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出現一位民主黨總統，那麼現在是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世界需要什麼樣的多邊主義？
顯然，今天的世界急切需要掙脱數年來越發嚴重的失序狀態。一些人因此對美國大選高度關注，期待明年1月20日之後迎來多邊主義的迴歸。然而多邊主義的迴歸恐怕不能指望美國一個國家。美國有沒有能力重回多邊主義是第一個問號，另一個問號就是：即使美國重回多邊主義，是世界期待的多邊主義嗎？
縱觀過去幾個月美國媒體、智庫和戰略學者的言論，提出這樣的問題絕非杞人憂天。在那些似乎是為民主黨執政而準備的外交戰略建議中，多邊聯盟、新的國際組織是關鍵詞。但無論是所謂“清潔網絡”“自由國家”的技術聯盟，還是宣稱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脱“中國債務陷阱”的新債權人組織，都充斥着一種對抗意味：壓制中國，為美國取得對中國的競爭優勢。這是多邊主義嗎？如果是，這也是冷戰式的多邊主義。
世界上多數人並不想要這種古董多邊主義，因為今天的世界好不容易才安全穿越了冷戰的歷史，沒有國家願意再在大國中選邊站隊；也因為今天的世界處在疫情、恐怖主義、環境危機等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之下，聯合國2030年要實現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任重道遠。
世界如果要重回多邊主義的軌道，或者更準確説，要重塑一個能夠應對當代危機的新多邊主義秩序，需要歐洲、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共同努力，中國也要主動發出聲音。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等國家曾經為深陷於殖民主義邏輯的老歐洲國家賦能，共同構建了戰後國際秩序。今天，有能力推動國際秩序前進的國家也要為那些在內外意識形態鬥爭陷阱中的國家賦能，繼續推動人類政治向命運相連的共同體發展。這不只是理想主義的綱領，也是對現實危機的回應。如果不能創造性地實現新型的多邊合作，我們就會繼續陷在歷史的荊棘叢中難以自拔。
我們要創造能夠處理大國競爭的新多邊主義規則。世界仍將長期處於國家間競爭中。戰後國際秩序發展的歷史表明，那些行之有效的多邊規則、有生命力的國際組織，並不取決於各國最初建立它時的決心，而取決於它能夠多大程度上擺脱國家競爭關係的干擾，並持續推進那些各相關羣體都可獲益的議程。反過來，專業性、功能性領域的合作，局部區域、部分國家探索的經驗，可以產生溢出效應，把國家間政治競爭的注意力轉向國際的“優良治理”。
今天不但美國的競爭和對抗思維高漲，西方各國也都普遍出現了國家競爭壓力帶來的不安全感，這是新型多邊主義面臨的最大挑戰。因而首先要定義出一種“負責任競爭”的多邊主義。國家的安全思維、競爭思維，不應該介入到非國家層面的跨國關係中，如企業的經濟合作、非政府組織的治理合作、民間的文化往來等。此外，國際社會應該基於人道主義的前提，劃定“絕對非競爭領域”，如公共衞生安全、環境治理、減貧合作等。在這些涉及人類和個體生命存亡的非政治領域，將更多的決策權力讓渡給國際組織，並賦予更強有力的執行保障手段。
我們還需要在新技術背景下來重新定義經濟多邊主義。經貿領域的國際合作機制構建了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石。如果追溯“煤鋼共同體”的精神，今天世界恐怕急需建立“數字共同體”。數字技術的開放和運用關係到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的未來，它和曾經的煤炭鋼鐵一樣具有戰略意義，但它不存在對某一片礦區的爭奪，它自然跨越了領土和國界，高度依賴國際分工合作。除了多邊主義的技術合作和生產協作，“數字多邊主義”還需要解決隱私保護、數字鴻溝等全新的社會倫理問題。目前這些層面還缺少多邊秩序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