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300年前，地中海沿岸東部的山區裏，一位年輕的修士在山林間佈道，四周的高大雪松在他手捧的典籍中被稱為“植物之王”。
3個世紀後，一羣來自埃及頭戴白冠信仰星與月的僧侶，將早先到來的修士從馬上拽下來，並命令他們改着黑袍。
在後來被稱為黎巴嫩的這片土地上，既有十字排列的教堂，也矗立着高懸星月的清真寺。但不久前貝魯特港口的一聲巨響，讓這一看似的和諧的圖景支離破碎。一同破碎的，還有一場西方世界的民主暢想。
△在首都貝魯特附近，有一座雪松公園，位於海拔二千多米的山頂，園內有幾百棵雪松，其中數十棵有六千多歲樹齡，據説它們與《聖經》同時誕生。《聖經》中把雪松稱為“植物之王”，古代腓尼基人傳説雪松是上帝所栽，故稱它為“上帝之樹”或“神樹”。
當地時間2020年8月4日傍晚，貝魯特港口傳來一聲巨響。翻滾的濃煙和水汽凝結的白霧從港口的一間倉庫裏直衝雲霄。靜靜貯存在這裏6年的2750噸硝酸銨爆炸了。
爆炸發生當晚，貝魯特市長面對眼前的狼藉痛哭“在發生爆炸前，首先發生了火災，有10名消防員進入火場……但他們都沒有回來。”
此時，爆炸已經造成至少78人死亡，約4000人受傷，還有大量難以統計的下落不明。
黎巴嫩總統稱，這是一場巨大的國家災難。
法國，曾經與黎巴嫩有着相當悠久的淵源，一戰後法國也曾直接統治過黎巴嫩，其總統馬克龍在爆炸發生兩天後便迅速來到黎巴嫩。與他一同前來的，還有消防、救援人員以及大量的援助物資。
△1920—1943，法屬黎巴嫩時期，黎巴嫩國旗
就在100年前，聖雷蒙會議上法國將敍利亞連同黎巴嫩作為其委任統治的對象；英國則是分到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現今的約旦）。除了1920年那次是剛剛結束一戰，唯一的不同似乎只在於這次法國總統親自到場了。
△8月6日，貝魯特爆炸兩天後，法國總統馬克龍到訪黎巴嫩
當地時間8月15日，美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黑爾在訪問貝魯特港大爆炸現場後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一支調查小組將在本週末抵達黎巴嫩，參與對貝魯特港大爆炸的調查。
然而美國的調查只針對爆炸本身，100年前英法的“公平”分割，為後來黎巴嫩的百年動盪，甚至是這次大爆炸人為地埋下了伏筆。
持續千年的宗教鬥爭
現在的黎巴嫩派系林立，僅黎巴嫩官方合法的宗教派別就有18個，而每個宗教團體又有各自的政治團體。僅從宗教角度而言，其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黎巴嫩自身所處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因素造成的。自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馬龍派在黎巴嫩生根發芽並不斷壯大。然而黎巴嫩所處的地理位置讓其不可避免地成為歷史上各個王朝與國家相互爭搶的前哨陣地。
△聖馬龍（St. Maron），是馬龍派創始人。公元5世紀，馬龍派遭受羅馬帝國的政治迫害，來到黎巴嫩山。
自公元393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後，中東地區本土的基督徒反而因為其宗教理念與歐洲人不合，成為異端並被打壓。其中，於5世紀創立的馬龍派，作為基督教的分支來到黎巴嫩，吸納當地其餘的基督教教徒不斷壯大。與此同時，東方的伊斯蘭教派也在不斷壯大，但各種非主流派系也遭受了和基督教少數派系同樣的命運。其中，一支起源於埃及名為德魯茲派，脱胎於什葉派的伊斯蘭教派也同樣來到了黎巴嫩。兩派在外界不斷爭鬥的歷史背景下，也在彼此較量。羅馬帝國與波斯帝國近7個世紀的戰爭間，由於當時各大帝國為拉攏當地統治勢力，黎巴嫩的各個宗教教派也因此被賦予了一定的自治權。自此，黎巴嫩的宗教團體大都具有政治實體的特徵，享有當地的税收。也正由於基督教馬龍派與伊斯蘭教德魯茲派各自呈現出割據對立的狀態，雙方也爆發了一系列的矛盾。公元629年，由於羅馬帝國戰敗，黎巴嫩開始了一段逾千年的伊斯蘭統治時期。
△法赫魯丁二世（Fakhr ad-Din Ⅱ），17世紀上半葉曾試圖擺脱奧斯曼帝國控制獨立建國，後因獨立傾向被奧斯曼帝國政府斬首示眾。
奧斯曼帝國時期，由於顧忌基督徒形成割據勢力，穆罕默德二世任命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都很有威望的法赫魯丁·馬安（1460—1544）為黎巴嫩山第一任埃米爾（伊斯蘭教國家對上層統治者、王公、軍事長官的稱號，即總督），史稱法赫魯丁一世。但由於其孫，法赫魯丁二世公然叛亂，妄圖吞併阿拉伯半島並自行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最終被廢黜。隨後，奧斯曼帝國為進一步實現對黎巴嫩的控制，在派駐新任埃米爾的同時不惜違背伊斯蘭教教義允許改宗（即改變信仰的教派），以期緩和黎巴嫩的內部宗教對立，但是現實卻事與願違。
△19世紀下半葉，法國對黎巴嫩進行了軍事遠征。
步入19世紀後，由於歐洲殖民主義浪潮，馬龍派在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支持下，掌握了地方自治權，成為殖民主義在山區的代理人。1920年，為了完全擺脱在伊斯蘭統治下長期作為“順民”的二等公民地位，以馬龍派為首的各基督教派一致慫恿法國委任統治者成立“獨立”的大黎巴嫩，以確保基督徒的利益。
法國殖民者留下的禍根
如果僅從宗教的多元角度看，構成目前黎巴嫩18個合法宗教團體更多的是歷史原因。但是，讓宗教矛盾上升至合法的政治分歧，則是法國殖民者留下的禍根。
△1922年，法國統治下的黎巴嫩與敍利亞地區邊界，其中綠色地區史稱大黎巴嫩。
一戰後，法國佔領了敍利亞和黎巴嫩，對兩國的領土進行了調整，將敍利亞一部分屬於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的地方劃入了黎巴嫩，於是，黎巴嫩的教派結構變得更加複雜，主要包括基督教馬龍派、基督教東正派、伊斯蘭教遜尼派、伊斯蘭教德魯茲派和伊斯蘭教什葉派這五大勢力。自1920年法國接管黎巴嫩後，黎巴嫩權力分配更加偏向於基督教，其採用的治理模式也是當時流行的分而治之的方式，人為通過宗教信仰進行區域劃分。而為了分配議會中的議席，1934 年，黎巴嫩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結論是：基督教人口與伊斯蘭人口的比例為 6:5。從此以後，在議會中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席位分配始終保持 6:5 的比例。
△1943年，黎巴嫩獨立，新國旗沿用了黎巴嫩雪松的標誌。
有了此前人口普查數據的支持，1943年，由於二戰帶來的巨大破壞，法國無暇顧及海外領地，在法國名義上退出黎巴嫩前，給黎巴嫩留下了一個看似完美彌合各方矛盾，但卻暗含隱患的政治方案。黎巴嫩正式獨立後，各派形成一種權力平衡的新模式，即1943年的國家公約（未成文），各方承認馬龍派在國家事務中領導地位，由該派出任總統、武裝部隊總司令等要職。作為平衡，外長由希臘東正教或希臘天主教人士出任，議會議長由伊斯蘭教什葉派出任，總理由伊斯蘭教遜尼派擔任，伊斯蘭教德魯茲派人則出任國防部或其他政府部長。
受限制的民主模式
在獨立前夕，同意這種聯合政治形式的基本理由是，在黎巴嫩這樣充滿多重對立派系的國家中，這種政體傾向於促進穩定與民主。但是，如當年的奧斯曼帝國一樣，歷史證明其政治模式的預期目標僅有部分實現。它並不能確保所設想的政治穩定，也不能導致建立成熟的民主。黎巴嫩宗派聯合模式是一種受限制的民主形式，因為它沒有為黎巴嫩各大宗教團體都提供平等的政治權利，這種政治模式反而將黎巴嫩拉入了以宗教信仰為分野的身份政治中。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戴維·本-古裏安在特拉維夫現代藝術博物館宣佈了以色列國的成立。
而這種制度的弊端也很快展現出來，1948 年，以色列的建國和隨即爆發的巴以戰爭將數十萬難民丟給了黎巴嫩 。但為了維持黎巴嫩的政治穩定，黎巴嫩拒絕吸納難民，致使這些難民的後代持續生活在貧困之中，無法融進當地社會。黎巴嫩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國內伊斯蘭教徒的不滿，但由於此前的所謂比例制度，如果伊斯蘭教派提出吸納難民，那麼基督教方面的政黨的議席與政治權力就會相應降低，故而基督教方面決然不會同意。由於中東地區常年戰火，在隨後的時間中，黎巴嫩國內的難民數量激增。據聯合國不完全統計，目前黎巴嫩至少有130至140萬的難民，而黎巴嫩人口總共只有700萬。
“中東巴黎”與畸形的經濟
儘管政治模式存在弊端，與法國等歐美國家的緊密聯繫也客觀上促進了黎巴嫩的經濟發展，也是在這一時期，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獲得了“中東巴黎”的美譽。但數據顯示，黎巴嫩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近乎畸形而病態的。
△2013年，黎巴嫩美國大學發佈了一份黎巴嫩公共政策研究報告，記錄了黎巴嫩從建國至2012年的經濟數據。
從1950年至1975年，黎巴嫩的年平均GDP增速在5%至7%之間，遠遠高於中東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同一時期，農業在黎巴嫩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從20%下降到9%，而製造業越來越以出口為導向，其份額從9%上升到14%。貿易和服務業繼續佔GDP的最大份額，1974年估計為67%。旅遊業在1968年至1974年之間增長了四倍，佔GDP的10%。然而，經濟發展落實在分配上則表現出了異樣。黎巴嫩農業產值佔呈現大幅萎縮，普遍表現在大多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伊斯蘭教徒其經濟收入遠低於普遍生活在城市的基督教徒。現有數據表明，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儘管貧困人口的百分比下降了，但直到1970年代初，這一比例一直保持不變，大約佔總人口的一半，長期維持在高水平。最富有的階層（占人口的4%）繼續佔國民收入 的相當大一部分，約為三分之一。銀行存款總額的差距則更為明顯，1970—1974年期間，佔黎巴嫩總人口3%至4%的人享有84%的銀行存款總額。體現在政治上，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現代化帶來的城市化也令黎巴嫩當地出現了新社會羣體， 工人團體等社會底層也開始進行結社並提出了其政治訴求。1970年至1975年間，黎巴嫩頻繁出現學生與工人運動，反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但由於黎巴嫩仍然以基督教、伊斯蘭教為分野，並以6:5的方式構成執政團體，以經濟和社會層級作為代表的社會團體並不能分享政治權力。
△黎巴嫩政府缺少合理的城市規劃，導致大量貧民聚居在城市角落。
由於黎巴嫩的政治制度難以對其經濟作出改革和合理的城市規劃，加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進一步加劇黎巴嫩城市與農村發展的不均衡，這也促使黎巴嫩陷入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惡性循環。在1960年至1965年之間，有20%的農村人口（12萬人）搬遷到貝魯特，但城市的基礎設施難以支持大量農村人口。有52%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過十萬的城市，而39%的人口居住在人口少於5千人的村莊。更令人擔憂的是，儘管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直至1970年，黎巴嫩的文盲率仍然高居32% 。
長達16年多方交織的黎巴嫩內戰
與西方的緊密聯繫讓黎巴嫩獲得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機遇的同時，阿拉伯世界與西方世界的對立也在這一階段逐漸升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美前赴後繼支持的猶太復國運動愈演愈烈，而中東世界也普遍分化為親西方或反對西方兩大對立陣營，巴以衝突便是這種對立的產物。在催生大量巴勒斯坦難民逃至黎巴嫩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約旦受挫，導致1971年巴解組織來到黎巴嫩。而來到黎巴嫩境內的巴解組織也加劇了黎巴嫩國內的宗教、政治對立，基督教人口支持以色列親西方，而穆斯林人口則在其餘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下站隊巴解組織。而令人頗為感嘆的是，受制於自身政治模式的黎巴嫩中央政府對突然入境的巴解組織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着它在自己國境內與以色列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戰鬥。
△1970年的“ 黑色九月 ”事件中，約旦對武裝團體的進攻使巴解組織遭受了重大損失。巴解組織被驅逐出約旦，一部分巴解組織成員進入黎巴嫩。
紛繁複雜的外部地緣政治鬥爭，以及黨派林立、與境外政治勢力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宗教政治實體共同造就了一個低效、毫無治理能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也正是在這樣混亂之下的無為，進一步加劇了黎巴嫩國內的社會經濟矛盾。而這最終導致了始自1975年，長達16年的黎巴嫩內戰。
△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貝魯特薩布拉街區和鄰近的夏蒂拉難民營發生一場針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的大屠殺，史稱貝魯特大屠殺。該起屠殺的兇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組織，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至今不明晰，大約在800人至3500人之間。
自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內戰從軍事力量劃分，基本可以劃分為4各部分，分別是基督教馬龍派的長槍黨、伊斯蘭教遜尼派的未來陣線、伊斯蘭教什葉派的真主黨以及敍利亞軍隊。長槍黨身後是西方基督教的支持者，未來陣線背後則是沙特，真主黨背後是伊朗，而敍利亞軍隊之所以介入黎巴嫩內戰是因為早先在一戰後法國強行將黎巴嫩剝離，介入黎巴嫩內戰，在敍利亞方面來看是一次“收復失地”的軍事行動。
△1982年以色列閃擊黎巴嫩，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講解作戰計劃。
長達16年的內戰對黎巴嫩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產生了毀滅性影響。據聯合國統計， 1990年黎巴嫩人口總數下降至300萬，內戰導致死亡人數為15萬人，重傷 2 0萬人， 失蹤 1.5萬人。內戰也直接導致50萬黎巴嫩人成為難民，從此流離失所。長期的交戰也進一步加劇了黎巴嫩內部的派系對立，而非建國時最開始設計的各派融合。此外，由於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並對巴解組織進行圍攻，客觀上也加劇了內戰的複雜性與損失。
△長期內戰導致曾經的“中東巴黎”貝魯特變為一片廢墟
而由於長期內戰，黎巴嫩的經濟一度只能依靠外界輸血與借貸維持。1975年內戰爆發前，黎巴嫩的公共債務幾乎為零，到1990年，公共債務已接近GDP的100%。與此同時，債務貨幣化導致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相較於1975年，黎巴嫩1990年流通貨幣增長了約385倍。而內戰也進一步導致軍閥、政治精英等既得利益羣體與黎巴嫩普通民眾的財富差距增大。截至1998年，黎巴嫩200個銀行帳户的貸款數額佔黎巴嫩全國長期貸款總額的50%以上。
無法放棄的落後民主制
然而漫長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畸形以及持續多年的戰爭仍然沒有讓黎巴嫩放棄1943年獨立時的政治模式。1989年，在多方調解下，黎巴嫩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議員於沙特阿拉伯塔伊夫簽訂了和解文件，但該文件僅僅是修改了1943年國家公約中的各黨派議員席位的比例，從原本的基督教、伊斯蘭教6:5變為1:1。而在內戰中的軍閥也憑藉這一份和解文件搖身一變成為了黎巴嫩合法的政治團體，截至目前，黎巴嫩全國的政黨總數升至200餘個。
△2005年，黎巴嫩爆發“雪松革命”
但內戰後城市的重建，掩蓋了原本黎巴嫩政治制度的弊端。上世紀90年代後，黎巴嫩的經濟因城市重建而快速增長。然而此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並沒有隨着內戰的爆發與結束得以根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經歷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後，從冷戰後的東歐劇變——捷克斯洛伐克 “天鵝絨般平和柔滑”的政權更迭中得到啓示，以一種相對隱匿的方式輸出所謂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意識形態。這也催生了在21世紀初部分獨聯體國家爆發的顏色革命。而在黎巴嫩，顏色革命以2005年黎巴嫩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的遇刺身亡為契機，以手持印有雪松標誌的黎巴嫩國旗遊行示威的民眾，要求敍利亞軍隊撤出黎巴嫩以及本國政府辭職的政治訴求開始，史稱“雪松革命”。
美國人深信不疑的“阿拉伯之春”
自此，一場浩浩蕩蕩的，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非暴力民權運動在中東遍地開花，而西方國家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當時西方世界普遍以為，在中東國家爆發的國民運動能夠拔除宗教勢力，建立現代民主政體國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在這時開始“親力親為”，投入到所謂的中東“解放浪潮”之中。美聯社報道稱，美國在埃及建立了“青年領袖訓練班”，以期對埃及民眾進行培訓並組織當地民眾進行反政府遊行與抗議活動。法國情報研究中心等組織發佈的調查顯示，突尼斯與埃及軍方高層在民眾抗議活動的前一週都曾赴華盛頓，並收到了可以推翻現有政權的“綠燈信號”。
△突尼斯發生“茉莉花革命”後，突尼斯頻發騷亂，時任突尼斯總統本·阿里於2011年1月14日出逃沙特阿拉伯
2011年3月，敍利亞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遊行，緊接着，敍利亞全國陷入了長達9年的內戰。兩個月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務院發表有關中東事務的演講，明確將輸出“民主”作為對中東戰略。而這則進一步激化了中東各國政治、社會矛盾。同年8月，奧巴馬揚言稱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必須下台。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開始積極響應，支持敍利亞反政府武裝。但9年過去，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卻製造出了極端恐怖組織“ISIS”和大量無家可歸的難民。也正因此，黎巴嫩境內的難民數量在近年增至140萬，接近黎巴嫩全國總人口的1/4，而其中大部分難民正是敍利亞內戰產生的。
△2011年5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務院演講時闡釋其中東和北非政策
自黎巴嫩爆發“雪松革命”後，黎巴嫩並沒有如美國所期待的那樣，成為一個更平等、民主的社會。法國遺留下的“民主遺產”在漫長的歲月後，使得精英階層的統治癒加牢固，銀行大資本家的壟斷地位持續鞏固並伴隨着極端的政府腐敗。與之相反，西方國家對中東輸出的“民主”加劇並激化了中東國家普通民眾與政府的矛盾。體現在黎巴嫩則表現為，底層民眾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更高的生活條件以及一個更為高效、清廉的政府，然而限於黎巴嫩聯合式低效、扯皮的政治模式，任何改革工作都難以為繼。
不斷重複的“必然”
在此次貝魯特爆炸前，黎巴嫩爆發了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黎巴嫩經濟學家羅伊·巴達羅（Roy Badaro）表示，黎巴嫩人嚴重依賴進口， 進口商品佔黎巴嫩消費總額的60％。由於進口和消費之間的相關性非常高，因此美元匯率的飆升會轉化為零售價格的大幅上漲。根據黎巴嫩當地金融研究機構Credit Libanais的最新報告，黎巴嫩僅服裝和鞋類產品的年價格就上漲了345％。此外，為應對新冠疫情采取的封鎖措施導致黎巴嫩小企業倒閉和大規模裁員，使該國處於崩潰邊緣。黎巴嫩鎊在7月一個月內貶值了60％以上，從2019年10月以來貶值了80％。全黎巴嫩都面對着價格飛漲、商品消失的困境。除了購買力的下降，惡性的通貨膨脹也在逐步導致黎巴嫩人外逃。在自身本就是全球難民比例最高國家的基礎上，黎巴嫩自身或將製造大量難民。貝魯特美國大學經濟學教授賈德·查班（Jad Chaaban）表示，目前黎巴嫩整個銀行系統中約有3/4的存款都摺合為美元計價，許多普通的黎巴嫩人可能損失了大部分或全部儲蓄。
△2020年5月，由於貨幣貶值，黎巴嫩的食物價格陡然提高，當地商販説：“之前都是按公斤買的顧客，現在往往都只會按個數買菜了。”（來源：《華盛頓郵報》）
但實際上，早在此次通貨膨脹危機爆發之前，黎巴嫩的西方盟友就明確表示，除非黎巴嫩政府致力於改革腐敗和臃腫的政府公共部門，否則他們將無能為力。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自2018年以來，各方已經為黎巴嫩提供了110億美元的一攬子貸款和投資，條件是政府必須進行一些有限的調整。然而從結果上看，如果不徹底擺脱歷史遺留下來的“民主”，任何對黎巴嫩的救助都只是杯水車薪。而此次的惡性通脹，也不過是早已預知的必然。無獨有偶，這樣的“必然”同樣可以用以冠名8月4日的貝魯特大爆炸。
大爆炸後 “退一步”的黎巴嫩政要
當地時間8月7日，時任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表示，他在3周前便知曉貝魯特港口有危險品庫存，並立即命令軍事與安全機構採取必要的行動。而自2013年，此次爆炸的2750噸硝酸銨運至貝魯特港並封存至今的6年裏，黎巴嫩政府已經更換了3名總統，卻無一人對其進行任何處理。而更弔詭的是，作為黎巴嫩總統，奧恩在貝魯特港發生爆炸後，卻表明“我不負責……我沒有權力直接與港口打交道”。
△當地時間10日晚，時任黎巴嫩總理哈桑·迪亞布在電視講話中宣佈，黎巴嫩政府集體辭職。
與總統奧恩作類似發言的還有時任黎巴嫩總理哈桑·迪亞布。當地時間10日晚，迪亞布在電視講話中宣佈黎巴嫩政府集體辭職。他在講話中説，自己正在“退一步”從而“與民眾並肩為改革而戰”。同時，他還在強調，“黎巴嫩政治階層應為自己感到羞恥，因為這場隱瞞七年的災難是他們的腐敗造成的。”身為一國最高行政長官，無論是奧恩還是迪亞布，在面對國家的巨大災難，第一時間不是“進一步”承擔責任並積極改革，反而是無視自己作為行政官員的職責，將自己視為普通民眾督促其他官員進行改革。此外，10日迪亞布的發言中，明確提到，是黎巴嫩的教派領袖、寡頭家族等政治精英階層“用各種手段阻撓改革”，意圖再次切割自己的責任。除了黎巴嫩總理和總統外，選擇“退一步”撇清關係辭職的，還有黎巴嫩的新聞部長、司法部長、環境部長等多名高級別官員。據《紐約時報》報道，爆炸發生後，沒有一名黎巴嫩政要出現在爆炸現場查看情況、撫卹災民，因為政客們“害怕受到人們的襲擊”。而種種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招致黎巴嫩民眾大規模的抗議。
貝魯特的深坑與破碎的西方民主暢想
或許是對法國統治時期的眷戀，爆炸發生後，無數對政府失去耐心的黎巴嫩人寄希望於法國總統馬克龍，期許他能為黎巴嫩帶來新的生機。而與他們訴求一道的，還有一句句“不要把救濟金髮放給黎巴嫩政府”的真誠懇求。
△8月9日星期日，黎巴嫩抗議者在貝魯特爆炸發生地貝魯特海港的附近寫下抗議標語“我們的政府做的”。
此時，黎巴嫩山上仍然佇立着6000多年前生根發芽的雪松，它看着這片土地，看着這裏的人民貫穿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亙久不絕的宗教衝突，然後法國人來了，帶來了“民主”。100年後，美國的調查團又來了，他們不再有當年鼓吹“阿拉伯之春”時的自信，擺在他們面前的是留在貝魯特港的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