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軸線是古都北京的城市脊樑，是構築城市空間格局的一條基準線。它是一條政治軸線、秩序軸線、禮儀軸線，不具有貫通南北的通行功能，而在北京城的西側有一條與中軸線大體平行的交通幹道，這就是今天的新華街。
化石橋處的城牆豁口
為便利交通擬開闢新華街
明清時期，北京的主要角色是國都，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城市管理機構。民國建立之初，隸屬內務部的京師警察廳承擔了管理北京的主責。1914年6月，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京都市政公所正式創辦，主要負責城市的總體規劃和市政建設，時任內務總長、與袁世凱過從甚密的朱啓鈐擔任首任市政督辦。這一人員安排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可為北京的市政建設爭取更多的資金與資源保障。
北京傳統的城市空間被幾重城牆層層分割，這符合北京作為天子之都的政治定位與職能。但是民國建立之後，原來支撐這種空間結構的皇權政治體制解體，北京的城市功能發生變化，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城市管理者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由層層城牆造成的空間區隔越來越不利於人員往來與物資流通。以正陽門外大柵欄、天橋地區為例，其作為北京重要的商業區域，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在內城生活的人們必須穿越正陽門或繞道宣武門才能到達，而這兩處城門門洞狹窄，常常擁堵。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京都市政公所首先將正陽門改造工程提上議事日程。同時，新華街的開闢也進入城市管理者的視野。他們建議，北部以新華門為起點，向南在西城牆根化石橋開闢一城門洞，建一個鐵橋，跨過護城河，直達騾馬市大街之虎坊橋。這條幹道與北京中軸線幾乎平行，核心點是要在內城城牆處開闢一個門洞，溝通內外城的交通。內務部很快批准了這一計劃，並擬將開闢城牆門洞工程承包給一家德國公司，價格為40萬元。
在京都市政公所的計劃中，這條城市幹道的北部起點是北洋政府的總統府正門——新華門，這個起點也具有象徵意義。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總統府確定在中南海的海晏堂，更名為居仁堂，南海南側的寶月樓被改造為對外開放的門樓，命名新華門，門前街道更名為府前街（就是今天的西長安街）。在中南海西北部的攝政王府設立國務院，在總統府的西南方不遠處設立議會大樓，京都市政公所也設在此地。正是因此，這條街道當時命名為“新華街”。
民國時期的新華門
道路被城牆所阻
新華街工程較快進入到施工階段，卻遭到正陽門一帶商家的反對。他們擔心新道路開通之後，原內城的居民將通過城市西部這條交通幹道直達南城一帶，正陽門一帶的客流必然受到影響。於是以風水之説向袁世凱進言，説如果在城牆開闢門洞，將不利於國家，更不利於袁世凱總統本人。這一理由抓住了袁世凱的心理要害，最終的結果就是，新華街的道路工程繼續，但在化石橋處開闢新門洞的計劃則被暫時擱置。
1918年，南、北新華街基本竣工，但由於化石橋處城牆門洞未打通，兩條街道未能實現貫通。對此，陳獨秀在《北京十大特色》中批評説：“一條很好的新華街的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城牆外南新華街一帶，基本按照規劃建成，城牆內的北新華街，受制於原有街巷格局，改動不大，大體形成曲線。不過，南新華街、北新華街的名字當時已經被北京市民熟知了。
在北京這樣一個非常規整、經過嚴格規劃的城市，尤其是在人口與建築密集的核心區，重新開闢一條道路，是對原有空間的很大挑戰。當新華街工程經歷反覆波折最終完成時，已經是十幾年之後的事情了。
穿越新華街的城牆門洞遲遲未能打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需要與前清王朝的步軍統領衙門協商。清朝雖然已經覆亡，但步軍統領衙門仍對京師負有管理之責。作為一個地方機構，京都市政公所與步軍統領衙門的議事能力仍有欠缺，始終無法得到後者的支持。尤其是接任袁世凱擔任總統的徐世昌等人，與清室淵源頗深，對於在城牆開鑿門洞之事，態度謹慎。另一方面，當時普遍的文化觀念認為，在城牆上另開新門，是對原有城市佈局的大調整，至少破壞了“九門”體系的對稱性與平衡性，有人因此從陰陽五行以及風水觀念論證新開城門的弊端。為了應對這些障礙，1916年12月1日《順天時報》報道，市政公所還曾計劃在化石橋城牆處興建一座可以飛越城牆的“極大鐵橋”，以到達河沿南岸，不過，這一設想最終因經費等問題未能實現。
建成和平門貫通南北
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北京政局持續動盪，直奉之間、直皖之間、奉皖之間，各系軍閥戰事不斷，對北京政局多有波及，加之經費問題，官方對開闢新城門無暇顧及。但是，城牆與交通出行的矛盾越來越尖鋭，來自市民方面的呼聲不曾間斷，經常有團體提出在南、北新華街所隔城牆處開闢城門的呈請。
另一方面，北京城牆藴藏的經濟價值逐漸被發現，拆除之後的牆磚通過轉賣可以獲利。受此因素驅使，在20年代上半期，北京皇城東、西、北三面的城牆出現了不少豁口，一段一段城牆被拆毀，這一現象為新城門的打通預備了前提。北京有軌電車的籌備則提供了新契機。1923年，北京電車公司計劃在新華街鋪設軌道，於是聯合市政公所向內務部呈請將化石橋城門開通。不過，真正促使新開城門工程啓動的事件是北京政變。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利用直係軍閥吳佩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山海關鏖戰之際，遣派部將鹿鍾麟率軍秘密返回直系勢力控制的北京，囚禁直系首領、總統曹錕於中南海延慶樓，並接手北京治安，此為北京政變。馮玉祥及其國民軍進駐北京後不久，便在內務部和市政公所主持下，由國民軍部隊直接參與，開始大規模拆除皇城城牆。當時有商會代表直接呼籲馮玉祥建設“和平門”，馮氏責令鹿鍾麟辦理此事。
由於有軍事力量強力介入，工程取得重要突破，僅在幾天之內就在化石橋城牆處開闢了一個豁口。豁口雖已打開，但如果建設城門，需要進行設計以及配套工程，如因鄰近護城河，需架設橋樑，周邊的少量民房也需要重新安置，這些任務暫時超越了軍隊的能力範圍。因此，工程再次停滯。不過，此時“和平門”的名字已經出現。
馮玉祥來也匆匆，去也匆匆，1925年底率國民軍撤離北京，前後駐紮僅一年左右。1926年1月，京都市政公所重新啓動和平門工程，並對新開城門做了詳細籌劃，關鍵的經費問題由京漢鐵路局負責。《市政月刊》對此介紹：“城洞擬開東西兩洞，每洞寬二十七英尺，護城河上建築平橋，以青石作基，上架鋼筋混凝土梁板橋，寬八十英尺，長九十英尺，洞寬四十英尺，其北部臨鐵路軌道安設雙鐵柵欄，寬各三十六英尺。正軌迤北鐵岔道已商由京漢局拆除，不再另設柵欄，同時展修馬路，寬約七十英尺，以便車馬通行。”
工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年底全部完成。新建成的城門既無城台、城樓，也無甕城和箭樓，只是利用舊有的城牆開闢了兩個大型券洞通道，並在出口護城河處建造了石橋。1927年1月24日，和平門落成典禮舉行，正式通車。和平門的開闢，使南、北新華街連為一體。此時距離京都市政公所最初提出這項計劃，已經過去了十幾年的時間。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科院歷史所）
建設中的和平門
延伸閲讀
走向現代的主動追求
新華街的開闢與正陽門甕城改造、建設京師環城鐵路、開放中央公園等工程是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初謀劃的幾項重要市政建設項目。不過，相比其它幾項工程，新華街遭遇的周折最多，耗時最久，其間經歷多次政權變動，但最終成功。新華街是民國北京地方官員對於如何規劃建設北京城的一個嘗試，一種走向現代的主動追求。它的開闢不僅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間變革的一個產物，具有疏解城市交通的功能，更是社會變革的產物，具有一定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在北京，中軸線原本是一條政治軸線、禮儀軸線，是皇權統治秩序的象徵，整體上不具備通行功能。同時，正是這座規模巨大的皇城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北京城南北之間以及東西之間的交通連接，進而影響城市活力的釋放，北京城的日常生活空間或者説世俗空間被大大壓縮，以致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北京更多是一個政治符號，所有的功能都附屬於政治功能。
新華街開通之後，在北京城西部形成了一條几乎與中軸線平行的重要交通幹道，直接便利了廠甸一帶的交通，為南城導入了更多的客流，廣大市民成了直接獲益者。從內城去往廠甸地區的道路被縮短，緩解了前門、宣武門地區的擁堵壓力。北京當時人口120萬， 廠甸廟會半月之內，遊客多達數十萬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