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浦瀟
疫情推遲了很多儀式,過去的國慶長假就成了“最擁擠結婚季”,直接反映到“社畜”們身上,就是感覺錢包被掏空。
貴州畢節,雷先生的遭遇最為極端。
在國慶前後的十天內,他有23場酒席要參加,僅10月1日當天,就有8場。人不到禮要到,一一列出來,他發現自己要送出4800元禮金。
那張統計表在微博上瞬間就火了,每一行,都觸及了許多人的心頭之痛。
8天長假,有網友説自己不是在參加酒宴,就是在去參加酒宴的路上。想想每一場給出去的份子錢,加班拿到的補貼也索然無味了。
居然還有人表示羨慕:23 場婚禮份子 4800 塊,哪裏的份子錢可以這麼少?
痛是真實而普遍的。知乎上,“同學結婚,份子錢隨多少合適”這一條目,共160個回答,瀏覽量及點贊數都很高。
雷先生參加的酒席不全是婚禮,而且還有沒統計的。
中國式酒宴,情感意義在消退,慢慢只剩下 “無中生友”不停出份子錢的尷尬。
01 人人有“份”
有考據稱,份子錢的禮節最初是朱元璋提出來的。
出身貧寒的他深知婚喪嫁娶的艱難, 就定下了 “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鈔一貫” 的標準。
匱乏時代,一個村落有人家要辦婚喪嫁娶的事,同村的人湊錢湊物一⻬幫忙把事給辦好了,是一種時代背景下的互幫互助。
事實上,數百年裏,這是“皇權不下縣”、人民缺乏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背景下,一種確保鄉村共同體不至於崩潰的重要方式。
一路走來,到了現代物質化時代,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如今,本日發工資,明日就收到宴席邀請,司空見慣,心理上就會感到遭到了某種劫掠。
劫掠是被迫的,因為請柬擺在面前,無法當作沒看⻅。
如果是至親或多年好友,禮金作為傳達祝福的微小致意,倒也情願。
而經常的情況卻是,打着噓寒問暖的幌子,期待紅包鼓鼓。多年未⻅,已形同陌路的人,還無孔不入地把婚禮請柬塞到手裏。
宴會的理由還五花八⻔,結婚和葬禮只是最基礎的。
添丁週歲、升學拜師、招工參軍、喬遷新居等各種由頭髮起的“鴻⻔宴”數不勝數,甚至還有母豬下崽、週歲宴辦到10歲等怪象。
微博用户@半塊洋葱説,自己就遇到過新入住的住户辦喬遷宴,在大街上擺了20桌酒席,連吃了兩天。
宴席的名義太容易找到,沒有理由可以製造理由,目的就是設計一種“合理”的場景,堂而皇之進行人情敲詐。
這種敲詐,明面上的規矩還是,彼此都應該喜慶歡欣。
所以現在的人們,最為恐懼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失散多年的親友突然找到了你。
10年沒聯繫的同學“想要添加您為好友”,問候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下個月要結婚了”, 或者電話裏傳來一個陌生的聲音:“我是隔壁的xxx,你記得不,我這個月搬家……”
內心裏可能有一萬匹什麼馬跑過去:excuse me? 和我有關係嗎?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更糟糕的體驗還在後頭,這一刀需要砍多深:給個什麼數比較合適?
02 吃着泡麪隨份子
朱元璋年代的“一貫”份子錢,是一貫寶鈔,折算到今天大概是八九十元人民幣。
現在是動輒幾百上千,少了就是不給面子,以後你也別想在對方面前抬起頭來。
有網友這樣形容自己對於份子錢的態度:沒有收到請柬,暗自慶幸錢包保住了;收到一兩張,覺得還能承受;三到五張,節後恐怕就要吃土;收到五張以上的人,就只想靜靜。
一份調查顯示,年輕一代婚禮份子錢在500-1000元區間的佔32.5%,1000-2000元的 佔23.1%。
知乎上也有回覆:禮金忌諱400、500這樣的數字。至於為什麼,也沒人説得清來⻰去脈。
只是這種彼此心知肚明的習俗,也就變相挑明瞭一個隱形的標準。
假設一個在外地剛工作沒多久的年輕人,工資税後五六千元,扣去生活費用,一個月結餘1000-1500左右。
除去隨份子的600,如果碰上宴席在外地的情況,還得自墊來回交通費。算算手頭剩下的工資,簡直聞者傷心,見者落淚。
有機構在2017年做了關於全國性紅包的調查,東部地區份子錢數額集中在500-1000元間,西北屈居第二,雲貴等地禮輕情意重,以1-200為主。倒是廣東不負盛名,均數100。
這個標準不是固定的,隨着經濟情況、收入水平和人情重量隨機浮動。
但人脈等同於金錢數額在這裏卻是鐵打的定律。用份子錢衡量情感的深淺,因為數額不符合期待而反目成仇的人不在少數。
還有更尷尬的回禮問題。
物價上漲在這裏沒有什麼話語權。
“人情大於債,頭頂鍋兒賣。”回禮的數額為了面子上掛得住,只有等價和上漲兩種趨勢。
等價好辦,雖然以後的感情也不會好到哪去,但大概率不會落人口實。
上漲是最尷尬的,添多少是根本問題。添少了倘若和對方狹路相逢,那就是大型尷尬的對峙戰場。另一種情況是,添多了又得暗自算算自己的利益成本。
所以曾經也有“份子錢打白條”的現象,在紅包裏塞價格白條,等到需要回禮時可做等價抵用劵使用。怪誕但似乎也説得過去。
金錢層面習俗和規程的限制,只是其中一個層面的壓力,人情往來的算計,才是最讓人感到疲憊不堪和窒息的。
份子錢的殺傷力,也讓焦慮的當代人不得不感嘆一句:咱能別隨份子錢了嗎?
03 憑什麼?
《經濟心理學期刊》的一項研究發現,當人意識到被要求進行回饋時,容易引發焦慮情緒,這種焦慮被稱之為互惠焦慮。
年年支出,一次回本,這是許多不必要的宴席出現的原因。其實,通過舉辦宴席實現了“資金迴流”的年輕人,又會進一步加深“還債壓力”的負面心理。
總之,給錢的不情願,收錢的不踏實。這種金錢往來,如果能夠治住,實在是皆大歡喜。問題是,誰來管這種事?
為了杜絕婚喪嫁娶,紅白理事會一手操辦的現象,有山東省淄博市將婚禮份子錢標準設定為 50 元,上限 100 元的規定,還要求隨禮不坐席、只宴請直系親戚。
也有貴州某縣規定紅白事只能三菜一湯的新規,也有公司頒佈了新的規則,要求自己的宴席不能邀請公司同事。
規則的制定層出不窮,至於究竟是否落地執行,也不得而知。
這種問題不適合用普適性的法律來規範,各地的不同主體制定的規則,也很難跨越地域、個體、家庭關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繁冗複雜的隱形習慣,惡化容易收拾難。背後的核心,是傳統與現代的對峙,這裏面有着天然的矛盾。
如果説這是一種罰款,那每一個人都得承認生活在現代是一種錯。
“為什麼一定要隨份子?”
憑什麼?
日本社評家山崎正和在《社交的人》中提出:接受請柬、隨贈禮金……其實都在暗示外界自己是一個能與他人種種情感內容相交往的人。
在他看來,禮金是一種饋贈行為。
饋贈成立的根本也許是相互之間的情感默契,但突破了單純的身份感和參與感之後,道德綁架反而成了致命威脅。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而言,隨禮不僅是與傳統的對峙,規訓化的禮金契約是累贅,更是對雙方情感的顛覆。
他們想要的,是真情實意和不求共情的相互理解。
隨心的份子錢數額,在合適的環境、恰當的時機給予對方,這是一種份子錢本質含義的迴歸,也是跟隨本願的主動性及自由權限。
迴歸需要時間,更需要每個人的參與。
份子錢適可而止的訴求,不可謂不合理。
放過現代人吧。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