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工廠停擺之後:人們寧願病死,也不想餓死
印度工廠停擺之後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梁振
發於2021.5.24總第996期《中國新聞週刊》
“大多數人都不富裕，他們必須外出工作才能討生活。要麼因為飢餓而死，要麼因為新冠而死。所以人們寧願病死，也不想餓死。”一位印度公立醫院的醫生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在印度，醫療衞生一直是“二等公民”，政府的優先級始終是發展經濟。“我們沒有足夠的醫院和醫生，而這些都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所以現在我們為此付出代價。”
在新冠全球大流行面前，如何在保經濟與防疫之間取得平衡，始終是擺在各國政府面前的永恆命題，而在印度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二者的衝突更加嚴重。進入21世紀之後，印度經濟曾保持多年的高位增長，甚至在2015年，經濟增速超過中國，被視為將代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是近兩年來，印度經濟陷入低迷，莫迪政府一直面臨着提振經濟的壓力。
當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襲來時，印度採取了全國封鎖的鐵腕防疫措施，雖只維持了三個月，卻令原本不景氣的經濟雪上加霜。鑑於此，印度政府在應對第二波疫情時，天平開始向保經濟一端傾斜——由全國大封鎖轉為“因地制宜”，各地根據疫情嚴重程度自行決定採取何種防控措施。
然而，疫情的持續進展，不僅未能保住經濟，而是讓該國的經濟形勢再度惡化。5月5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普全球評級發佈報告稱，印度第二波疫情可能將使該國2022年財年(即2021年3月~2022年3月)的GDP增長下降1.2～2.8個百分點，這會讓印度原本已經趨勢向好的經濟、利潤和信用指標復甦過程再次脱軌。該組織對印度2022財年GDP增長的預期為11%。
專注研究東南亞和南亞宏觀經濟的標普全球評級經濟學家Vishrut Rana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我們的預測已經納入了去年第一波疫情和全國封鎖對經濟可能產生的重大負面影響，2.8%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了。”
重陷困境
經歷過第一波疫情的衝擊以後，負責公司海外工廠生產的薩米一度感覺到情況在越來越好。他供職的一家中國數碼產品上市公司，在海外一共有8個委託加工的工廠，其中4家在印度。進入2021年，印度的代工廠不停地來催薩米能否多給些訂單。薩米的公司也計劃，在今年5月前將泰國工廠中負責印度市場的生產線轉到印度本地生產。
為中印雙邊提供商業投資諮詢服務的竺帆諮詢創始人黎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印度第一波疫情的全國封鎖逐步解除以後，電子產品代加工行業恢復迅速。其中主要的推動力就來自於中國的電子產品企業，尤其是國內幾大手機生產商，因此帶動了供應鏈上的中國企業在印度工廠的迅速復工。
薩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印度工廠都在高速運轉。但到了3月底，尤其是進入4月以後，情況急轉直下。他負責的4個工廠，兩個在印度北部，兩個在印度南部，員工數量平均在千人以上。位於疫情嚴重的北部地區的兩個工廠先後被當地政府要求停產。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的當日(5月8日)，位於孟買的一家工廠在停產半個月後在當天剛剛復產。而位於德里衞星城諾伊達的另一家工廠則被要求關停至5月底。
第二波疫情已經對印度當地的供應鏈產生影響。據薩米介紹，現在物料運輸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走海運，空運極不穩定且有價無市。但物料到達印度海關後還需要漫長等待。印度當地的物流業務也要比平時慢三到四天，有時還會無法發貨。
受到嚴重衝擊的還有印度本地企業。黎劍在4月陸續收到多位印度本地朋友向他詢問是否有工作機會的信息。“這段時期太困難了。”其中一位告訴黎劍。“印度本地企業基本上受影響都非常大。有的小企業主都幹不去了。”黎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印度當地的企業，不論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微企業，都在開源節流。
在疫情來臨之前，印度的經濟發展就已遭遇瓶頸。自2019年以來，印度經濟持續下滑，年平均增長率已不足5%。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9年印度GDP為2.96萬億美元，排在美國、中國、日本、德國之後。2019年，印度人均GDP只有2169美元，遠低於12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水平，也低於中國的10276美元，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處於落後地位。
在此之前，印度一度被認為將代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在2016年以後，印度GDP增速不斷下滑，2019年GDP增速為5.02%，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新冠疫情的突然暴發，加之疫情期間的全國封鎖措施，讓印度經濟雪上加霜。2020年，印度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受疫情影響GDP增速下調幅度最大的國家。
印度民眾的消費意願和能力也大幅下跌。這對於靠內需驅動的印度經濟來説，打擊深重。印度央行調查顯示，2019年以來，印度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下降。2020年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降到歷史低位83.7，疫情衝擊後，到了5月僅為63.7。
疫情暴發後，印度失業人口激增，收入減少也讓居民消費需求嚴重萎縮。印度經濟監測中心數據顯示，僅2020年4月，印度就有1.22億人失去工作崗位。5月初，印度失業率一度猛增至27.11%。
2020年5月12日，莫迪在全國電視講話中提出“自給印度”的倡議，同時宣佈推出20萬億盧比(約合26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內容主要包括，向失業者和低收入階層直接提供經濟補貼，更重要的是想要通過為企業提供經濟激勵，刺激印度經濟儘快復甦運轉，以擴大就業解決民生問題。
四川大學南亞與中國西部合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文武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自給印度’既有解決就業等迫在眉睫的民生考慮，也有推動經濟復甦、振興本土製造業的長遠佈局。實質是在保內需的基礎上擴充產能，補齊印度的供應鏈、產業鏈短板，為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這一計劃的出台並非疫情衝擊下的倉促之舉，而是印人黨政府長期秉持的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傾向的體現。”
與第一波疫情明顯不同的是，印度中央政府在本輪疫情中，沒有進行更大範圍的全國封鎖，而是各邦根據自身具體情況決定，大多數的生產生活都在繼續。自第二波疫情暴發以來，印度多個人口大邦都收緊疫情防控措施，有超過10個邦宣佈封鎖或者宵禁。
背後原因
“疫情的暴發加重了印度經濟的問題，也凸顯出了印度經濟存在抗風險能力不足、產業鏈不完善等問題。”楊文武説。
伴隨經濟全球化提速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印度在1990年代開始，啓動了全面經濟改革，放鬆對工業、外貿和金融部門的管制，打破此前的“管制經濟”和“許可證經濟”。此後，印度經濟躍入高速階段。
而印度的經濟騰飛歷程與中國等亞洲國家明顯不同。發展到今天，印度經濟主要由大量效率低下、技術落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一小部分成功融入歐美產業鏈的高端服務業組成。在沒有完整成熟的第二產業即製造業鋪墊的情況下，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成為印度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支柱。
2016 年，印度服務業對其 GDP 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66.1%，GDP佔比超過 70%，這一比例甚至高於日本。據世行統計，2019年，印度服務業佔GDP比例接近50%，而製造業佔GDP佔比僅為13.72%，遠低於中國的27.17%。
問題正是出在這樣的產業結構裏。雖然印度的服務業是經濟主導，但其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源自外資的投資推動與外需市場的拉動，相關產業如電信、金融等服務部門，以及軟件外包和商業流程外包部門。
這些服務都帶有一定的技術、資金和人才密集型特徵，對就業的帶動作用遠不如人力密集型的初中級製造業部門，能夠獲得就業機會的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具備一定英語技能或軟件技術開發能力的人才。
但是，印度正在面臨外國直接投資放緩的嚴峻問題。2019年下半年以後，由於印度信用評級一直被調低，外資開始大量流出印度，印度股市出現45億美元的外資外流，創下了20年最大的季度拋售。而另一方面，在印度能夠接受教育的人羣比例偏低。截至2019年，印度總人口中，文盲率高達30%。
發展製造業是莫迪政府主推的口號之一。但一直以來，印度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始終在15%左右徘徊，距離莫迪政府提出的25%差距明顯。莫迪在2014年上任以後，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國內外學者稱為 “莫迪經濟學”。“莫迪經濟學”以三大發展戰略為支柱：“印度製造”、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吸引外國投資。
但就像此前幾屆政府均提出振興製造業的口號一樣，印度製造業的發展被稱為“雷聲大、雨點小”。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印度基礎設施綜合分排名從2018年的第63下降到2019年的第70，電力普及程度、供電質量和公路通達能力相比中國均還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與此同時，印度的農業仍然以小農經濟為主，技術發展落後，受季節等自然因素影響波動明顯。截至目前，印度的大量土地由地主所有，印度農民中高達85%屬於小農户或者邊緣農户，擁有土地不足兩公頃。而在總就業人口中，有高達54.6%比重的人口在從事與農業及其相關領域的活動。
從需求端來看，印度的依靠內需驅動的消費型經濟，面臨巨大挑戰。分析指出，“莫迪經濟學”下的印度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外商投資，經濟政策向國外資本傾斜嚴重，忽略了國內產需矛盾不斷加劇、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的事實。莫迪政府主政期間，印度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內需對拉動經濟愈發疲軟。
對全球經濟影響幾何
星展銀行(DBS)經濟與宏觀戰略部高級副總裁、經濟學家Radhika Rao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在過去幾天裏，印度疫情趨勢中出現了緩慢穩定的跡象，例如每日感染病例數已經從最高點開始回落，同時康復人數也開始慢慢地高於新增人數。隨着檢測進一步跟上，疫苗接種逐漸推開，印度經濟對於新冠疫情的抵抗力也會加強。
從Vishrut Rana的觀察來看，印度的製造業此次受影響相對較小，對於能源、電力、鋼鐵、水泥等工業品的產量並沒有明顯下降。
楊文武則提到，在生物技術、礦物、汽車、紡織品領域，印度在全球供需鏈上有較強的話語權，印度疫情的持續擴散可能會對紡織品、服務業、醫藥行業產業鏈帶來較大沖擊，為資源品提供漲價窗口，同時影響今年農產品的實際產量。
對於印度第二波疫情是否會引起全球經濟震盪，Vishrut Rana解釋説，印度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國內市場導向，它並沒有像東亞或者東南亞的一些經濟體那樣與全球貿易體系高度融合。“這是理解印度經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不論是對全球經濟還是地區經濟來説，印度經濟本身的波動還不會成為重大風險變量。
楊文武也指出，從貿易規模上看，印度進出口金額佔全球貿易金額的比重僅為2%左右，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也只佔中國全年進出口總額的2%。
印度與世界經濟的關聯性不高，原因在於，該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嚴重，全球產業鏈參與程度低，至今未走上貿易自由化之路。2019年，印度適用於最惠國的簡單平均關税税率為17.6%，遠高於中國的7.6%和越南的9.6%。
分析指出，印度政府為保護羸弱的製造業不惜提高關税和准入門檻，被排除出全球產業鏈之外的本國工業難以迅速發展壯大，政府只能維持甚至擴大保護主義，如此循環往復。而與此同時，不發達的印度國內市場又無法為印度工業提供足夠的內需。
洶湧的疫情也讓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大力推廣的外商投資蒙上一層陰影。在“自給印度”的經濟倡議中，加快吸引投資，尤其是從中國轉移出來的外資入印，是重要內容之一。為吸引外資入印，尤其是美國投資，莫迪在2020年7月參加美印商業委員會峯會時再次大力宣傳印度的投資潛力，稱目前是投資印度的“最佳時機”。據彭博社報道，僅今年4月，印度政府就已經接洽了 1000 家美國跨國公司。但在第二波疫情影響下，據湯森路透報道，數據顯示，印度4月份的外國投資流出額比其2021年第一季度的整個流入額還要多。
截至目前，第二波疫情仍未見探底的跡象，到處都有人感染。跟印度政府部門和私營企業都有廣泛業務聯繫的黎劍表示：“從一個多月之前開始，印度的政府、銀行、法院，甚至包括警察體系都不能夠按照正常的水平來工作，基本上都是一半(運行能力)。有一個人感染，整個部門的人就都得在家待着。”
在印度諾伊達中國工廠負責質檢的範女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所在的廠子現在已經停掉電子產品的生產線，只做一次性口罩。與第一次疫情時相比，當時賣不動，現在則需求爆單。第二波疫情之下，當地允許工廠繼續開工。他們不缺本地工人。“我們第一波疫情強制關停的時候，很多工人連飯都吃不上了。他們太窮了。對於他們來説，工作可能只是有幾率感染新冠，但是如果不工作的話，連吃飯都困難”。
楊文武説：“不必過分強調印度疫情惡化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畢竟目前，印度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分量有限，在製藥、服務業等領域的優勢也並非不可替代。我們更需要警惕的是，印度疫情擴散至更廣區域乃至全球，那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新聞週刊》202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