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浦江畔書寫人大制度“引言”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曾經長期是中共中央重要機構的所在地。90年前，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籌備，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探索之路可以説在黃浦江畔出發。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深深紮根於中國的土壤。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這一偉大創造的根在哪裏、源在何處？讓我們一步步走近90年前的上海，回眸崢嶸歲月，鈎沉紅色往事。

“蘇維埃中國的先聲”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信中共中央，建議中共集中各大蘇區代表、紅軍代表和各革命團體代表，跟中央領導一起共商大計，討論加強黨對蘇區工作的領導，努力將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全國蘇維埃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以“世界上最完滿的民主制度”，以“歷史上任何的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蘇維埃民主，充分發揚民眾創造力，進而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圍剿”，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當年在上海“開一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以聯繫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以統一中國革命的指導與行動”。這一大會將以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黨為主要的發起者，集全國工農兵士代表於一堂，共同討論目前革命中的各項重要問題，從而組成更強固的工農革命聯盟，有計劃地以無產階級思想和行動去領導全國的階級鬥爭走向勝利的道路。

中華全國總工會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提議，於3月18日覆信強調“這一蘇維埃代表大會之成功，就是中國蘇維埃革命成功之信號，中國革命會更快的發展和深入，直到武裝暴動，推翻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

於是，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就正式轉入籌備工作，並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690號—696號設立籌備處。“籌備工作，都是全總林育南負責。籌備工作地址在愛文義路卡德路轉角。至於真正開會的會場在卡爾登戲院後面一排樓房裏，在白克路上(現鳳陽路)。”

如今，這兩處地標性建築早已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不復存在，但它們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早期探索而言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

關於會期，也有諸多説法，其中之一為分兩個階段進行：5月5日至10日舉行預備會，出席代表57人；正式會議於5月20日開幕、23日閉幕，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全國總工會兩個發起單位的代表。

還有就是，這一個大會開得莊嚴隆重。時人回憶，當時“悠揚的、雄壯的《國際歌》，在四壁的紅色的包圍中，當着馬克思與列寧的像前，由我們唱過了……恰似歌聲是一朵五彩的美麗的雲，用了‘共產主義’的大紅色的帆篷，裝載着我們到了自由、平等的無貧富、無階級的樂國”。

作家胡也頻等人代表“左聯”參加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對此，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有生動記述：“也頻只告訴我晚上不回來，我沒有問他。過了兩天，他才回來，他交給我一份瞿秋白同志的信。我猜出了他們的行動，知道他們會見了，他才告訴我果然開了一個會……會場掛滿鐮刀斧頭紅旗，嚴肅極了。會後是外埠的先走。至於會議內容，也頻一句也沒有告訴我，所以到現在我還不清楚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會。”

這次會議開得順利成功，通過了《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蘇維埃的組織法》《勞動保護法》《暫行土地法令》等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決議。一個“真正實現勞動羣眾自己的政權，使政治的權力握在最大多數工農羣眾自己手裏”的原則，第一次被正式提了出來。

193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號召全黨“擴大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宣傳運動”。通告開宗明義地説：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已經閉幕，這一大會是完全成功的。它集中表現為“一切的討論和決議，都是中國革命當前急待解決的主要問題，不僅回答了全國蘇維埃區域現實的各種任務，並且指出了中國目前兩個政權的對立形勢下，全國革命走向蘇維埃中國的正確道路”。所以，這是“蘇維埃中國的先聲”。

兩個多月“字斟句酌”

1930年8月中下旬，周恩來、瞿秋白相繼從蘇聯回到上海，帶來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七月擴大會議精神，決定停止執行城市暴動和紅軍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1930年9月中旬，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成立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蘇準會”)，並選舉產生常務委員會。

這次會議討論決定了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以及準備提交大會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令、經濟政策和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等草案。

這次會議還決定，原定於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遲至1930年12月11日召開，開會地點亦隨之南移，改在江西蘇區。

據當事人胡毓秀回憶，“蘇準會”的上海機關設在愚園路慶雲裏31號一幢“三層樓的石庫門房子”，毗鄰靜安寺百樂商場。

胡毓秀説：“住在這個機關裏的有林育南一家和我們夫妻倆。林育南當時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秘書長，兼‘蘇準會’的秘書長，是我們這個機關的領導人。他化名為李敬塘，對外以南洋回國的湖北皮貨商身份作掩護。我的任務是掩護機關，對外身份是林育南的表妹。‘蘇準會’機關還有一位機要秘書叫彭硯耕，但他不住在這個機關裏。”

據胡毓秀回憶，當時來慶雲裏最多的是周恩來。周恩來每次來“蘇準會”，總是依既定暗號，輕敲大門三下。有一次，鄧穎超隨周恩來一起來，雖是初次見面卻一見如故，稱呼胡毓秀為“小妹子”。至於周恩來，他一到這裏就“認真地審閲文件，和林育南同志一起認真討論，反覆推敲”。

周恩來一絲不苟，尤為關注“一蘇大”的文件起草。從內容到形式，從總則到各個條款，都會提出明確的具體意見，並與林育南等人一起字斟句酌、反覆修改。

經常到“蘇準會”秘密機關來的中央領導人，還有瞿秋白等人。瞿秋白外表像一個瀟灑飄逸的文人，講話頗為幽默。任弼時也來過兩三次。有次，他不知同林育南談了些什麼，結果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團中央的李求實也經常來，何孟雄、柔石、殷夫、胡也頻等也來過。

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到1930年的秋冬之交，後來在“一蘇大”上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基本成形。

這些歷史性文件幾經周折送往江西瑞金，經毛澤東帶着梁柏台等人再作修改，最終提交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

今天，慶雲裏已被拆掉，但依稀可以感觸到周恩來等人為起草“一蘇大”文件一絲不苟、字斟句酌的身影。愚園路慶雲裏，是一個值得後人記住的紅色地標。

“記起他們、再説他們”

“一蘇大”籌備期間，一些黨的機密被叛徒出賣，致使我們黨付出了慘痛代價。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三天兩頭在東方旅社開會。1931年1月17日，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往常林育南總是每天回機關來，即使有事不能回來，也會關照妻子李林貞一聲。但那天，他一直沒有回來，事先也未關照過。

當天晚上，林育南遲遲不回慶雲裏，引起李林貞的深深不安。翌日凌晨1時許，她上樓叫起胡毓秀，問道：“那麼晚了，你大哥還沒回來，會不會出事？”胡毓秀頓感不祥，一夜無眠。天亮了後，李求實來了。

李林貞告訴李求實，林育南一夜未歸，彭硯耕同樣失聯，很反常。李求實問他們去那兒了，李林貞説東方旅社。於是，李求實過去一探究竟。不料，他也被捕了。

眼看林育南、彭硯耕、李求實相繼失聯，胡毓秀與李林貞便跑上三樓，把後窗玻璃上貼的紙條和窗台上的花盆拿掉。那個窗口正對着後門小弄堂，外面的人老遠看過來就能收到信號。隨後，兩人分頭出去報信。接下來，李林貞、胡毓秀等人也撤離慶雲裏，搬到一個同鄉家裏住下，隨後住進了一家勞工醫院。

1931年1月19日，林育南、彭硯耕等“蘇準會”中堅，胡也頻、歐陽立安等“一蘇大”代表，被押赴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過堂，再移交上海市公安局轉送龍華。

1931年2月7日，原本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日，他們慷慨就義在“一條結冰的河邊”。

陶承在《我的一家》中寫道：這裏離屋舍已經很遠了。匪徒們叫他們站下。他們知道作最後一場搏鬥的時刻到了，於是，一個個向身邊的敵人撲去。悲壯的《國際歌》，夾雜着“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淹沒在零亂的槍聲裏。敵人連發了八十七槍，每個死者，身中數彈。為了掩蓋罪行，敵人把烈士們的屍體，埋在荒場上預先挖好的深坑裏。由於慌張，連鐵鏈都來不及卸下來……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林育南等人為了光明而死，為了理想而死，為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而死，重於泰山。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歷經磨難，終於在江西瑞金召開。中國共產黨人書寫出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生動序章，這一序章的“引言”正是烈士們用鮮血在上海寫下的。

1933年2月上旬，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凝重寫道：“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説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説他們的時候的。”今天，我們“記起他們、再説他們”的時候，似乎應該再加上兩個字——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作者分別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改革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