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印度和澳大利亞在新德里舉行了首次由兩國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共同參加的“2+2”對話。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國防部長辛格與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和國防部長達頓參加會議。會後，印度總理莫迪還親自會晤了來訪的佩恩和達頓。
印澳“2+2”對話討論了雙邊關係的一系列問題，涉及經貿、防務、情報合作等重要議題，而此次對話的核心內容是要加強印澳兩國在國防與軍事領域的合作。同時，對話還涉及阿富汗局勢等地區熱點問題，特別是兩國要加強印太戰略下的協作。
筆者認為，印澳的這一動向，實際是美日印澳構建“亞洲北約”的重要步驟。此次對話會的召開，其實有着現實的戰略背景，直接目標是服務於將在9月24日召開的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首次面對面峯會。印澳“2+2”對話推動兩國防務戰略協作的同時，更是彌補了美國主導下的“印太戰略”的最大短板。
2017年底，美國特朗普政府推出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印太戰略”後，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立即得以重新啓動。在“四國安全對話機制”的後續發展中，虛弱的印澳關係是其中最令美國頭痛的短板。日澳都是美國長期盟友，早就建立起了全面的溝通機制。而即便是日澳之間，也早在2007年就啓動了“2+2”部長級對話。對“亞洲北約”走向實體化而言，最需要補上的短板是印度同美日澳三國的戰略協作。於是，我們看到在2018年9月，召開了首次印美“2+2”部長級對話；2019年11月，召開了首次印日“2+2”部長級對話。如今，印澳“2+2”部長級對話“按部就班”召開。
印澳關係一改過去70多年間互相“鄙視”的模式，近年來獲得“突飛猛進”，最主要的“黏合劑”之一就是它們共同的遏華政策立場。
冷戰時期，印美大部分時間身處對立陣營。作為美國“馬前卒”的澳大利亞，一直扮演着美國陣營裏的“反印”旗手，導致印度一直都對澳大利亞沒有太好的觀感，兩國關係也一直是彼此冷漠忽視的狀態。然而，隨着近年來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澳大利亞和印度在共同遏華的政策上形成了一致。澳大利亞甘為美國“馬前卒”，在一系列抹黑中國的議題上為美“衝鋒陷陣”，不僅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無端指責、攻擊中國，主動製造兩國對立。而印度則將中美競爭的長期化看作其崛起的重大機遇，由此進行戰略調整，從奉行較為平衡的外交轉向了“拉美遏華”的路徑。
更具體説，首次“2+2”對話及加強兩國在國防與軍事領域合作，令印澳在地區軍事化、集團化方向上邁進了一大步，也從事實上正推動構建美日澳印四國相互支持的防務後勤體系。例如，2020年6月4日，印度和澳大利亞正式簽署了《相互後勤支持協定》，允許雙方軍艦和飛機使用彼此的軍事基地進行後勤補給。再加上2020年9月9日印度和日本簽署的《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都在現實中加強了印度軍隊、日本自衞隊和澳大利亞軍隊之間的協同防務能力。而在未來有可能面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中，憑藉這些協定，印度與美日澳之間將可以形成相互間的後勤補給網絡。
尤其是，印度在印度洋構建了一套以其為主導的海域感知系統。通過與各個國家簽署《白色航運協議》，與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國家簽署《相互後勤支持協定》，然後在古爾岡設立印度洋海域感知的信息中心，將印度洋海域的民事與軍事信息“盡收囊中”。這一系統通過與“五眼聯盟”的情報交換和交流，獲得了更強的軍事情報收集能力。印度雖然沒有正式加入“五眼聯盟”的情報體系，但是卻與“五眼聯盟”成員分別建立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情報共享，與澳大利亞的情報共享就是這一政策的一部分。對此，我們必須警惕未來印度與“五眼聯盟”情報共享帶來的影響。（林民旺，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