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5
日，在重慶地鐵
10
號線車廂內，一位白髮老太爬上車廂行李架蹭座抖腿。事後，重慶軌道交通方面回應稱：“老太太把行李架當健身器材，無視自身安全，願大家友善提醒”。可事實上，透過路人拍攝的視頻來看，老人在整個爬高的過程中沒人去“友善提醒”。
在一定程度上，重慶軌道交通方面的“回應”算是比較温和的，非但沒有過多的斥責“當事老人”，反而向公共輿論發出較為積極的呼籲。但是回到具體的事情上，問題可能並非那麼簡單。因為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青壯年身上，很有可能“回應”就是“另外一番圖景”。
然而，就現實的環境來講，貌似這樣的處理又是最合適的方式。因為，在面對“熊孩子”和“熊老人”的問題上，大多人來講，只能是“有多遠就躲多遠”。所以，對於重慶軌道交通方面的“回應”，其實更對也是一種結構性的“回應”，並不會產生實質性的作用。
很多時候，對於“老人和孩子”的關愛來講，在我們的社會中太過道德化。這導致就算他（她）們有錯，也必須無底線的寬容。只是，在具體寬容的過程中，作為無意識的犯錯還可以理解，最怕的就是“明知故犯”。甚至，久而久之，一些老人和孩子打着無意識的幌子，卻肆無忌憚地玩着明知故犯的套路。
總之，就是不把人們的善意當回事兒，更不把社會層面的結構性關懷當回事兒。這樣的問題，其實在當下的社會中已經很突出，但是“短期內”又無法解決掉。可就社會性冷漠和特殊羣體耍流氓的問題而言，其實是並存的癥結，而非“此消彼長”的關係。
如果，作為懲治規則來講，能做到絕對性的落實，可能特殊羣體耍流氓的事情就會越來越少。與此同時，社會性冷漠也會對應的消解一部分。然而社會性冷漠的存在，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友善者”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所以才會導致沒人再願意挺身而出。
我們很清楚，人們之所以不去“友善提醒”爬高的老人，就在於“友善提醒”後“老人不領情”該怎麼辦？甚至，比“老人不領情”更為可怕的是，在具體的提醒過程中萬一老人出現意外怎麼辦？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掉，重慶軌道交通方面的“回應”，就只能成為“美麗的迴響”。
畢竟，以過往的教訓來講，好人被坑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並且，在公共場所中，很多人存在一種“這又不是你家，你管不着”的邏輯。這導致，很多時候人們被迫進入“識時務”的公共邏輯之中。因為，在“友善”和“惡意”之間，其實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尤其，對於特殊人羣中的“我弱我有理”邏輯，也其實是比較普遍的。在這個方面，就算是“執法者”往往也是很頭疼。因為，在一個道德化較為普遍的社會中，任何事情都會被先入為主的道德化。這種情況下，只要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壞影響，就會被輕描淡寫的處理。
與此同時，要想破除“熊老人和熊孩子無敵”的局面，就在於“尊老愛幼”的認識上要回歸常識。説到底就是，如果老人和孩子都是相對講道理的主兒，尊老愛幼，特殊照顧就值得去發揚，如果遇到的是“熊孩子和熊老人”，就最好放在“無差別懲治”的秩序當中。
要不然，社會性的寬容只會讓“熊孩子和熊老人”更加肆無忌憚。就拿“扶不起”中的訛詐行為來講，如果我們能在具體的規則中對訛詐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就不至於有那麼多不講人性的老人去訛詐友善的路人。可實際上，從過往的“扶不起”反轉事件來看，訛詐者最多受到的就是道德審判，而對於實質性的懲治，基本上是微乎其微。
所以，很多時候，造成社會性冷漠的罪魁禍首並不是“個體原子化”，而是面對“熊老人和熊孩子”這般羣體的肆無忌憚，我們的懲治規則並沒有落實到底。而這似乎也是我們最需要反思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類似的問題就永遠會存在，並且會愈演愈烈。
另外，就公共秩序中的不得體超限行為，最好不要過度的道德化。在一定程度上，道德化可能會形成一定的約束力，但不見得普遍適用。只有懲罰形成無差別的尺度，才可能讓更多人知道自己的行為邊界在哪裏。我們可以確信，如果這個老人事後被對應的進行行政懲罰，很可能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會更大。
説實話，對於懲治邏輯來講，最怕給人們留下“包賺不賠”的印象。因為，就“熊老人”來講，正是因為他（她）們清楚自己的社會站位，才會變得如此放蕩不羈。要是，你告訴他（她）們在地鐵車廂內爬高會被罰款，惡意訛詐好人會被罰款，可能他（她）們的念頭根本不會存在。
因為，就當下還活着的老人來講，其實最怕的就是“罰款”，這遠比事後的道德審判更為有效。當然，我們也不是説，凡事都要搞出個“大驚小怪”，而是對於“熊老人”和“熊孩子”來講已經成為“社會公敵”，他（她）們確實沒有壞透，但是卻讓人苦不堪言。這種情況下，讓大家“友善”簡直是強人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