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新冠兩年:確診病例不到全球0.05% 中國是如何做到的?

由 司馬盼香 發佈於 綜合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衞健委一則《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在網上瘋傳,由此拉開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冠戰“疫”序幕。

隨着武漢疫情的暴發,在農曆年除夕前一天,中國政府作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決策:武漢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封城”。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一個人口千萬級別的大城市採取最嚴厲的防疫措施。

這兩年來,不論是新冠病毒本身,還是全球疫情形勢都出現了巨大變化。

新冠病毒不僅傳播力超強,而且持續不斷變異,從最早的Alpha到Delta,再到如今的Omicron,已出現上十個新變種,導致全球超3億人感染,死亡超500萬人。

其中,據中國國家衞健委通報,截至2021年12月31日24時,我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02314例,累計死亡病例4636例。

對比2020年,2021年全年中國新增確診病例20247例,死亡增加2例。雖然我國佔全球人口近20%,但中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數佔全球病例數不到0.05%。這主要得益於中國的全民嚴防死守、科學精準防控政策。

不過,2021年國內本土聚集性疫情接連不斷,據21世紀新健康研究院根據公開信息梳理,2021年全國31個省份僅西藏未有報告確診病例,全國暴發本土局部疫情超過20起。

雖然這兩年來國內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戰“疫”經驗,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少城市仍然被打得措手不及。

當前奧密克戎席捲全球,展望未來,戰“疫”之路仍漫漫。

在武漢“封城”兩週年之際,作為疫情暴發之初國內最先抵達現場探訪報道的主流媒體之一,也是這場戰“疫”的見證者、參與者和記錄者,21世紀經濟報道新健康採編團隊與21世紀新健康研究院,從公眾媒體視角出發,秉承主流媒體社會責任與擔當,總結梳理這兩年來國內城市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推出2022年首份重磅報告《新冠戰“疫”兩年啓示錄:通往科學精準防控之路》,旨在承前啓後,助力科學精準疫情防控。

出品|21世紀新健康研究院

策劃|於曉娜 徐旭

撰寫|季媛媛 唐唯珂 陳紅霞 葉碧華 朱萍 魏笑 武瑛港 徐旭

編輯|徐旭

第一章:千萬人口城市的快速普篩能力構建

2021年5月21日,廣州荔灣區新增1例本土確診病例,系“境外輸入”病例關聯病例,由此拉開了廣州疫情序幕。此次廣州疫情也是國內與德爾塔的首次正面交鋒。

不過這次疫情中,廣州全市僅開展了三輪大規模核酸篩查就基本遏制住了疫情,堪稱千萬級人口超大城市快速高效核酸普篩的範例。

針對病毒傳播速度快的特點,廣州於5月26日當晚18時迅速啓動了荔灣區全域以及海珠、越秀等區有關重點區域的全員核酸排查,全市緊急組建1萬多人的核酸採樣應急隊伍,連夜開展第一輪的核酸擴大大排查。

到5月29日零時,第一輪核酸擴大排查現場採樣工作已經基本結束,累計檢測225.26萬人次,截至30日的14時,在此輪排查中共發現感染者20人,無證其中無症狀感染者19人,確診病例1人。

為了迅速切斷病毒的傳播途徑,廣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決定從5月30日,在荔灣區繼續組織核酸篩查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全員核酸檢測的範圍,區域覆蓋到越秀區、海珠區的全域以及天河區、白雲區、番禺區的重點區域。

直到6月5日,南沙、增城、花都、從化宣佈開展全區全員核酸檢測後,廣州全市11個區才全部啓動全員核酸檢測。

截至6月12日,廣州全市先後啓動三輪大範圍全員核酸篩查。5月21日至6月12日21時,全市累計核酸檢測3602.3萬例,發現陽性感染者43例,主要集中在重點區域、重點人羣。

按照國家衞健委2021年2月發佈的《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規定,

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應當在3-5天內完成全員核酸篩查檢測任務,必要時可申請全國支援。

而廣州則在10天之內完成了近2800萬份的核酸採樣任務,跑出了“廣東速度”。

這背後離不開省內眾多醫院的支持,而檢測能力和檢測速度的提升也離不開專業團隊的支撐。

廣州疫情發生後,廣州快速搭建了“獵鷹”方艙實驗室,在廣州體育館設立了4個氣膜實驗室,加上廣州番禺“火眼”實驗室中的20個氣膜倉,整體投入運行後,成為全國核酸檢測日通量最高的氣膜實驗室,核酸檢測日通量達到近21萬單管,若採取10混1混採技術,每日最高可檢測210萬人份核酸檢測樣本。

而“獵鷹號”氣膜實驗室則有力支撐了政府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面積、高品質的核酸檢測的防控需求。鍾南山院士也表示:“‘獵鷹號’氣膜實驗室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快速、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確保我們防控工作追上病毒的傳播速度,化被動為主動,是廣州的一次創舉。

截至2021年6月30日凌晨,“獵鷹號”氣膜實驗室已累計完成核酸檢測近150萬管,超1200萬人次的篩查。

此外,實現全市全員的核酸篩查所需的核酸檢測試劑量是巨大的,後援保障和檢測試劑的生產能否頂住這次考驗尤為重要。而廣州當時多個檢測點的核酸試劑多由本地企業達安基因提供。達安基因充足的核酸檢測試劑產能儲備以及在此次疫情混檢項目中提供的技術支持成功助力廣州本地的全員快速核酸檢測和篩查工作。

廣州之所以能有條不紊的組織各方共同進行戰疫工作,構建多輪大規模核酸檢測能力,一方面,與政府、醫療機構、醫護人員及居民的配合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與本地管控人員流動、醫療機構日常應急訓練等也分不開。

第二章:新冠疫情科學精準防控的上海經驗

戰“疫”兩年來,上海的精準防控不僅得到了廣大民眾認可,更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承認。

2021年9月17日-18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上海召開全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驗研討會,會上強調,各地要深刻認識學習上海等地的疫情防控經驗,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科學精準水平。隨後10月31日,在迪士尼疫情處置中,上海疫情防控的精準和人性化模式,不但温暖了上海人民,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與讚揚。

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年初的兩次疫情中,上海均沒有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取而代之的是,在發現疫情後,根據排摸傳播鏈上的關鍵節點,迅速鎖定一個比較小的範圍,進行精準的防控和隔離。

去年1月上海疫情期間,上海市長龔正在發佈會上也總結了上海應對措施的三個特點:第一,主動發現。第二,快速處置。這一波疫情發生後,第一時間啓動應急機制,第一時間啓動預案,迅速鎖定場所、鎖定病例、鎖定識別對象。第三,精準有序,科學確定密接者、密接者的密接者以及其他一般接觸人員。這三個層次,分別落實了閉環管理措施,沒有簡單化,而是精細化,同時也沒有擴大化。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上海市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長吳凡也指出,上海疫情防控追求的精準防控,就是要讓市民感覺到常態化的防控氛圍,擾民最少,社會成本最低,對社會的影響最小。例如,流調密接時,精準使用大數據,判別感染者軌跡中潛在風險人羣,精準做到“多一個不要,少一個不行。”

據上海方面指出,疫情發生後的第一個24小時是“黃金24小時”,在這個過程中,上海將同步做好流調、隔離管控、核酸篩查以及新聞發佈4項工作,做到“事不過夜”。

快速高效的流調能力為上海精準防控提供了保障,確保相應的防疫標準化工作能隨即展開。

第一點是“快”。針對流調多久能完成,核酸檢測能力如何,用“2+4+24”來總結上海的應急處置原則。即疫情發生後,流調隊員2小時以內到達現場,4小時完成核心的流調信息調查,24小時查清病例所有的工作場所、居住場所、行動軌跡以及家庭成員、相關人員的情況。

這需要有龐大、專業、規範化的流調人才。建設流調隊伍是夯實公共衞生體系的重要一環,上海目前常備的流調隊員已有3000多人,均具有較高的專業化素質。

第二是細緻。任務分工要細、調查的內容要比較細、進展的彙總要細、溯源的分析要細和管控措施一定要細。

第三則是協同。在流調過程中,疾控部門與公安、通信、民政、大數據中心以及交通部門等單位合作,通過數據的捕捉與追蹤提升流調質量。

面對新冠病毒,光有速度還不夠,必須與“準”相結合,這要求疾控人員所有的工作都必須細緻深入,確保在“快”的基礎上,準確找出密接者,從而及時採取防控措施。

此外,對於密接、次密接以外的風險人員將進行現場評估,努力做到居民樓“一樓一策”,管控區域“一個區域一策”。

總之,作為一個擁有近2500萬常住人口的超級大都市,上海雖然有豐富的醫療衞生資源、雄厚的財力物力,但在防疫面前卻沒有層層加碼,而是在不斷做減法,這背後就是以精準防控作為重要支撐。

對此,有人將上海疫情防控經驗歸納為四個字:快、穩、準、暖。即:快,及時發現與快速響應;穩:規範操作和有序響應;準:精準流調與科學研判;暖:盡然有序與温暖保障。

第三章:武漢抗疫應急物資保障的由亂到治

日前西安在民生保障上問題頻出,其實這只是重演了兩年前武漢疫情時的“措手不及”。

當初武漢的問題更復雜棘手。當時國內外各種應急援助物資源源不斷運抵武漢,但抗疫一線人員的物資保障仍然不斷“告急”,物資分發通道阻滯,急需快速打通“最後一公里”。

當時負責接收和分發捐贈物資的是武漢紅十字會,由於人手緊缺疊加捐贈物資數量空前,加上數字化管理技術應用未跟上,導致物資管理一片混亂。

其實回溯武漢疫情,不難發現,武漢應急和生活物資供應保障的由亂到治即是發生在專業社會力量介入後。

以九州通為例,作為國內醫藥流通龍頭企業,在疫情發生後,九州通第一時間介入捐贈物資管理,其豐富的物流管理信息化手段為物資的高效分發提供了重要支撐。這使得此前被公眾詬病的捐贈物資混亂局面得以迅速理清。

外地捐贈物資到達武漢後經過三步入庫,整個過程變得井然有序。而在出庫環節,九州通則根據武漢市防控指揮部下達的指令將物資進行分揀出庫,此後相關物資會經由郵政公司完成裝車配送,以此形成物流體系的閉環。此外,對於防護服、護目鏡、口罩、手套、膠鞋等6類醫用物資因當時一線的需求吃緊,被列入了緊急物資範疇。針對這部分醫用物品,九州通彼時能在“2個小時完成入庫到出庫全流程”的高速運轉。

像九州通一樣馳援後方物資配送的還有華潤湖北醫藥公司、湖北通用等。2020年2月1日,湖北通用將300套防護面罩運抵火神山。從提貨到配送到位僅用4個小時便完成任務。

此外,武漢“封城”後,餐飲業受到重創,店鋪紛紛關門停業,這使得幾萬一線戰疫的醫護人員一日三餐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彼時很多當地餐飲企業,主動擔起了為抗擊疫情一線人員提供免費餐飲後勤服務的任務。

正是這一股股來自企業的專業社會力量注入並不斷彙集,最終全面打通了應急物保障的“最後一公里”。

第四章:封控應急保障的廣州“3+N”模式

新冠戰“疫”兩年來,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大到一座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小到一棟樓,分類分級封控管理已成為常態,如何保障封閉封控區居民的應急需求?這仍是當下乃至於今後國內城市在抗疫中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事實上,去年上半年的廣州,也曾面臨同樣的問題,但廣州在實踐中摸索出一套針對封控區有序運行的方案。

去年5月21日,家住在荔灣區龍津街道的75歲郭阿婆確診新冠肺炎,經判斷,為境外輸入德爾塔毒株關聯病例。由此,廣州打響了國內首次與德爾塔正面交鋒之戰。

自5月25日廣州開始對荔灣芳村多個小區、街道實施封閉封控管理。面對封閉封控區域居民與日劇增的物資、醫療等需求,廣州探索建立起“3+N”的社區疫情防控工作機制。

“3”指的是由社區工作者、醫務人員和基層民警組成的三人小組,此外還吸納了安保人員、志願者、快遞小哥、消費站工作人員等“N”元素的網絡服務團隊。在封閉管理區域,按照每200户左右劃分疫情防控網格單元,在封閉管理區域,每個網格配備1個網格服務團隊;在封閉管理區域,每2-3個網格配備1個網絡服務團隊。

通過成立“三人小組”,封閉封控區實現服務下沉到户。三人小組開展核酸檢測、上門核酸採樣、協助物資配送等工作,同時幫助反應民眾的需求。以核酸檢測為例,如何有序安全地開展封控區內居民的核酸檢測,避免人羣聚集、交叉感染,就是一個大問題。

當時,在廣鋼封控區內,各個樓盤每天都要組織業主進行核酸檢測,三人小組就要與物業一起,安排好各個小區內的核酸檢測工作。以廣鋼曼寧花園為例,業主在微信羣內等待通知,分批下樓核酸,每次4層樓,做完一批再通知下一批居民下樓。

由於封控區內居民原則上不能離開自己的房間,因此三人小組還需要每天協調物業公司或業主代表,組織通過健康認證的志願者隊伍穿梭在大街小巷,確保物資及時送到每家每户。隨着“3+N”社區疫情防控工作機制運行起來,封控管控區域內的居民物資供應問題得到迅速解決,為儘早控制住疫情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在物資保障方面,市與區也在想方設法保障物資供應,並探索建立起“1+3+3+N”保供模式(即一個國企對接一個街道,一個街道安排3台以上流動供應車,一個街道安排3個以上臨時供應點,N個社會銷售平台參與供應)。

除了生活應急物資保障外,封控區居民另一大急切需求是就醫用藥。為了及時解決居民的就醫需求,自去年6月3日荔灣區南片調整為封閉和封控區域後,市區兩級聯動,科學評估區域內居民就醫需求,建立三人小組——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綜合(專科)醫院三級應急服務保障體系,兩個區域醫療服務獨立運作,閉環管理,基本實現了“小病不出街道,大病不出區域”。

此外,針對普通人羣、特殊人羣含精神健康類、孕產婦等,及其他有就醫需求的管控區域居民,首先由“三人小組”進行電話或上門健康服務;對基礎病患者,由駐點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的醫療隊進行診治或上門送藥;經醫療隊診斷後需要轉診治療的,將專人專車轉送至指定醫療機構接受進一步治療。

遇到緊急情況或處於危及重症的孕婦可直接撥打120急救電話,即可送至指定醫院就診。為確保孕媽媽正常待產,在封控區啓用了“愛心孕媽媽”專車,專車24小時待命,對孕產婦進行點對點接送和閉環管理,確保母嬰安全。

通過“3+N”機制下沉到每一户,廣州打通疫情防控的最後一公里,書寫了科學精準防控的“廣州方案”。

第五章:疫情下醫療機構的“外防內控”

自新冠疫情以來,醫院作為抗疫前線主戰場,是病毒傳染風險最高的地方,醫院在治病救人的同時一直面臨着“外防內控”的巨大壓力。

國家層面也多次強調或要求,完善疫情條件下醫療服務管理運行機制,要根據不同患者的就醫需求進行分類救治。

如2020年2月17日發佈的《國家衞生健康委辦公廳關於加強疫情期間醫療服務管理 滿足羣眾基本就醫需求的通知》,要求分類救治,切實保障不同患者的醫療需求。對於急危重症患者,應當按照相關制度和診療規範給予及時有效救治,不得推諉拖延。

隨後27日,國家衞健委再次發佈《關於進一步落實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分區分級要求做好疫情期間醫療服務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落實有關要求,滿足孕產婦、兒童、老年人等弱勢羣體的醫療服務需求;要持續開放院前急救和院內急診,保障急危重傷病患者能夠得到及時救治。

應該説,疫情以來,各地醫院在分類收治病人上已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應對方案。

雖然此次西安疫情也為保障封控區、管控區羣眾的血液透析、孕產婦分娩、腫瘤放化療、嬰幼兒診療及其他急危重症等特殊診療需求,設置“黃碼醫院”“黃碼病區”。

但這套流程最大的問題是將保貴的搶救時間耗費在了院外轉運環節。按流程,有就醫需求的風險人員,要主動聯繫所在社區,經評估確有急危重症情況需緊急送醫的或有特殊診療需求的,可以通過社區預約“黃碼”醫院,在社區工作人員陪同下通過轉運車“點對點”前往“黃碼”醫院。

這種設置對急診、急危重症來説是耽誤不起。面對急危重症患者,不論有沒有核酸證明,有沒有收治新冠病人的能力,在醫護人員做好防護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時間收治,面對各種情況醫院也都應事先做好緊急預案,科學設置必要的急診搶救、手術和病房緩衝區等。

當然,醫院是最容易發生交叉感染的地方,作為戰“疫”的前沿陣地,醫療機構“外防內控”壓力確實大,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疫情感染,造成嚴重的“院感”事故。

據21世紀新健康研究院不完全統計,2021年國內至少發生了20起“院感”事件。其中,鄭州市新冠定點醫院第六人民醫院的“院感”事件影響最大,造成醫務人員、保潔人員、患者、陪護等50多例感染。

早在2020年5月1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就發佈了《關於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要求進一步加強醫療機構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隨着2021年國內“院感”事件頻發,8月國家先後針對定點醫院防控院感、院感工作機制以及醫療機構院感工作人員配備管理先後出台了三個政策文件。

而梳理這些“院感”事件背後的問題可以發現,最主要還是人和流程的問題,醫護院感防控意識淡薄、培訓不到位;在處置感染病例時沒有按流程來,沒有做好閉環管理……

其實,武漢疫情期間,國內4萬多名援鄂醫療隊員無一感染,這既為國內後續疫情防控積累了寶貴經驗,也讓大家堅信只要防控措施到位,院感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

2021年國內院感事件頻發,在監管部門的“零容忍”高壓之下,這可能是導致醫院“嚴防死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六章:口岸城市“外防輸入”的成與敗

進入疫情防控新常態階段後,國內主要壓力來自“境外輸入”疫情。2021年,國內暴發了大小20多起本土局部疫情,主要傳染源頭都來自境外輸入關聯病例,並且大多是通過口岸城市外溢傳播引發的。

其中,2021年7月20日暴發的南京祿口國際機場疫情,直接波及15省27市,是繼武漢疫情之後波及國內範圍最廣、感染人數較多的疫情。

南京本輪疫情源頭為俄羅斯CA910入境航班,系德爾塔毒株。本次疫情早期報告的機艙保潔員病例的基因序列與俄羅斯入境的航班報告的1例輸入病例的序列一致。通過調查發現,這些保潔員工參加了CA910航班的機艙清掃,工作完成後,因為防護洗脱不規範,可能造成個別保潔員感染,進而在保潔員工之間擴散傳播。同時,該公司的保潔員同時保障國際和國內航班的垃圾清運,機場其他工作人員因為接觸保潔員或被污染的環境而感染。

而當時外地最早與祿口機場相關的病例乘坐廈門到瀋陽的航班,經停南京祿口機場並就餐一次,最終包括其父母在內的一家三口也被診斷為無症狀感染者;廣東中山病例曾到達了祿口機場T2航站樓;四川綿陽病例則從南京祿口機場出發,返回綿陽;江蘇宿遷病例也曾抵達祿口機場;安徽蕪湖病例也與祿口機場相關。珠海確診病例也在南京祿口機場乘坐飛機。通過病例軌跡不難發現,疫情通過多條路徑波及至除南京外的多個省市。

可見,祿口國際機場因為運營管理不專業,導致防控漏洞頻出,如將國際航班與國內航班由原來的分開運營變為統一混合運營,造成境外疫情流入,引發新冠疫情傳播。此外,在發現陽性樣本之後,祿口機場對相關人員的防控管理又不到位,進一步造成疫情蔓延,如保潔人員與保潔人員家屬混住,初期造成多位家屬感染。

同樣作為國內重要航空口岸城市,在“外防輸入”上,與南京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廣州。

目前每天全國入境人員,廣東佔90%,廣東省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大部分為廣州報告。截至2021年12月15日,廣州2021年累計報告境外輸入新冠肺炎感染的數量達到了1911例,平均每天5.47例。

那麼,針對“境外輸入”壓力長期居高不下,廣州是如何進行有效應對的?

廣州具體做法就是實現“三個全覆蓋”:做到核酸檢測全覆蓋、做到隔離觀察全覆蓋、做到境外人員全覆蓋。

例如,廣州全面開展14天的回溯性排查,實現境外人員全覆蓋。也正是在回溯性排查中,實現了接連發現外籍人士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同時,廣州通過公安數據分析、居民主動申報、其他城市信息推送、社區三人小組排查等方式,對通過內地各地各類口岸入境並來穗、入境前14天有外國旅居史的人員進行拉網式排查,切實做到一個不漏。對於無症狀感染者的發現,廣州主要是通過幾個途徑實現人員全覆蓋排查,包括對病例的密切接觸者、來穗返穗人員、發熱門診患者和重點場所人員的全面排查。一旦篩查出無症狀感染者,會採取立即隔離、立即調查、立即管理三項措施,無症狀感染者密切接觸者也要進行14天的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同時對於相關涉疫場所進行徹底消毒。

此外,廣州積極探索防疫新路徑,將疫情防控關鍵節點前移,按照“集中和均衡相結合”原則,計劃分三期構建“2+14+4”健康驛站體系(即2個新建項目、14個酒店改擴建項目、4個醫療機構分片支撐),每期計劃建設房間數不少於5000個。國際健康驛站位於廣州市白雲區鍾落潭鎮,遠離人口密集區。

在嚴防境外疫情輸入的戰“疫”中,廣州海關也一直注重應用科技手段提高檢疫精準性,不斷優化通關流程。早在2020年4月起,廣州白雲機場空港口岸便上線“廣州海關疫情防控作業信息化管理系統”。通過統一數據接口、聯動口岸智能監管設備等方式,推動口岸聯防聯控部門實現以“航班”“病例”為監控重點的全流程追溯,對接廣東省入境人員聯防聯控形成閉環管理。

第七章:內陸城市快速“清零”的成功樣本

2021年10月30日,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發現1例新冠核酸檢測陽性病例,由此拉開了江西上饒這個內陸城市的戰“疫”序幕。

經過省市合力連續10多天的緊急處置,到11月27日,上饒市社會面連續15天無新增陽性病例,實現了“圍剿見底、全面清零”目標。

這次上饒疫情防控創造了“六個未發生”,即未發生一例外溢病例,未發生一例遊客感染,未發生一個除上饒市以外的風險點,未發生一例院內感染,未發生一例校園感染,未發生一例重症病例,取得了該市常態化疫情防控以來第一次處置突發疫情重大考驗的全面勝利。

上饒常住人口超600萬,位於江西省東北部,東連浙江、南挺福建、北接安徽,有“八方通衢”之稱。地理位置上的四通八達,無疑增加了上饒疫情防控的難度,更致命的是這次首個報告病例則來自當地旅遊勝地——葛仙村度假區仙村客驛餐廳工作人員。

景區遊人眾多、流動性大,作為服務工作人員,日常接觸人多,一旦感染後果不堪設想。事發後,江西多地發佈緊急排查公告,而江西省級突發疫情應急指揮體系立即與上饒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合署成立了省疫情防控上饒前方指揮中心,果斷採取一系列防控舉措。

為了快速找到密接人員、切斷傳播鏈,在疫情出現後,江西省衞健委緊急從全省各地派出80餘名專家支援上饒,迅速成立流調溯源工作組調查確診患者和無症狀感染者行動軌跡,與病毒賽跑。

據悉,江西利用大數據對重點人員同步開展賦碼和篩查,對重點區域實行分類管理,做到流調2小時內到達現場,4小時內完成核心信息調查,8小時完成人員轉運隔離,24小時內完成流行病學調查報告。

據報道,上饒流調隊共有200多名隊員,分成8個調查組。其中既有省、市、縣三級疾控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有公安、工信、測繪等部門的技術人員。通過相互協同作戰,精準高效地開展流調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排查出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據悉,將公安、疾控部門“雙主角”合署辦公,混編合成作戰,以最短時間摸清病例接觸網,精準鎖定重點人羣。這是江西在流調溯源模式上的一大創新。

此外,疫情出現以後,對於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範圍的劃分同樣關鍵,這也是流調隊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為控制疫情擴散,上饒第一時間做出對鉛山縣進行封控的決定,同時,對信州區、廣信區兩區人員外出進行管控,以小區、樓棟、單元樓為單位,精準劃分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在最短時間內把感染源找準,把傳播鏈切斷,把包圍圈縮小。

在遏制疫情外溢方面,疫情發生後,上饒在兩天之內將排查到的5萬多名遊客(含省外遊客2萬多名)信息全部推送,各地均在第一時間進行管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進出通道管理,及時推送離饒人員有關信息,江西省內各地累計排查從上饒返回的重點人員9.5萬人,核酸檢測均為陰性。

流調的快、準、細為及時切斷傳播鏈起到了關鍵作用,也為大規模核酸檢測贏得了時間。上饒市下轄3個區、8個縣、1個縣級市。此次疫情中心在鉛山縣和信州區、廣信區、廣豐區三個中心城區,總人口超過200萬。在此關鍵時刻,江西省在省內調集了醫務人員、公安幹警等2200餘人支援上饒,其中在三個中心城區就投入了1100多名醫務人員。

此次,上饒分層次啓動全員定期核酸篩查和重點人員每日一檢,確保“應檢盡檢、不漏一人”。如到11月16日,鉛山縣已開展了13輪大規模核酸檢測;到11月22日,信州區已開展了第十輪大規模核酸篩查。

這樣持續多輪快速大規模核酸檢測,給採樣和檢測人員造成了巨大壓力,此次除了江西調集全省之力支援外,第三方獨立檢測實驗室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江西海普洛斯實驗室承擔了上饒市70%-80%的核酸檢測任務。實驗室檢測通量也迅速從最初的每日10萬人提升到100萬人,後提升到了每天150萬人份。截至11月21日,江西海普洛斯醫學檢驗實驗室已完成800萬人次的核酸檢測任務。

第八章:健康碼背後的數字化社會治理探索

國內抗擊新冠兩年來,互聯網科技為打贏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防控持久戰提供了強大的硬力量支撐。

其中,健康碼最具代表性,它不僅是中國首創的抗疫智慧結晶,更是中國互聯網科技與硬實力完美結合的標誌性產品,它以中國全球一流的通信科技基礎設施為支撐,又同時融合了大數據、5G、雲計算等新興技術,成為此次疫情中應用頻次最多、範圍最廣的科技應用產品。

從2020年2月7日全國第一張健康碼誕生至今的700多天內,以健康碼為載體的大數據技術在實時跟蹤、重點篩查、有效預測等疫情防控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僅2020年,自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碼”後,累計申領人次近9億人,使用次數超過400億人次。

目前儘管健康碼日趨成熟,嵌入功能也越來越多,但短時間內大規模應用越來越頻繁,使得健康碼在系統承載能力等方面均存在進一步改善空間。僅在過去三個月裏,西安、廣東、安徽、天津、江蘇等多地健康碼就出現了故障。

健康碼申請對象通過各省健康碼平台或與之關聯的第三方渠道,自行填報個人姓名、身份證、電話號碼、居住史、接觸史、身體狀態等信息,相關係統再基於手機定位、個體消費、乘車及飛機記錄及填報行程信息或者掃描場景位置登記等。

健康碼背後這一系列的快速順暢運行,需要依賴多方面的技術和系統支撐,如數據要通,衞生健康機構與運營商等數據源要打通,以供統一分析查詢;網絡要快,由於覆蓋區域廣泛、人羣流動頻繁,系統要能夠支持大數據量下的高併發點查和低時延響應;算力要高,擁有實時數據處理的能力,實時展現系統運行情況;算法要好,需要具備大數據的複雜分析能力,此外還要確保外部可以穩定接入和訪問,以及提供7×24小時服務等。

以跨區域間的人口流動為例,通常大量用户會在人口較密集、感染風險係數較大的機場或車站掃健康碼來向防疫人員出示自己的健康信息,但一些健康碼平台仍存在面臨超負荷訪問時出現白屏或持續加載的現象。這極易導致在機場、車站的進出口出現大量人員擁堵、聚集的情況,極大增加了病毒傳播的風險和人員疏散的難度。

雖然我國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球領先,技術先進、覆蓋地域廣、傳輸容量大,但是在疫情防控中,仍然不可避免存在運營商通信網絡服務中斷、附近區域無移動信號、健康碼無法正常響應等情況,對此,廣西在全國首創了健康碼“斷網可用”做法,可有效應對健康碼體系發生故障甚至網絡中斷等極端情況下保障羣眾有序出行的應急需要。

除了系統承載能力外,各地健康碼的互認互通問題也是當務之急。國家層面也多次發文,要求實現防疫“健康碼”統一政策、統一標準、全國互認、一碼通行。

目前各地健康碼平台多由各省獨立建設,健康碼的運營多由當地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但這些企業自身的技術存在差異,給健康碼的應用帶來不利影響。各自為政也導致跨省流動人員需要多頭申請,增加了重複操作的工作量。

總之,健康碼其應用具有全員、全時、全域、全識、全息等特點,可以説是對我國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的一次大考,也是為中國進入數字社會後社會治理的一次大規模探索與實戰演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