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這首《寄夫》，為唐代女子陳玉蘭所作，表達了一名古代軍嫂對戍守邊疆的丈夫的思念之情。雖然一千多年過去了，但人類的悲歡離合並未發生變化。如今，兩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依然是戍邊衞國將士的心頭之痛。
有人認為，解決邊疆軍隊現實困難的唯一辦法，就是實行輪換制度。即按照一定期限將內地部隊與邊疆部隊進行對調，以緩解邊疆將士生活上的困難和痛苦。
這個想法可以説很好，但操作起來卻非常困難。我國地域遼闊，民族複雜。內地與邊疆省份的社情民情差異極大，邊疆部隊的主要任務是領土守備，如果貿然大規模調動邊疆部隊，從軍事的角度來説，會面臨一定防務風險。同時，邊疆向內地調動固然容易，但內地向邊疆調動則十分困難。內地的幹部和士官，很多都已經在當地成家立業，突然間大規模移防邊疆，容易造成人心浮動和軍心不穩。
然而，實現領土守備就一定要以犧牲邊疆將士的終身幸福為代價嗎？
新中國的歷史，曾經有這麼一次輪換的建議，在當時非常貼近實際也切實道出了邊疆戰士的困難。可惜，由於歷史條件的原因，夭折了。
它就是西藏軍區“五大部上書”事件。
（一）
1957年3月，在北京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的辦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這份報告的標題是：《有關西藏軍區若干問題的報告》。抬頭是：“呈軍區黨委會請轉軍委並各總部轉呈敬愛的毛主席”。
報告分兩個部分：一、若干具體問題，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二、我們的意見，共提了五項建議。
若干具體問題主要有營房問題、軍官長期無家庭生活問題、工資政策問題、軍官健康問題、現金購買問題、文化生活問題。
家屬來隊沒有房子住、軍官娶妻困難，兩地分居影響幹部情緒，工資待遇較低、軍官身體受到氣候和其他因素的傷害，文化生活單調。。。
報告中還提到，在當時，部隊中流轉着這樣一段快板：“轉業有三好，升官快，拿錢多，工作少。”
這份報告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從今天來看，可以説都是符合實際的，是一份為官兵切實着想的好報告。
可惜，在當時的情況下，報告提出的問題沒有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反而被解決了。
（二）
1957年二月，時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李覺在拉薩主持軍區辦公會議，這次軍區辦公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副參謀長陳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後勤部政委李華安、財務部部長秦卓然、幹部部處長方其順、王達選、西藏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主任鄭震等人。
會上，大家提出了很多西藏部隊官兵的福利和後勤工作等實際問題，如邊防部隊的營房建設、幹部家屬的生活待遇、基層官兵的婚姻、工資改革、工資支付辦法、現金髮放和市場供應等等。
正是在這次辦公會結束之後，李覺提議把這些問題梳理之後形成報告，上報中央，意圖解決基層官兵的實際困難。
然而，當時，總政主任譚政大將在沒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前提下，居然覺得該報告言過其實，危言聳聽，親自批示説西藏的一些幹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傾逃跑主義傾向”等，要嚴肅處理。這些人都被調離崗位，有的還受了處分。
譚政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批示，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
1957年，正值“反右”的高潮。當年4 月27日，中央公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羣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反右的出發點是整黨整風，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近代激進主義的影響下，反右最終卻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走上了過左的道路。
同時，李覺本人也是十八軍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十八軍進藏跟他並無關係，但他積極主動要求進藏他歷任十八軍副參謀長、參謀長、西藏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
1957年底，總政派了幹部部副部長陳清風率工作組參加西藏軍區黨代會，指導整風反右鬥爭。張經武、張國華在北京，譚冠三、王其梅主持工作。名義上是開黨代會，實際上是批判會，重點批“五大部上書”，主要受批判的是李覺、陳子植、洪流等人。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認為“五大部上書”代表了“右傾逃跑主義路線”，並或明或暗地把矛頭指向譚冠三，認為他是後台。因為當時起草報告時，譚冠三在西藏，因此有人一再追問譚冠三知道不知道這件事，審閲過報告沒有。李覺回答説，軍區辦公會議歷來由我主持，報告是由我審定修改的，也是由我交給王其梅同志的，有什麼問題，應由我承擔，與譚冠三同志沒有關係。
中國人民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1958年11月14日，做出了《關於“五大部上書”的幾個負責同志處理的批覆》，批覆如下：李覺、洪流、陳子植三同志，誇大堅持西藏地方鬥爭的困難，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經過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第二屆第五次常委會議討論認為：他們的錯誤，主要還是思想問題，應該着重於思想教育，組織上可以從寬處理。洪流同志身為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但革命意志衰退，放棄思想政治工作，為“五大部上書”提供了主要錯誤觀點，因此，黨內應給予警告處分；李覺、陳子植均免予處分。
“五大部上書事件”結束後，李覺被調離西藏軍區，到二機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長。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為新中國核武器發展做出重大貢獻。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調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無人區杜加里，在極端艱苦的生命禁區，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償還新中國欠蘇聯的債務。副參謀長陳子植，赴中國與尼泊爾邊境，參與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條高原國際公路的任務。
事件過去二十多年後，終於得到了平反。1979年，遵照總政的指示，西藏軍區黨委作出了關於為“五大部上書”事件平反和撤銷對洪流同志黨內警告處分的決定。
然而，鬧出了這麼一出之後，西藏軍區全體幹部想三年一次輪換的念頭也徹底破滅。
（三）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以來，邊疆部隊的駐地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官兵的生活水平相比過去而言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眾多官兵渴盼的輪換制度，依然沒有出現。
基層官兵盼望輪換制度地區可以理解，但大規模輪換之所以沒有實行，很多的原因來自於軍事層面的考量。
原十八軍軍長，進藏部隊最高指揮員張國華整理、總結了一些沒有正式對外講過的體會。他認為，在西藏作戰，總體衡量，從內地進藏的部隊由於幹部對地形地貌的判斷上難以把握，部隊還不夠適應惡劣氣候、飲食等原因，不如長期駐守的西藏的部隊打得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1957年李覺等人沒有陷入反右的漩渦，西藏部隊實現三年一輪換的訴求，也不會得到最高層的首肯。
今天，幹部如果選擇支邊， 基本上就意味着畢業之後將會在邊疆服役多年，他們把駐地為故鄉，把一生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的邊防。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陳玉蘭《寄夫》當中描寫的情感，依然在無數駐邊官兵的家庭當中上演。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從整體盤子配置的角度出發，也不是沒有改進的措施。
俗話説，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邊疆部隊艱苦的原因，往往來自於落後的基建和薄弱的後勤補給能力。如今，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邊疆的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提升，部隊投送和機動能力極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只需要加大邊疆地區部隊的配置密度，把更多的內地部隊拉到邊疆去，基數越大，實現輪換的可能性就越大。軍改期間，我軍實施戰略前推的方針，越來越多原先駐防在中原和川渝地區的部隊向前線部署。今後，隨着“新西蘭”地區營房基建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相信還會有更多的單位赴邊駐防。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原先邊疆部隊的防務壓力，提高軍事力量的使用效率。
同時，為了加大邊疆幹部的流動率，畢業分配也會優先向邊疆傾斜，鼓勵支持更多的優秀學員奔赴邊疆建工立業。今年，空軍工程大學某學院專業第一全部支邊，赴邊學員當中，排名在前百分之50的佔到了相當大的比例，排名靠後的比例則很少。這充分體現了今後的用人導向，即優先滿足基層，滿足艱苦邊遠和一線部隊。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沒有後人的報道，怎有前人的調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促進內地和邊疆之間幹部的對換，才能真正緩解邊疆幹部面臨的生活困難，才能營造起有序向上的正能量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