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敏 見習記者 王喆
從《覺醒年代》《長津湖》掀起青年討論熱潮，到抗疫、北京冬奧會中青年勇於擔當，“大思政”都發揮着重要作用。這些也關乎年輕人的發展，關乎國家的未來。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年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廉思在長期調研中發現，思想引領在青年評判事物標準時發揮着重要的隱性作用。在青年成長過程中，租房買房、職業發展、婚戀家庭三方面顯著影響着他們的政治態度和社會感知，如果這幾個關鍵問題解決好了，青年對未來就會充滿希望，對制度會更加信任，對社會更為包容友善。
然而，做好青年思政工作並非易事。
當下青年的個體意識呈現出鮮明的“後現代”特徵，比如在物質追求方面的“斷舍離”、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對公平自由工作氛圍的推崇等，尤其伴隨着移動互聯技術的廣泛應用，青年獲取知識、瞭解社會的渠道和方式愈加多元，形成了獨有的知識體系和認知模式。廉思認為，做好青年思政工作，就要切入年輕人的核心痛點，“好的思政教育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要俯下身子，與青年站在同樣的角度看問題
內蒙古一所大學的思政教師張凱（化名），發現部分學生的課堂接受度不高，為了做好思政教育，他不斷尋找新方法，比如改變講課方法、組織活動讓學生參與其中，但即使這樣，他還是感到學生在思政課上不太活躍。他很困惑，如何能讓學生更好地上課？
張凱的問題不是個例。廉思也注意到當前思政教育的現狀，他説：“思政教育本質是要以理服人，雖然過程中會通過場景、故事等方式以情感人，以文化人，但歸根結底還是要讓青年懂得‘理’、認同‘理’。以理服人不容易做到，在課堂實踐中常常會變形為理論灌輸。理論灌輸包涵着一個隱藏的邏輯：我的理要比你的理更具解釋力，或者反向説，我比你更高明。這種居高臨下的思想工作，會不自覺地讓對方心生警惕。因此，思政教育首先要降維，要代入式地考量青年的痛苦和抉擇，要共情式地分擔青年的挑戰和困境，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維度去理解對方。”
12年前，廉思和他的團隊出版《蟻族》，記錄了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羣體真實的生活狀況，其影響持續到現在。近些年廉思到國外訪問時談起“蟻族”，國外青年也異常感興趣。
“這就是基於相似生活處境的共情。”這一現象引發了廉思對思政教育的思考，“思政教育應該從青年的日常困惑和生活難題出發，由階層認同延伸到政治認同。”在他看來，全世界不少青年都面臨“蟻族”這樣的困境，面對同樣的時代問題，為什麼中國就能解決好，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就能做到，“要引導青年從現實問題出發，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一個正確的認知圖景，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簡單地讓學生背誦記熟概念定義，而是要釐清青年心中的焦慮和矛盾，激發他們努力奮鬥的動力、探討從自己做起的具體路徑。”
要俯下身子，與青年站在同樣的角度看問題，廉思認為，思政教育工作者應具備在“升維”和“降維”中嫺熟切換的能力，“不能只講理論知識，還要講社會現實。要從社會現實中昇華出偉大道理，讓青年感覺到思政教育工作者能概括出他所不知道的知識和看問題的視角，這樣他才願意聽、才聽得進去。既懂‘理’（理論），又有‘例’（案例），‘理’與‘例’的有機結合，才能真正做好思政教育。”
被譽為“思政女神”的復旦大學80後思政教師陳果在課上通過有趣的例子讓學生們領悟其中含義，有網友看了陳果講課的視頻後留言説：“陳果老師講的內容解決了年輕人的困惑。”
廉思也是這樣做的。在日常生活中他結識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快遞小哥剛子。每次藉着收發快遞的機會，他就和剛子攀談幾句。他關心剛子收入怎麼樣，生活中有什麼煩惱，女朋友談得如何等實際問題，慢慢地，剛子感受到廉思真心實意的關心和温暖，即使後來剛子離開北京回到老家，仍願意與廉思分享自己的近況。
廉思説，和青年建立真實關係的標準是人家願不願和你“聊得來”，能夠進入彼此的思維，“做思政教育是個良心活兒，也是長久的工作，每個老師都應該摸着自己的良心上課。”
思政教育在學校裏和生活學習緊密結合在一起，但在社會上脱了節
如果按照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界定的14-35週歲的年齡區間來看，中國目前大約有4.1億青年。青年處在求學、求職、戀愛、組建家庭等各個關鍵節點，他們對社會有不同的認知、不同的需求。“這就説明，青年的思想引領工作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廉思説，針對不同階段的青年，思政教育要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核心就是切中青年關心的痛點問題。
走出學校後的青年面對的問題紛繁複雜，從租房開始，找工作、結婚生子等問題一個個擺在面前。“對於很多年輕人而言，社會的第一課是黑中介和二房東給他們上的。”廉思説，“我們的思政教育，在學校裏和學生的生活學習緊密結合在一起，但在社會上脱了節。”
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張楠大學期間曾是學生會的成員。在校期間他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類思政活動，工作之後他感覺思政教育少了，“一方面是自己工作了沒有時間參加集體活動，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為企業沒有濃厚的思政教育氛圍”。
一些企業團委的工作人員在做青年員工思想引領工作的時候也犯了難。陳亞靜是一家事業單位的團委委員，她常組織青年交流會、聯誼會等活動，但是報名參加的人寥寥無幾，“每次辦活動都得一個一個打電話邀請，時間長了我也沒什麼積極性了”。
一邊是感覺沒有被重視被關注的青年員工、一邊是積極辦活動卻感到反響不高的團幹，走出校門的青年思政工作該如何做？
“他們最擔心的是什麼，他們的職業規劃如何，他們遇到的困難是什麼，要怎麼去解決？”廉思説，“馬克思教導我們，‘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讓自己出醜’。思想引領若想發揮出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要從利益入手。”他舉例説，近段時間，互聯網和教培行業大量裁員，青年工作者就應及時介入，瞭解被解聘青年的思想動態和急迫訴求，引導他們做好職業規劃，讓他們正確認識國家出台的政策法規，理性評估當前面臨的實際困難，鼓起勇氣面向未來的生活。“不能青年發展好的時候，我們上趕着迎過去，青年遇到困難了，我們卻消失了。做思政工作，要多些雪中送炭，少些錦上添花。”
廉思一直關心外賣、快遞小哥，他常思考：“這些年輕人最關心什麼？這份工作提升了他們哪些技能？是看地圖的能力還是騎電動車的本事？等他們跑不動的時候，現在這份工作能不能幫助他們找到更好的工作？”他認為，青年不應該被消耗，在他們最好的年華里，社會應該給予滋養，“要為他們做好職業規劃，讓他們利用空餘時間學習一技之長，將來能更好地發展。”
“有些企業為了作秀而開展工作，反倒起了不好的作用。”廉思曾受邀到一家物流企業調研青年的發展情況，在他和其他專家到訪的當天上午10點，公司圖書館裏坐滿了快遞小哥，“這一看就是給我們做樣子的，上午10點是送貨時間，怎麼可能有閒情逸致在那裏看書呢？”
2021年10月，美團和國家開放大學攜手，為外賣騎手開設職業提升課程，並資助全額獎學金，首批101名外賣小哥打開電腦上起了網課。廉思對這樣的做法十分肯定，“對於數字藍領工作者，他們在思想學識上有所欠缺，政府、企業應該鼓勵他們去學習，可以採取單位先墊付學費，修滿學分、順利畢業後予以免除的制度設計。要推動年輕人養成持續學習的習慣，引導他們走得更高更遠。”
對於新興青年羣體，如何建立常態化的聯繫渠道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
2021年，廉思和課題組通過十多年對32類青年羣體的調研成果，根據當代青年與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的關係，提出將當代青年分為八類。
29歲的常凱屬於“原子性羣體”，即以原子化狀態生活，存在政策供給缺失或管理制度盲區。常凱是北京的外賣小哥，選擇外賣員這份職業是因為“多勞多得，時間比較自由”。他穿梭在北京各大樓宇裏，爭分奪秒地追求理想：“賺點兒錢，然後再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常凱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朝陽區“小巷管家”。2019年，北京市朝陽區共青團組織、朝陽城管委聯合外賣平台發起“美好朝陽騎士”項目，召集眾多外賣小哥參與城市治理，在工作中遇到城市治理問題拍照反饋到後台，由相關部門解決。
常凱説，成為“小巷管家”後，他對社會事務更用心了，不再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了份責任感和使命感。
2020年，常凱當選全國青聯委員，帶着為外賣小哥羣體發聲的想法，常凱開始了自己的履職生涯。常凱很清楚，外賣小哥這個羣體學歷普遍不高，不關心青聯委員、國家大事，他們關心的就是自己今天跑了幾單，賺了多少錢，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青聯委員，不知道遇到困難要找哪個部門來解決。
常凱在想，怎麼才能讓同行瞭解團組織，怎麼才能讓同行去學習知識、提高思想水平？
同樣的問題廉思也思考過：“大量的新興青年羣體，平時雖然經常遇到，但是如何建立常態化的聯繫渠道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新業態層出不窮，我們的組織體系也在追趕，但這種追趕往往有一定的滯後性，用不變的方法應對他們的‘變’，原子性羣體的思政教育要怎麼做？如何才能做得好？”
這一問題廉思仍在尋找答案，他也呼籲更多思政教育工作者能找到適合中國青年的知識體系和教育方法，“要讓黨的理論生動起來，具備意識喚醒和再造認同的本領，首先需要對青年的實際情況有深入的調查研究，找到不同青年羣體差異化的訴求目標，找到共性因素進行價值整合，形成槓桿效應，凝練共同認知，將時代挑戰轉化為制度優勢”。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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