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4日，英國《金融時報》（FT）稱，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準備提名經驗豐富的外交政策專家坎貝爾（Kurt Campbell）擔任亞洲事務主管一職，以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該職位前所未有，坎貝爾的頭銜為“印太協調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體現了亞洲戰略及中美關係對於美國下一屆政府的重要性。
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坎貝爾是民主黨最資深的亞洲事務外交官之一，曾擔任克林頓、奧巴馬的智囊，並幫助奧巴馬政府制定了“重返亞洲”戰略，即後來的“亞洲再平衡”。
就在本週，坎貝爾撰文稱，美國可以通過利用同盟來反擊中國，並將此視作“未來幾十年制衡中國的唯一機會”。
《金融時報》報道截圖
為什麼創建新職位
FT早前報道説，拜登正考慮任命一位白宮“亞洲事務主管”，以應對來自中國的“廣泛挑戰”。該職位的設立被《外交政策》雜誌視為拜登政府“在亞洲問題上的第一個大膽舉動”，是拜登政府重視印太問題的表現。
相關消息人士稱，拜登認識到，除了傳統的外交、國防和經濟部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需要與中國打交道。因此他需要在一位資深亞洲事務專家的協助下，更好地整合外交、國防和經濟等不同部門間的對華政策。
報道稱，1月20日拜登正式就職後，將面臨包括貿易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挑戰。他還必須決定是否維持特朗普在任期最後幾個月對中國採取的更強硬的措施。
為什麼選擇坎貝爾
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兼職高級研究員塞耶斯（Eric Sayers）告訴“美國之音”（VOA）， 選擇坎貝爾是因為他過去在美國國防部、海軍和政府部門中豐富的工作經驗，並且他運營的公司在美國商界也擁有豐富的資源。
坎貝爾曾在克林頓政府和奧巴馬政府中，擔任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等職位，負責制定美國對中國、朝鮮和緬甸等國家的政策，常年處理與中國相關問題，是與中國對話的關鍵人物。他還曾參與解決東海和南海的緊張局勢。
坎貝爾還是民主黨最資深的亞洲事務外交官之一，曾幫助奧巴馬政府制定了“重返亞洲”戰略，即後來更名的“亞洲再平衡”。該戰略體現出奧巴馬在任時將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2007年，坎貝爾籌建了新“美國安全中心”，奧巴馬政府外交團隊中的許多人都來自這個中間偏左的智囊機構。即便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國務院各部門也分佈着坎貝爾的門生，共和黨議員經常向坎貝爾尋求有關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建議。
目前，坎貝爾是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該集團創立於2013年，是一家專注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諮詢和資本管理公司，為有意進入和開拓亞洲市場的企業提供戰略和商業建議。
坎貝爾如何影響拜登
外界認為，競爭為主，鬥而不破，以聯盟制約中國，將成為坎貝爾對華思路的核心。
2018年，坎貝爾在和他人合署的文章《思慮中國》中指出，美國在冷戰後的對華政策，並未如願推動所謂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也沒能將中國轉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名“利益相關方”。
他認為，美國現在需要“頭腦清晰地反思”對中國的策略，思考為什麼美國總是過度自信地認為自己能夠影響中國的發展軌跡。
2019年底，坎貝爾和拜登的外交政策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務》雜誌合作撰文《避免災難性競爭：美國如何既挑戰中國又與之共存》。
文章稱，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國防戰略中把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是正確的，但是“這種競爭必須保持警惕與謙遜，圍繞與中國共存的目標進行，而不是期望改變中國。”
坎貝爾認為，特朗普政府給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而修復並重建這些被破壞的關係，並重新建立對華影響力，是拜登即將去做的頭等大事。
VOA稱，本月12日，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組織主任拉什·多西（Rush Doshi）撰文強調，美國可以通過利用同盟來反擊中國。
具體來説，他建議在七國集團（G7）的基礎上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組建“民主同盟”（D10，Democratic 10），重新調整與歐洲和亞洲盟友的關係，並將此視作“未來幾十年制衡中國的唯一機會”。
“這將成為美國近代治國史上最具挑戰性的任務。”坎貝爾説。
欄目主編：秦紅 文字編輯：宋慧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曹立媛
來源：作者：長安街知事/劉曉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