生前身後。
很多人是從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知道楊蔭榆的。因為劉和珍在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中殉難，便誤以為楊蔭榆是此次鎮壓學生的兇手。其實，楊蔭榆1925年8月初辭職後，當年冬天便回到了蘇州兄長家。不過，此前她在女師大風潮中，確實曾被魯迅痛下針砭。
1924年11月，由於部分學生秋季開學後延遲了2個月返校，楊蔭榆整頓校風，欲開除3個學生。她的處置有失公平，引起師生不滿，女師大開始“驅羊(楊)風潮”。1925年1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向楊蔭榆遞交要她去職的宣言。
5月上旬，女師大召開“五七”國恥紀念會，有學生不承認楊蔭榆為校長，驅趕她退席。5月9日，楊蔭榆宣佈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成員。學生自治會則召開緊急大會，堅決驅逐楊蔭榆。學生們將校長辦公室與寢室貼上封條，在校門口張貼開除校長等佈告，值班把守，不準楊蔭榆進校，她不得已只好和行政人員到校外租房辦公。1925年1月以來，學生們發佈數次驅楊宣言，指斥楊蔭榆“劣跡昭彰”：資格淺薄不學無術，不諳禮節墜落校譽，越俎侵權徇私舞弊……其中有“蟊賊”“喪心病狂”“不知人間尚有羞恥”“楊氏之肉，其足食乎”等激烈之語。
1925年5月20日，楊蔭榆在《晨報》發表《“教育之前途棘矣！”楊蔭榆之宣言》。一週後，《京報》發表魯迅、周作人、沈尹默等7人聯名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學生，指出楊蔭榆的感言以及致學生家長書，“大概諄諄以品學二字立言，使不諳此事始末者見之，一若此次風潮，為校長整飭風紀之所致……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許廣平在她保存的這一宣言的鉛印件旁寫有附註：“魯迅擬稿，針對楊蔭榆的《感言》仗義執言，並邀請馬裕藻先生轉請其他先生連名的宣言。”
7月底，楊蔭榆以整修宿舍為由，要求暑假拒絕離校的學生搬出學校，被斷然拒絕。8月1日，她率領職員們在京師警察廳巡警護衞下進入學校，勒令學生即刻離校，學生則堅決反抗。現場目擊的李四光《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一文講述，楊蔭榆吩咐巡警不能動手，學生的情緒則比較失控，“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可憐我們平時最敬愛的青年淑女，為什麼要做到那步田地”。
楊蔭榆焦頭爛額，再難執掌學校，教育總長章士釗8月8日批准她辭職。擔任女師大校長僅一年半，她就從職業生涯的頂峯，迅疾而尷尬地跌落。
教育部宣佈停辦女師大，章士釗在《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肯定了楊蔭榆“明其職守，甘任勞怨”，隨後感嘆“綱紀蕩然”。他説京師各校因校方開除學生而驅逐校長，已非一例。最後大抵是“革生留而校長去”。
20年代的許多學潮，既源自大破大立的社會風潮的激盪，也因年輕人飽含掙脱舊傳統舊秩序的熱望，還湧動着青春期的叛逆衝動，有時更摻雜進一些複雜背景。學生也不乏過激行為，包括火燒《晨報》報社、衝進章士釗家打砸。
女師大風潮期間，不同陣營的學者，在媒體上針鋒相對地論戰。陳西瀅《北京的學潮》一文1925年2月發表於《現代評論》，他認為女師大驅楊宣言“所舉的校長的劣跡，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飽私囊的字眼，加楊氏以莫須有之罪，我們實在為全國女界的最高學府的學生不取”。
女師大哲學系主任兼教授汪懋祖6月初在《晨報》發表文章，遺憾於學潮被外力推波助瀾、難以收拾。他覺得：“楊校長為人，頗有剛健之氣，欲努力為女學界爭一線光明，凡認為正義所在，雖赴湯蹈火，有所不辭……”
魯迅在女師大風潮前後寫了大量檄文，討伐楊蔭榆、章士釗等，8月10日發表於《京報》的《女校長的男女的夢》，批判楊蔭榆污衊學生與教員、對學生“先以率警毆打，繼以斷絕飲食……”筆墨照例辛辣尖刻：
我不知道事實如何，從小説上看起來，上海洋場上惡虔婆的逼勒良家婦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凍餓，吊打。那結果，除被虐殺或自殺之外，是沒有一個不討饒從命的；於是乎她就為所欲為，造成黑暗的世界。
已於1923年秋從女師大畢業的作家石評梅，也在《京報》撰文，痛批楊蔭榆“殘忍無人心的荒謬舉動”，稱她“品德不足以服人，才智不足以制眾”。
胡適惋惜於筆戰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擔心影響年輕人“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1925年“五卅運動”之後，他以《愛國運動與求學》諄諄告誡青年，真正的愛國是把自己鑄造成有用之才，而非“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裏跟着人家亂跑亂喊”：
排隊遊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惟一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卻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瞭解：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
2、“國民之母之母之婆”
被打落入水後，楊蔭榆留在世間的形象，就這麼定格了：依附北洋軍閥，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壓迫學生。
楊蔭榆自己，一定萬般委屈――她以為自己的出發點，不過是要在好校風裏培養專注學習的好學生。她在給女師大學生家長的信中説：“本校為全國女學師資策源之地，學風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來，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響，青年學子，遂多率意任情之舉。習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飭學紀，曾將少數害羣分子，除其學籍，用昭懲儆……”她認為女師大是為全國女學培養師資的，故“學風品性”尤其要緊。“竊念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學生因此諷刺她為“國民之母之母之婆”。她1925年5月9日寫給全校學生的《公啓》同樣招致某些嘲笑：“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亦當體貼尊長之心。”在“五四運動”之後摒棄舊式倫理的語境中，這類自居尊長的語調，當然顯得很不合時宜。
楊蔭榆8月4日發表於《晨報》的辭職感言也説：“蔭榆置身教育界，始終以培植人材恪盡職守為素志，在各校任職先後將近十年，服務情形，為國人所共鑑……對於學生品性學業，務求注重實際……自問過於認真，容有不見諒於人者，但即受國家委以重任，矢志以盡力女子教育為職責……勉力維持至於今日者，非貪戀個人之地位，為徹底整飭學風計也(按本校近七年來每年皆有風潮)。”
徐志摩1919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時，與楊蔭榆同過一年學。他在8月18日的日記裏饒有興味地評點了同學中的10位女留學生，行文風趣俏皮，對她們的容貌性情，有褒有貶。出現在徐志摩筆下的楊蔭榆，戇直自負，頗不可愛。徐志摩説大家稱楊監學為小姐，他覺得有些肉麻，不如稱楊大姐，因為她是老小姐。
他(楊蔭榆)年紀大概四十左右，所以他的顏色，可以置諸不論。但是他從前來吳城看董時的時候，倒居然自忘年老，著意修飾：面上塗着脂粉，身穿齊腰的花洋紗短褂，頭戴緋花的笠帽，手裏還張着花綢洋傘。我當時看他步步蓮花，何嘗不當他是一二八佳人。自從到衣色加後，他還真反(返)樸，一味本色，到是有自知之明，中國人見了沒有一個不説他是國粹保存家……他在中國女界，自然總算頭排二排的人物了。他到美國來，自然自命不凡，以教育家自居，所以在船上就同任堅(董時)説得絲絲入扣，非常投機。他的性情頗為嚴厲戇直，大概他是教訓慣了小學生，所以就是見了我們大學生，也不免流露出來。他既然以教育家自居，自然比平常女學生，多留意國事世界事以及美國家庭狀況。他的主見，是温和保守派。他極不願意叫舊道德讓路，不贊成歐化中國，主張局部的變通……他存了這派心理，一看小鄺等那樣活潑，羅剎庵開跳舞會，就覺得老大的不自在，以為他們是變本加厲，太過火了。他甚而至於向董時説：“衣色加的中國學生，心裏都是齷齪的。”也許有幾位存心不狠老實，但是説話決計不可這樣籠統渾括。況且“齷齪”二字的定義，也狠難下。這句話就是我聽了，也覺得不能過分為楊監學恕。大概他生性戇直，也是有的，或者當時董時逼得他急了，一時未能擇詞，隨口就淌了出來。
楊蔭榆既不漂亮也不擅打扮，性格又不活潑，在20出頭的徐志摩眼中，自然顯得夠老――“年紀大概四十左右”，其實她當年才35歲。那時徐志摩已經結婚並生子，私下嫌棄着妻子張幼儀的古板沉悶不好看。雖然還沒有認識林徽因、陸小曼等兼具美貌、靈秀的女子，但他的審美標準一以貫之，所以無論楊蔭榆着意修飾、穿戴鮮亮還是毫不講究、樸素歸真，都難得其好評。
徐志摩還講述，楊大姐受邀在衣色加學生會組織的中國留學生大會上演説，結果“惹出許多閒話來了”：她主張要強健體格好替國家出力，認為當下中國人只能卧薪嚐膽，不可歌舞遊樂。還説她不贊成美化。“就他命意説，到是句句金言，我就很欽佩他的敢言不憚。無如他説得太嗦了――他罵人了――他於是觸怒人了！”
楊蔭榆比大多數留學生年長10多歲，差不多算得上他們的長輩，她又帶着教育名家的自命不凡，對年輕人流露出訓誡者的居高臨下，難免讓人反感。因為固守舊道德，自以為是，對其他同學的歌舞娛樂也大張撻伐，因而觸犯眾怒。
徐志摩的記敍十分難得：楊蔭榆的保守迂執與不通人情，早已顯露，這為她後來的狼狽處境埋下伏筆：女師大風潮背後，固然混雜着難以化解的複雜局面和人性的幽微，但她的剛愎僵硬，也往往火上澆油，使局面加劇失控。
楊蔭榆去世後，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作家蘇雪林撰有《悼女教育家楊蔭榆先生》。她回憶自己20年代末與楊蔭榆相識，之前在《幾個女教育家的速寫像》中介紹過其生平。“提到北京女師大風潮曾替蔭榆先生説了幾句公道話。她原是已故某文學大師的對頭，而某大師欽定的罪案是從來沒人敢翻的，我膽敢去太歲頭上動土，豈非太不自量？所以這篇文字發表後，居然吃了人家幾支暗箭。這也是我過於愛抱不平，昧於中國古賢明哲保身之道的結果，只好自己罵一聲：‘活該！’”
楊蔭榆的一生，求學與教書、辦學，是貫穿始終的主線索。她1884年生於無錫，1902年和二姐楊蔭就讀於兄長楊蔭杭(錢鍾書妻子楊絳之父)與朋友創辦的理化會，學習近代數理知識。此後在蘇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務本女中學習。1907年，楊蔭榆考取官費到日本留學，先後在青山女子學院、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化博物科學習，畢業時還獲得獎章。她回國後任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兼生物解剖教師。1914年到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後來的女高師、女師大)任學監。1918年，楊蔭榆獲教育部選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1922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國任教，1924年2月被教育部任命為女師大校長。1925年8月辭職南歸後，她先後在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東吳大學等校任教。1936年在蘇州創辦私立學校“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
她的一生，無論是否合于時宜，矢志於女子教育，倒確實是做到了。
2015年11月29日，北京，魯迅中學，2016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錄用考試在此舉行，考試結束後，考生走出考場――這裏，曾經是楊蔭榆任過校長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堂舊址，1923年直1926年，魯迅先生也曾在此任教。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趙迪/攝
3、不得已做了“擬寡婦”
裹在是非漩渦裏的楊蔭榆，無論如何都有些概念化，還是她的侄女楊絳所寫《回憶我的姑母》，讓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不那麼可愛，卻也恨她不起來。
楊絳描述：“三姑母皮膚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牙也整齊。她臉型不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醜。”然而，楊蔭榆的母親認為女兒生得醜，將她嫁得尤其糊塗――只看中門當户對，卻不知女婿的底細，那位蔣家少爺是個低能兒，“老嘻着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任何對未來心懷憧憬的新娘，掀開蓋頭面對這麼奇形怪狀的新郎，都會愕然、絕望，從頭冷到腳底吧？
楊絳説，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説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必是為了自衞”。楊蔭榆躲回孃家不願再去夫家，厲害婆婆派來老媽子硬將她接走。後來她死也不肯回去，婆婆親自上門，楊蔭榆有些怕她，躲入嫂子(楊絳母親)的卧室。“那位婆婆不客氣，竟闖入我母親的卧房，把三姑母揪了出來。”楊蔭榆不再示弱，堅決與夫家斷絕了關係。“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不肯為蔣家生男育女吧？”那是上世紀初，不肯嫁狗隨狗的女子，本已滿腹酸楚，竟還要遭輿論無情打擊。
此後，楊蔭榆與二姐楊蔭一起求學，她們不坐轎子，步行到校，與男生同學，開風氣之先。一場荒誕婚姻，也許粉碎了楊蔭榆關於男歡女愛的所有幻想。脱離夫家時她才18歲，足夠年輕，不知後來是否有過感情漣漪？但命運讓她單身至老。
楊絳的父母都惋惜：如果嫁了好丈夫，楊蔭榆會是賢妻良母。楊絳覺得：“她掙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對戀愛和結婚全不在唸。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
魯迅發表於1925年12月的《寡婦主義》説：
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裏，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的萎縮，她們卻以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極和她們相宜，――説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呆滯，面肌固定，在學校所化成的陰森的家庭裏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
魯迅解釋：“所謂‘寡婦’，是指和丈夫死別的；所謂‘擬寡婦’，是指和丈夫生離以及不得已而抱獨身主義的。”他認為：在“寡婦主義教育”下，“許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險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潑的青春，無法復活了”：
所以託獨身者來造賢母良妻，簡直是請盲人騎瞎馬上道，更何論於能否適合現代的新潮流……因為不得已而過着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有着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物都可憎，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便生恨惡。尤其是因為壓抑性慾之故，所以於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妒嫉。
魯迅從1925年3月開始與許廣平密集通信，女師大風潮期間，他們正在熱戀。魯迅與原配朱安的婚姻，一向形同虛設，多年來其實正是過着獨身生活。他本人也是舊式婚姻的受害者，但用這種鄙夷的語調征伐一個不幸的失婚婦女，未免刻薄，有失寬容。
“擬寡婦”一詞精確戳中的，是楊蔭榆錐心泣血的往事。徐志摩1919年時不確知楊蔭榆離過還是退過婚，可見那段痛史，多年後她仍很少向人提及。
楊蔭榆也曾受學生擁戴。上世紀30年代，她早年的學生謝巾粹撰文回憶，1913年在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唸書時，同學們“既佩服楊師的學識、經驗，更感覺楊師的和藹可親、熱心懇切，宛如慈母的態度”。楊蔭榆去北京任教職時，她們哭着挽留。
楊絳還記得1916年她5歲時，在北京女高師附小上一年級，當時任女高師學監的三姑母很喜歡她。有一次小學生們在飯堂吃飯，三姑母帶了幾位來賓進來參觀，“頓時全飯堂肅然”。背門而坐的楊絳，飯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三姑母附耳説了她一句，她趕緊把米粒兒揀起來吃了，其他孩子也都效仿。姑母回家跟楊絳的父親講起此事，“笑出了細酒窩兒，好像對我們那一羣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不怪癖”。為孩子們的可愛笑出酒窩的楊蔭榆，顯出幾絲柔潤的母性。
楊蔭榆到美國留學時，去站台送行的學生哭得抽抽噎噎，她也灑淚惜別。學生們送的禮物，她一直珍藏；她也送給全校學生每人一隻銀質雞心別針。
她既有服務社會的志向，也有讀書求學的聰明和不錯的組織能力，曾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書記。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後，還遺憾沒有念博士。
楊絳回憶，小時候在北京時，“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着一幫朋友……大夥兒熱鬧説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説不完的話”。
楊蔭榆處世有點“佶屈聱牙”。上個世紀20年代末在東吳大學任教時，附中一位美國教師帶隊春遊，有學生不顧叮囑下潭游泳遇險，老師下水搶救，力竭不支，最後孩子溺亡。老師流涕自責，輿論認為他已盡責。校方為此召開校務會議，請了楊蔭榆參加。她在會上責備那位愧疚惶恐的老師未能捨命相救，會後又自覺失言。“捨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責求旁人。”何況校方請她與會，並不是為了徵求批評。楊蔭榆懊悔無極，請校委會成員吃飯致歉，賓主融洽，似乎也緩和了緊張關係。請客之前，她捨不得叫最貴的席面，客人散後，她卻咬牙切齒，罵自己“死開蓋”(着三不着兩)，嫌菜不好怠慢了客人。楊絳為此感慨：
其實酒席上偶有幾個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説錯話、做錯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當那麼懊惱。我現在回頭看，才瞭解我當時看到的是一個傷殘的心靈。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間有同情，有原諒，只覺得人人都盯着責備她，人人都嫌棄她，而她又老是那麼“開蓋”。
楊絳的母親既同情楊蔭榆早年嫁給傻子的不幸，也佩服她的個人奮鬥，對這位孤身的小姑子非常遷就。小姑子想吃什麼、要穿什麼，常常親手做了給她，狹隘任性的她還要嫌好道壞。楊絳姐妹們心疼母親，覺得兩位姑姑自私自大，無端給母親添了許多麻煩還視作理所當然，不免嘖有煩言。楊絳的母親往往最後上桌，也最後離開飯廳，楊蔭榆有時竟要去覷一眼她是不是在獨自吃什麼好東西，心眼兒真是又細又彎。
楊蔭榆跟人不那麼好相處，因為“難伺候”，傭人總是用不長。她於人情世故，尤其粗陋簡慢，欠缺圓潤温厚。楊絳的三姐訂婚，楊蔭榆作為媒人十分高興。她自己都不會梳妝打扮，平日也看不起女人妝扮，訂婚禮前夕，卻與二姑母興興頭頭要給三姐梳頭。這位三姑母擅長數理，她拿着梳子簪子，起初竟將準新娘的頭髮梳成各種幾何形狀；二姑母則將三姐的頭髮越修越短，差點無法收拾；三姐的婚禮在孃家舉行，新房也暫設孃家。按舊時風俗，兩位姑母作為無子女、無丈夫的“畸零人”，最好迴避的，雖説楊絳父母不甚講究舊俗。可她倆倒好，毫不避諱地往前湊。進了新房，還盡揀些不吉利的話説，二姑母説窗簾上的花紋像一滴滴眼淚，三姑母説喜牀這麼講究，將來出賣值錢。楊絳的媽媽曉得兩位小姑子精怪，事後笑笑説：“她們算是慪我生氣的。”
1935年夏天楊絳結婚時，楊蔭榆穿着一身自以為很帥的白夏布衣裙和白皮鞋去吃喜酒，看得客人驚詫不已，覺得她像是披麻戴孝。
但楊蔭榆並不奸猾，很好糊弄，所以有時也被騙。有個人常給她“灌米湯”，遂陸續借了她一大筆錢。等了好久，她要求對方還錢時，人家卻只管放狗出來咬她。
楊蔭榆搬出哥哥家後，在盤門建了新居。蘇州淪陷後，四鄰小户人家深受敵軍蹂躪，楊蔭榆不止一次去找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姦淫擄掠。她的學生和街坊女子怕日本兵挨家挨户找“花姑娘”，也都躲到她家。1938年1月1日，她被兩個日本兵帶到一座橋頂，槍殺後拋入河裏。一位給她建房的木工將遺體撈起入殮，棺木太薄，家屬領屍的時候，沒有現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在棺外加釘了一層厚厚的木板。
1939年，楊蔭榆與楊絳的母親同日下葬。“我看見母親的棺材後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樣的棺材，那些木板是倉猝間合上的，來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蘇雪林的《悼女教育家楊蔭榆先生》回憶，楊蔭榆寫信給她，説想辦女子補習學校二樂學社，“招收已經服務社會而學問上尚想更求精進的或有志讀書而無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國文、英文、算學、家事等有用學問”，請蘇雪林也簽名於發起人之列。“七月間我回蘇州度夏，會見了我最為欽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樂學社系蔭榆先生私資所創辦。因經費支絀，無法租賃校舍，校址就設在她盤門小新橋巷十一號住宅裏。”蘇雪林去楊宅拜訪楊蔭榆，正值暑假，學生留校者寥寥數人，“一切規模果然簡陋”。談起女師大風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訴了我。又説某大師所有誣衊她、毀謗她的話，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過去了。如果世間公理不滅，她所受的那些無理的攻擊，總有昭雪的一天”。蘇雪林為老友的遇害悲憤不已：
咳！蔭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軍”慘殺了……記得我從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寫像》，寫到蔭榆先生時，曾引了她侄女壽康女士寫給我的信幾句話來安慰她道：“我們只須憑着良心，幹我們認為應當乾的事業，一切對於我們的惡視、冤枉、壓迫，都由它去，須知愛的犧牲，純正的犧牲，在永久的未來中，是永遠有它的地位，永遠流溢着芬芳的。”當時用這“犧牲”字眼，原屬無心，誰知今日竟成讖語。
蘇雪林提到的“壽康”是她的好友兼教友，楊絳的大姐。
楊蔭榆曾從大嫂(楊絳的伯母)那裏要去一個孩子當孫女，她也愛這女孩，後來大嫂捨不得又領回去了。她想勉強拼湊一個家的願望，最終落空。她54歲的一生，得志與失意、倔強與孤絕、熱鬧與悽清，錯綜交織。
楊絳從親屬的角度，寫日常視野裏的楊蔭榆，行文有一貫的淡然和雋永，非常耐讀。她對三姑母的感情很複雜，既不喜歡後者性格的孤寒、怪異和為人處事的歪歪扭扭；但對於楊蔭榆崎嶇、清冷的悲劇命運，又有從人性出發的尊重、悲憫，以及作為親人的同情、憐惜。
楊蔭榆的形象長期以來都頗為醜陋、猙獰。這些年，“罵敵遇害，晚節彪炳”，又為她贏來許多敬佩。慘烈之死，似乎替她洗刷了從前的好些罵名，也讓她的晚年有了一抹難得的亮色。
然而，就算楊蔭榆不曾“罵敵遇害”，她的一生，也確實不是“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壓迫學生”這道標準化標籤，所能簡單歸納的。作為民國早期留學日本、美國且學業優秀的教育家，她曾有一番傳道授業、改良教育的抱負，也有某種程度的自負，自信能有所作為。然而，多年求學國外的楊蔭榆沒有看到，自己培養“國民之母之母”的想法，與“五四”後浪翻波湧的時代潮流，有着尖鋭衝突；而性格狹隘偏執，處事僵硬失當，欠缺人際關係處理能力以及舊家長式的管理作風，則使她不能消解衝突，反而激化了矛盾；加之種種複雜情勢的推波助瀾，讓這個放棄家庭後投身社會的女人，最終灰頭土臉，失去了最理想的一道支撐。
命運數奇兼性格缺陷，使楊蔭榆日漸孤僻。如果另有一個花好月圓、兒孫繞膝的人生，她又何嘗想當一個魯迅所揶揄的“擬寡婦”，盡嘗世間的清寒、孤獨、失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