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晚上7點鐘，上海南站，導演範士廣與3名攝製組成員柯丁丁、謝抒豪、周聖樂，坐上了一趟往武漢運送物資的綠皮火車，在卧鋪車廂裏“咣裏咣噹坐了一夜”。抵達武漢後，一股電影鏡頭般的衝擊感迎面撲來：“在我的有生之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城市是空的，沒有人。”
在此之前，範士廣已經在上海蹲點拍攝一個多月，記錄這座大城市的疫情防控狀況，沒有精準的預期，只想着“能拍多少是多少”。拍到3月，忽然接到獲批去武漢拍攝的通知，次日出發。
在武漢這座恍若靜止的城市裏，範士廣待了28天。近一個月的時間，他與團隊採訪了上海援鄂醫療隊的近百位醫務人員，記錄下隔離病房裏的瞬間，視頻素材長達3萬多分鐘。
日前，紀錄片《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節目播出。作為總導演，範士廣説：“有時反思，常常講述，總是記錄。支撐我們完成不可能任務的，不是藝術創作的激情，而是真實記錄的使命感。”
記錄真實並不容易。在火車上，範士廣與成員敲定了3個蹲點醫院：金銀潭醫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和雷神山醫院。確定分工後，範士廣每日早起搭車，在住處和院區之間往返，行程達100公里。在醫院蹲守時，他們必須跟醫護人員一樣習慣穿四五個小時防護服，眼球被護目鏡壓迫得凸起疼痛，時常感到缺氧。“一生都不會忘記那種感覺。熱是可以忍受的，但是缺氧受不了，是你怎麼都克服不了的”。
記者出身的範士廣曾奮鬥在新聞深度報道一線，而紀錄片與流動性強的新聞拍攝方法不太一樣，需要“蹲守式拍攝”—— 深耕一個地方，去觀察、熟悉、體驗、記錄，最後得出自己的觀察結果。“通過蹲守式拍攝，才能和所有的醫生、病人建立緊密聯繫，對這裏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和疫情的關係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在紅區，一個人穿着防護服，如果不寫名字，你分不清這個人是醫生還是護士，分不清年齡，甚至分不清性別。但是反過來想一想，這其實是讓紅區的故事更加純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更加純粹。”在那樣一個“模糊個人信息”的環境裏待了許久，範士廣感覺自己對醫護人員的認知更加清晰、深刻。
在紅區蹲守時，範士廣與一位護士坐在走廊聊天。她在這裏照顧的一個病人前不久突然去世了，病人的手機留在了鐵櫃子裏。去世那天晚上，手機不停地響，直到沒有電。
另一個護士告訴範士廣，護理完一個無人陪護的去世病人之後，她把牀推到走廊裏，坐在大概10米的位置，像親人一樣陪着他坐了10分鐘。
這兩件事對範士廣觸動很大。“進入疫區，我們真正觀察到的，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見不到的純粹，是更為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範士廣意識到，無論是插管醫生、護士還是清潔阿姨，每個人都有着獨特的個人記憶。“我們不應該只有宏大的敍事，一定要有個人回憶與經驗的敍事。”於是，在主體性拍攝之外，範士廣開啓了一個計劃——採訪100個醫護人員，做一個口述史。
在製作時，範士廣與後期剪輯師起了爭執。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剪輯師，分集導演認為這個片子應該更像一個“片子”——敍事要有結構與邏輯，有精妙的設計和技巧性的勾連。但範士廣認為，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想留存更多個人記憶，而不是因為剪輯需要把個人的記憶碎片化破壞掉。“不能為了完成敍事去消費別人。在重大災難面前，我們要好好想一想，這麼做是不是對得起歷史？”
由於大型攝影器材消毒難度大，手機成為範士廣與團隊成員相當關鍵的拍攝工具，“拍完後，拍攝者從人員通道出來，手機通過污染物通道出來，用酒精泡過，拿出來之後都是濕淋淋的”。
每一次，當範士廣把手機重新打開，等待開機LOGO出現的時刻最為緊張，“生怕素材都沒了”。晚上回去後，範士廣坐在牀頭掏出電腦和手機備份，一條一條傳送視頻。“如果視頻很大，備份是很慢很慢的。每個日日夜夜都是這麼過的，傳完那一刻才能安心一點”。
在金銀潭醫院，一位女患者在離院前拿出紙筆，記下了每個護士的名字和電話號碼，一定要給他們鞠躬；一位市民穿着笨重的皮卡丘套裝，舉着“謝謝”的紙牌，站在路邊數小時為醫療隊送行。範士廣説：“這是很本真的一種東西。”
“以前我們可能不喜歡喊口號，感覺口號很空洞。”但在武漢經歷了一切後，他對“謝謝你們”“武漢加油”這樣的字眼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觸動。“每一次呼喊，一定有他自己內心的故事和真實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