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平 大連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2022年2月，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悦以微弱優勢贏得韓國大選，當選韓國第二十屆總統。在競選期間，尹錫悦團隊強調，將倚重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中韓關係。然而，韓國新政府在啓動外交工作後，相關表態卻時刻衝擊着中韓經濟合作的穩定，令關心兩國關係走向的人士憂心忡忡。
早在今年4月15日，尹錫悦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韓國新政府將會採取“政治與經濟分離”的路線。6月底，在尹錫悦參加北約峯會期間，韓國新政府經濟首席秘書官崔相穆在當地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持續20年的對華出口繁榮期即將結束……轉向歐洲是韓國面對全球貿易環境結構性變化的預備措施。
韓國新政府近期的種種涉華言論是其謀求與中國博弈籌碼的投機心理所致。薩德事件爆發以來，韓國社會對中國的觀感更加複雜，一方面希望繼續延續兩國合作，為本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另一方面又希望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避免關鍵性的物資、生產鏈條受到中國的過度影響。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中韓人員、物資流動受到極大干擾，韓國社會出現了一種“離開中國，韓國也會成功”的思潮。這種情緒上的波動是中韓關係三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現象。韓國新政府試圖在經濟上弱化中韓經濟合作的傾向正是這種思潮的直接產物。
話好説，事難做。2021年中韓雙邊貿易同比增長26.9%，創下歷史新高，達到3623.5億美元，超過韓美、韓日、韓歐貿易總額之和。其中，韓國對華順差高達646.3億美元。除貿易領域外，中韓相互投資累計已超過1000億美元。兩國央行還簽署了規模達4000億元人民幣的本幣互換協議。這些成果的取得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際是難能可貴的。
中韓兩國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市場資源配置的結果。畢竟中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製造系統與健全的基礎設施，高效的政府服務功能及相當規模的人才資源、消費市場。相關要素組合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韓國新政府貿然推出所謂“脱中國”政策顯得過於草率。
就韓國本身而言，與中國的深度經濟合作是其發揮資源稟賦與鄰近中國的地緣優勢，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基本前提。以至於十年前韓國政府、民間都曾將中國視為“經濟腹地”。當然，任何主權國家都不希望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他國，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並未將中韓之間的經濟深度融合作為實現半島政策利益的工具。而哪些國家曾經大肆宣揚對華“經濟脱鈎”而不得，又是哪些國家在全球經濟合作亟待重啓之際將夥伴“畫地為牢”，韓方心知肚明。
退一步講，幻想犧牲中國國家利益，而又不影響自身經濟利益的“政經分離”對日本而言都非易事，何況韓國?維護中韓經貿合作穩定是兩國精英、民眾的共同責任，對此雙邊應有明確共識。跳出美國營造的對華圍堵的政治氛圍，反觀中韓三十年關係的發展歷程，交流、合作、融合才是兩國關係的主題。正是韓國在80年代推出促進東西方合作、包容的“北方政策”，才使兩大陣營重聚於1988年漢城奧運會，一曲“手牽手”至今不絕於耳。
而中韓關係從解凍到建交正是順應了冷戰解體的新格局，拉開了東北亞區域深度一體化的序幕。只有不惑於一時，不限於一事，保持自身獨立性才能真正凸顯韓國的國家地位。國際政治是現實的，它不會僅僅因一個國家的政策轉變而改變其根本運行規律。
中韓關係的發展，關鍵在於兩國能否以真誠、建設性態度看待中韓之間存在的問題，保持合作的底線“朝前看”，在全面理解彼此關切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相互尊重”。屬於韓國保守派的媒體《中央日報》也強調“韓國不能表現出徹底與中國背道而馳、在對華包圍網中衝鋒在前的姿態……韓國不能被美國主導的新秩序建設牽着鼻子走，應明確自己的原則和規範，不同的問題要不同對待，並對中國作出充分解釋，盡力避免製造不必要的敵對關係。”這代表着韓國社會對新政府穩定中韓關係及經貿合作抱有明確的期待。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令人欣慰的是，尹錫悦對中韓經濟合作重要性認識更加謹慎、理性。在中韓兩國元首通話過程中，尹錫悦強調中韓“加強合作，有利於兩國實現各自發展、造福兩國人民，也將為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韓方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增進互信，促進民間友好，推動韓中關係向更高水平發展。”相信中韓兩國可以借建交三十年之機，明確未來雙方合作發展方向，有效管控分歧，彌合兩國社會對立情緒，為中韓關係面向未來三十年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