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再拱火釀成烏克蘭危機，坐視無情的戰火燒到別人家門口，在精心佈下的天羅地網中讓兩個斯拉夫兄弟自相殘殺，讓歐洲冷戰後30年孜孜以求的安全框架瞬間坍塌，以窮兇極惡的制裁向世界輸出多重危機，而自己卻坐收漁利，實現“弱俄”、“困歐”，順便讓軍工複合體賺得盆滿缽滿。
烏克蘭 資料圖 新華社發
現在，無論怎樣利用話語霸權將全部髒水潑到俄羅斯和普京身上（順帶捎上中國），美國終將作為這場地緣政治悲劇的始作俑者而受到世人良知的審判。
歷史的悲劇往往在於歷史悲劇的重演。美國這一招“離岸平衡”的運作，見證了多少治亂興衰、霸權更替，卻仍作為霸權自我維護的罪惡工具，在大國政治博弈中寫下又一個血淋淋的例證。
離岸平衡，也被稱為“離岸平衡手”，是一種守成大國使用地區大國來遏制潛在大國崛起的戰略。
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這樣定義：“這些遠處的霸權通常喜歡讓地區大國來制衡熱衷於追逐霸權的國家，它們則坐山觀虎鬥。但有時這種推卸責任的策略並不可行，遙遠的霸權國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國家。”
請注意，這裏指明瞭離岸平衡國家尋求的高案是將責任委託給該地區大國，低案是僅在威脅太大而該地區其他大國無法應對的情況下才進行干預。目前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角色就是在按着高案的劇本走。
簡單説，隔岸觀火、借刀殺人、分而治之這些詞有助於理解“離岸平衡”概念。對其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大英帝國”對歐戰略，即“大陸均勢政策”。
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大英帝國”，始終擔心歐洲大陸上出現一個強大的國家一統歐洲，把自己邊緣化甚至吞併，因此不斷對歐洲搞離岸平衡。
用丘吉爾的話説就是“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用上世紀80年代英國政治喜劇《是，大臣》中的一段經典台詞説就是，“英國的外交目標500年來沒有變過：創造一個分裂的歐洲。因此，我們聯荷蘭制西班牙，聯德國製法國，聯法國和意大利制德國，聯法國制德國和意大利。分而治之一貫效果很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的地緣政治地位發生根本性轉換。美國不僅承接了英國的霸權地位，也接手了新的離岸平衡玩家角色，並且新棋局的範圍大大拓展，畢竟30英里寬的英吉利海峽，顯然無法與3000英里寬的大西洋甚或一萬英里寬的太平洋相提並論。
於是我們看到，二戰期間的盟友關係在戰後迅速發生變化與重組，鐵幕很快降臨。彼時蘇聯崛起，英法虛弱，為防止蘇聯主導歐亞大陸而無國家與之抗衡，美國走上前台，歷史上第一次於和平時期在歐洲維持大量駐軍，歐洲國家由於自身的虛弱，也樂見美國的保護。
值得玩味的是，冷戰序幕拉開，似乎也遵循從英到美的承接順序。1946年3月，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説，“美國此刻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峯。對美國民主來説，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次年，杜魯門總統進一步發展了丘吉爾的“冷戰理論”，提出“杜魯門主義”，冷戰正式開始。
1946年3月5日，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鐵幕演説，拉開了美蘇冷戰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同以往霸權國家相比，美國挾兩洋之地利，借“民主自由”之幌子，玩起這套離岸平衡更是風生水起，得心應手，並將這一套推廣到全世界，主要方向有三個：歐洲、中東與亞太。
中東自不必多説，就沒有真正消停過。戰火紛飛、混亂動盪的背後，都是美國的身影。扶植以色列制衡地區國家、挑動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宗教衝突、支持代理人戰爭、煽動國內叛亂、提供武器彈藥、培訓反政府武裝、策動“阿拉伯之春”、制裁、暗殺乃至直接的轟炸、入侵……造成數十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淪為難民，美國卻牢牢控制了中東的能源。
2018年3月30日，近3萬名巴勒斯坦民眾來到巴以邊防地區示威，最終演變為與以軍的流血衝突，造成至少34人死亡、3000人受傷，是近年規模最大的一次巴以流血衝突。
歐洲方向的演變，就是今天俄烏衝突。冷戰後，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再次提到，美國的歐亞大陸戰略仍舊是阻止出現反美的大國聯盟。美國絕不願看到一個團結強大的歐洲挑戰自己一超獨霸的單極世界，也絕不容許包括法國和德國在內的國家有戰略自主的外交，更絕不會坐視俄歐能好好玩到一起。執意推動北約東擴，在烏克蘭搞“顏色革命”，打斷歐俄經濟合作與構建和平框架進程，最終導致俄烏衝突，就是美國離岸平衡戰略實施步步緊逼的結果。
亞太方向，美國為維護霸權而制衡打壓的目標從始至終就是中國。二戰後，美國在亞太利用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等國，企圖把中國控制在“第一島鏈”內並將台灣武裝為西太平洋上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還在朝鮮和越南進行了兩場“熱戰”。
冷戰後，美國的亞太戰略仍是對中國搞離岸平衡，在避免與中國發生正面軍事對抗同時，保持美軍有限前沿部署以威懾中國，並扶植和藉助中國周邊盟國及其他國家力量制衡中國，維持美國霸權地位和單極世界格局。
這一戰略成形於小布什政府時期。早在競選時小布什就主張加強與亞洲“民主”國家的盟友關係，並以此使中國成為一個“在有着強大的民主聯盟的地區中的大國”，這樣中國“既不感到威脅，也不感到能夠為所欲為”。2002年小布什政府將中國列為“戰略對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直接視為美國正在面臨的“最大戰略挑戰者”。
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都是對小布什政府以制衡中國為中心的亞太戰略的繼承和發展，具有鮮明的離岸平衡特徵。
2011年11月，奧巴馬在夏威夷主辦APEC時高調亮出“轉向亞洲”戰略。美國政府開始尋求從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撤出，同時在“巧實力”概念下調整了戰略選擇，決定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在2012年6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時任美國防長帕內塔提出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東海、南海爭端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相對平靜，卻在那幾年風波驟起。
特朗普2017年11月的東亞之行宣示“印太戰略”成為美政府新的亞太戰略。其目標就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區域，採取包括政治、外交、軍事等綜合手段，遏制中國崛起，削弱中國影響力，以維持美國霸權地位。
2019年10月24日，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就美中關係發表演講，宣稱“美國將中國視為一個戰略和經濟上的競爭對手”。
拜登政府實際上接盤了上屆政府的“印太戰略”，公然稱中國為“唯一一個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能夠對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的國家”。
從拉攏七國集團、強化“五眼聯盟”，到升級“四邊機制”、拼湊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完善雙邊同盟，美國硬是排出“七五四三二”的反華“羣中羣”“圈中圈”。話説建立聯盟是“離岸制衡”戰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就指出，聯盟是維護國家或國家集團間均勢或權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煞費苦心的反華陣型顯然深得其精髓。
這些年，儘管美國國內黨爭激烈，矛盾極化，政策不斷在“翻燒餅”中惡性循環，但唯獨反華的最大共識不斷固化。我們講烏克蘭危機發展到今天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演變至今有其複雜的歷史經緯，其實看看美國這些年來圍堵遏制中國的亞太戰略、“印太戰略”，何嘗不是層層加碼、步步緊逼。
最近，美國發布新版“印太戰略”，列出十大印太行動計劃，擺開架勢要“畫地為牢”，把中國鉗制在“第一島鏈”，並毫不遮掩地指出“我們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而是塑造它所處的戰略環境”。
這正是企圖如法炮製“印太版北約”。學者鄭永年指出，“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莫過於正在形成中的亞洲版‘北約’”。北約東擴已在歐洲導致大家都不願看到的後果，如果複製在亞太又會給地區國家帶來什麼呢？現在，歐洲已經有人承認他們犯了錯誤。我們鼓勵歐洲的覺醒，更呼喚亞洲的警醒。
亞太是中國和地區所有國家的安身立命所在。為了一己私利，美國可以搞離岸平衡，在搞亂地區後可以置身事外，坐收漁利。而我們呢？要將發展的熱土變成戰火紛飛、衰敗凋零的焦土嗎？要將合作的高地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沙場嗎？
反對一切冷戰、熱戰、新冷戰，拒絕選邊站隊，不願大象打架草地遭殃，絕不能讓亞太中東化、烏克蘭化，這是飽經憂患、歷盡滄桑的亞洲人民的共識，也應是地區國家從烏克蘭危機中汲取的最大教訓。
在戰火侵襲下，敍利亞阿勒頗舊城由繁華的都市變為滿目瘡痍的廢墟。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離岸平衡也恰恰反映出霸權的自私本性與虛弱本質，用別人的鮮血為自己霸權續命，既最大限度維護自身霸權，又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損失。
於美國而言，歐洲與亞太兩塊離岸平衡的陣地相互關聯，其正打着在歐洲實現高案以便為介入亞太拉緊陣線、預留資源的如意算盤。而越是拉幫結派希望別人分擔對華制衡的負擔與風險，越説明過度擴張的霸權越來越有心無力，也恰恰是霸權在腐朽沒落中仍要垂死掙扎的表徵。
“霸權的困惑即在於其本身包含着自我毀滅的種子”。21世紀不是20世紀，也不是19世紀，而是全球化深度發展、人類命運與共的新時代。新冠疫情以生命為代價昭示，非傳統安全威脅下誰也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俄烏衝突則以生命為代價繼續證明，傳統安全威脅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無論是難民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都將產生外溢效應，最終反噬自身。以意識形態劃線、搞陣營對抗的冷戰思維與時代訴求背道而馳，終將為時代大潮所淘汰。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目睹東西方興衰的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的未來在東方，中華文明會成為世界的引領”，他的預言正在變成現實。中國所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終將徹底打破西方國家長久以來的地緣政治博弈模型，徹底摒棄大國政治博弈的悲劇，走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
馬克思不是早説過，“一切歷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
來源：朝陽少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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