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農民發起的“向德里行軍”行動近期大有全國蔓延之勢，不僅首都新德里的交通幾近被越聚越多的農民所阻斷，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印度裔錫克人聚居地區，也出現了聲援印度農民的示威活動。這一切都與莫迪政府在9月通過的3項涉農法案有關。
莫迪政府3項新法案簡單説，就是允許農民直接向私人部門售賣農產品（主要是小麥、稻穀、豆類等糧食作物）。而在此之前農民必須先將農產品運到政府管理的大集市（Mandi）上，售賣給政府特許的中間商，再由他們轉售給批發商、食品加工企業等。改革的本意是要減少糧食流通的中間環節。因為調查顯示，中間商往往要扣取農民2%到4%的收入作為他們服務的報償。
實際上，類似的改革在印度一些邦早已開始。10年前中央邦政府就已經允許私人開辦農產品集市，而在比哈爾邦，政府管理的農產品集市已經完全被私人集市所取代。只有在北方几個糧食高產的邦，如素有印度糧倉之稱的旁遮普邦以及哈里亞納邦、拉賈斯坦邦，政府特許的糧食中間商仍把持着糧食收購，並形成了強大的政治遊説集團，使得任何有損於大集市的改革都難以推進。因此，這次示威的中堅力量皆來自北方。
這3項法案的出台在莫迪眼中代表着新一輪重大改革，帶有莫迪一貫的強勢和高調風格。6月印度封城才剛有鬆動，政府就以行政命令宣佈了這3項政策。根據印度憲法，只有在議會休會期間政府對於它所認為非常緊迫的事情才可如此行事。因而當議會在9月進入新一輪會期，印度人民黨憑藉自己在議會擁有的多數，置反對黨關於成立專門委員會討論該法案的建議於不顧，僅以口頭表決的形式快速通過了法案。在一定程度上，這既是莫迪對執政權力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面也説明他對通過市場化提高印度農業生產效率、改善農民生存狀況也有着很大信心。
難道事情真如莫迪所説，參與示威的農民都是受人“挑唆”、誤解了政府的純良動機？
獨立以來印度農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消除“饑荒”頑症、實現糧食自給，甚至還成為重要大米出口國。但隨着1991年經濟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印度經濟整體增速提高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也在擴大，每年都有上萬破產農民走上絕路。鑑於目前仍有近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歷屆印度政府面臨的巨大政治和經濟挑戰。
今天印度絕大多數農產品的購銷都已市場化，但也與大多數國家一樣對糧食生產是否完全走向市場持矛盾心態。作為生活必需品，糧食需求的價格彈性很小，而供給曲線在沒有政府幹預時其價格彈性與其他正常商品無異，因此為了穩定國內糧食價格、減少糧食生產的劇烈波動，政府都會採取干預手段，只是時期不同、國別不同，干預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印度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在農民購買化肥、水電、柴油在內的農用物資時給予現金補貼，以及通過確定糧食收購的最低價以保障流向市場的農產品獲得必要的價格報償。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的補貼扭曲了農業投入的價格，農民為獲得更高產出，往往施更多的化肥、浪費更多的水資源，對環境造成破壞；而在中央和各邦聯動之下創建的這套最低價格保障體系，也沒能真正保護農民，反而肥了糧食經銷商，他們憑藉壟斷地位，迫使農民不得不以低於保護價的價格賣出糧食。
出現這樣的結果，根本原因在於印度農業以小農經濟為主，80%的農場擁有土地數量不超過2公頃，很難實現規模經濟。而農村地區包括物流和倉儲在內的農業設施嚴重不足。在這樣的條件下，急於將收成變現的農民很難不被中間商魚肉。如果分散的農户在有國家最低保護價格引導、並由相應政府監管的市場裏都得不到最低保障，那麼又如何能寄望利潤至上的私人企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福祉？而這正是走上街頭的農民最為擔心的事情。
莫迪一再表示，出台這3個法案並不代表要廢止原有的糧食收購體系和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印度都將保有雙軌制。但他的承諾並不能説服早已不滿的印度農民。又在野的國大黨和左翼政黨在各地方農產品市場委員會都有很深的根基，他們自然要藉機反對政府。也許莫迪本該讓各邦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糧食收購政策，但疫情之下大批農民工返鄉，就業、生活困難，他必須發出適時的吼聲。只是現在他會發現，在印度任何事關農業的改革無不“牽一髮動全身”。風波遲早會平息，即使莫迪不做出讓步，4個月後當北方的農忙季到來時，農民也會自行散去。而在議會里無論反對黨如何折騰，現在都很難撼動印人黨和它的盟友已有的優勢地位。但願風波平息之後各方都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為印度的“三農”問題探討出一條真正的光明之路。（作者劉小雪是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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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