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雪泓 文/圖
“呦，譚姐，又下户吶？”
“是啊王大爺，我去李大媽家看看她兒子去……”
“嘿，譚姐，一刻也不閒着！”
早9點，衚衕裏，北京市西長安街街道司法所所長譚秀雲騎着司法小電動，迎面遇上了王大爺。譚秀雲今年剛40歲出頭兒，但衚衕裏小到幾歲的娃娃，大到七八十歲的大爺大媽都喜歡叫她“譚姐”。
“一個都不能放棄”
“可能因為我愛管事兒，社區、街坊大事小事都喜歡找我。他們覺得找我能解決問題，時間長了，大家都叫我譚姐了。”譚秀雲説，西長安街是首都的中心街區，號稱“天下第一街”，是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機關辦公所在地，還有20幾個中央單位也都在街道轄區，那是一絲一毫都不能出事兒的地兒。
在這樣一個敏感地區，面對社區矯正和刑滿釋放人員這樣一個特殊羣體，如何確保這些人員思想穩定，不出閃失，這對譚姐來説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圖為譚秀雲（左）為居民開展矛盾調解。
社區矯正對象小李才21歲，父親是精神病患者，母親扔下他們走了。因找工作不順，小李犯下縱火罪。他第一次來司法所宣告談話時，眼神裏充斥着不滿和仇恨。為了幫助小李迴歸正途，譚秀雲打破常規，請來了社區主任、社區民警、心理醫生、樓門院長等相關人員一起商議，給小李量身定製個性化的矯正方案，從身體、心理、生活以及工作安排等各方面給予他温暖。慢慢地，小李的眼神柔和了，臉上的笑容也多了起來。
做好“兩類人員”管理，維護地區穩定是基層司法行政部門的重要職責。譚秀雲曾經對自己承諾：“絕不放棄任何一個矯正對象。”
每年義務把關700餘份合同
街道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是一個新課題，2020年下半年行政執法職權下放到司法所，司法所增加了推進依法行政工作職能，凡涉及街道對外簽署的合同，都要事先由所裏審核把關。而這項工作，譚秀雲從2014年就開始做了。
這些年，每年經譚秀雲審核把關的合同有700多份，不僅因為她是科班出身，更因她對這裏的大事小情實在太瞭解了。
“那個時候，我白天入户，晚上回辦公室審合同，找出合同中的法律風險點，避免街道坐上被告席。”譚秀雲説。2016年，街道要辦一件好事兒——為居民免費更換燃氣設備。更換燃氣設備，街道和居民要籤合同。簽完合同後，律師看了都説沒問題，但譚秀雲發現問題了。
圖為譚秀雲（右）為居民普法。
“安裝以後，居民在使用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或者意外，責任歸誰？這點要説清楚。完事兒以後我就讓他們在合同最後附了一個風險責任書，把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列清楚，責任在誰劃分清楚，避免街道做了好事又成為被告。”譚秀雲説，自己做合同審核工作的基礎是之前在街道做社區建設指導員，因此，街道社區籤的合同有哪些風險點，譚秀雲比律師更有發言權。
再難也要對得起羣眾的信任
盛夏的中午，譚秀雲正在所裏和同事們開所務會，一位居民愁眉不展地走進所裏，見到譚秀雲就拉住她説：“譚姐，我可真是沒辦法了，你得幫幫我啊。”
這位情緒激動的張大姐，譚秀雲已經記不清她是第幾次來找自己了。這一家兄弟姐妹7人，因為繼承衚衕裏一套老房子的事打得不可開交，甚至還給自家妹妹門上潑糞。
譚秀雲瞭解到，作為7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女兒，張大姐居住在父母去世後留下的這套價值900萬元的房產中。此前，法院已經按照贍養情況以及老人的遺願對財產分割進行了判決，但7人仍打成一團。
都説清官難斷家務事，更何況是一起法院都已經判決的案件。一旦打起了官司，兄弟姐妹基本就是“老死不相往來”了。譚秀雲深知調解的難度，但居民信任她，找上門兒來，她無法拒絕。
那之後，譚秀雲帶着司法所調解員逐個走訪當事人。白天不在家就晚上去，平時不在家就週末去。整整5個月，他們不知吃了多少閉門羹，聽了多少難聽話，但譚秀雲堅信只要工作做到位，一定能有效果。
圖為譚秀雲（左）在社區開展工作。
經過與幾方當事人多次交流，採取“背靠背”方式調解，做思想工作，7個兄弟姐妹終於簽訂了調解協議書。
籤協議那天，7人中的大姐抱着譚秀雲落淚了，她説：“譚姐，沒有你，真不知道我們家的事兒什麼時候是個頭！”她的話也深深觸動了譚秀雲。基層羣眾對法律服務有着迫切的需求，作為紅牆邊的司法行政人，譚秀雲深深明白，只有守護好每位居民小家的安寧，才能換來大家的平安。
近年來，譚秀雲通過調解工作實踐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調解工作方法。“找準癥結，有的放矢，引導情緒，情理法相結合，巧用調解方式。”在譚秀雲的帶領下，西長安街街道司法所黨支部充分發揮基層戰鬥堡壘作用，轄區310餘件矛盾糾紛調解，68起涉及拆遷、疏解等重大矛盾順利解決，圓滿完成全國兩會、國慶70週年慶祝活動、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慶祝活動等重大活動服務保障工作……
保衞紅牆，服務紅牆，牢固樹立紅牆意識，是譚秀雲和所裏同志們每天都要緊繃的一根弦兒。作為工作在紅牆邊兒的基層司法所所長，譚秀雲默默踐行着“我的崗位我負責，我的崗位最安全，我的崗位無隱患”的錚錚誓言，甘當紅牆邊兒的“法律守門人”，地區和諧穩定的“法律服務人”，為平安中國建設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