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工業化，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1952年，隨着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結束，新中國獲得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本條件。與此同時，我們黨適時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統一了黨內外的思想認識，堅定了中國人民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信心和決心。依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制定一部切實可行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中期計劃，是完成工業化主體任務的重要步驟。黨中央審時度勢，集思廣益科學論證，反覆研究編制與實施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
“一五”計劃的編制實施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從1951年春天的首次試編，到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審議並通過，期間五易其稿，經過反覆的修訂、調整、補充，最終才完整勾勒出我國工業化建設的藍圖。之所以歷盡艱辛，是由於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都缺乏編制經濟建設計劃的經驗，以及舊中國留下的統計資料非常有限、國內各方面的資源情況一時難以弄清楚。從這一基本事實出發，編制工作只能採取邊制定邊執行和完善的辦法，摸着石頭過河，在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中推進。
調整重工業和輕工業比例關係
編制“一五”計劃的起點，是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和歷史條件，梳理清楚實現國家工業化戰略的步驟，也就是解決重工業和輕工業發展比例嚴重不平衡的問題。
當時，社會上存在一種聲音，認為我國剛剛打完仗不久，一窮二白，需要休養生息，不適合發展重工業，應將重點放在輕工業方面，並呼籲政府要“施仁政”。對此，毛澤東於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分析指出，仁政有小仁政和大仁政之別，前者是為了人民當前利益，後者是顧及長遠利益，重點是大仁政，也就是更多關注重工業。人民生活固然需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不可以因為照顧了小仁政妨礙了大仁政。如今，當我們回望昔日爭論，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目標導向的戰略符合我國當時的國情，是實事求是的務實之舉。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面臨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的現實情況。從世界範圍來看，我國工業產品的產量遠遠落後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趕不上某些亞洲新興獨立國家。歷史數據顯示，在13種主要工業產品中，印度有8種高於我國，鋼與生鐵的產量高出5倍至7倍；從國內的工業結構來看，當時我國手工業產值比重偏高，重工業所佔比重過低，1949年全國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僅佔約27.3%，而不少輕工業生產技術落後、生產設備利用率偏低的關鍵，就是由於缺乏重工業所能提供的機器裝備和現代技術設備；從地域構成而言，我國的工業分佈很不合理，3/4以上的輕工業集中於上海、天津、廣州、青島等少數幾個沿海城市，內陸地區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則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工業，半數以上的重工業集中在東北地區。
在朝鮮戰場上表現出的中美軍事力量的懸殊，也切實讓我們感受到了工業實力和武器裝備落後對戰局造成的制約和影響。發展那些對國家起決定作用、能迅速增強國家工業基礎與國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任務，越來越緊迫和艱鉅。正如195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所言：“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綜合種種因素，黨中央及時果斷地明確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發展的比例問題，開足馬力、集中力量保證重工業建設，同時也絲毫不忽視輕工業、農業等事業的發展，準確把握好“度”，避免出現畸輕畸重的現象，確保國民經濟發展的協調和均衡。
赴蘇調研學習建設經驗
編制“一五”計劃遵循的戰略指導思想，是黨中央經過集體調研和決策之後形成的智慧結晶。制定好重大規劃，切實關係到廣大人民羣眾未來生活質量和水平，黨中央為此專門派出一個代表團出訪蘇聯，徵詢意見，尋求援助。
1952年7月，“一五”計劃的第二稿《1953年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形成。中央政治局討論後，決定以這一稿作為向蘇聯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據。同年8月中旬，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為代表，宋劭文、王鶴壽、汪道涵、劉亞樓等為顧問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乘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8月17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熱烈歡迎。代表團將翻譯好的“三年來中國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報告提綱”“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並附表八種及中國國防五年建設計劃概要等文件，送給蘇方。9月3日，斯大林與代表團會談，就這些文件的具體內容進行探討。關於這次會談，周恩來在寫給毛澤東並中央的一封電報中，這樣描述道：
“關於五年計劃，斯首先問：你們五年計劃中工業增長速度，每年為百分之二十，是勉強的，還是有後備力量的。周答以我們對此尚無經驗。我們許多計劃常常對潛在力量估計不足，故今後五年計劃，可能還有估計不足的地方，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還要看蘇聯能否供應我們這樣數量的工業裝備。斯説：要按照一定可以辦到的來做計劃，不留後備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後備力量，才能應付意外的困難和事變。今後五年計劃中，每年要超過百分之一，其數量總是比過去大的。次之，在五年計劃中，你們未將民用工業與軍事工業和裝備計算在一起，這是不應該的。只有將它們放在一起，才便於掌握情況和調度。在你們的材料中沒有看到這一點。因此，我們現在還不能説最後肯定意見，需要兩個月時間加以計算之後，才能説可以給你們什麼，不給你們什麼。據我們自己的經驗，五年計劃至少有一年準備，審查方案還要兩三個月。即令如此，也還可能有錯誤，預先估計到各種情況和困難是不可能的。談到最後，斯具體指出：我建議工業建設的增長速度，每年上漲可降到百分之十五，每年生產計劃應定為百分之二十，要動員工人來完成和超過這一計劃。意外情況總會有的，留點後備力量。總有好處。”
9月8日，中國代表團與蘇方進一步晤談，確定了下一步的安排。9月22日，周恩來、陳雲先期回國，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彙報。之後的近10個月時間裏，李富春率領中國代表團繼續同蘇聯有關部門廣泛接觸，就我國經濟發展速度、重工業建設規模以及具體的援建項目等方面進行徵詢商談。1953年5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託，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等文件，確定了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的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已確定援建的50個項目以及1954年10月蘇聯政府又增加的15個項目，這156項重點工程成為“一五”時期蘇聯協助我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工業化的起步提供了重要保障。
這些項目的選址、布廠是頗費心思的。資料顯示，一個重要項目的廠址，要有幾個甚至十幾個方案，經過反覆勘查比較後才能確定下來。當時，國家建委負責審批大項目的計劃任務書和初步設計，審查廠址後，要把廠址標在地圖上，並用直線標出它與駐紮在台灣、南朝鮮、日本等美軍基地的距離，説明美國的什麼型號的飛機可以攻擊到它。國防和安全因素，是當時確定廠址的主要標準。此外，選址還充分考慮到地區的資源集中度以及加快改變經濟落後地區的面貌，因地制宜，主要佈局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合理平衡了內地和沿海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的分配。
回顧編制“一五”計劃的歷程，與蘇聯的這一段故事是值得記住的。這些寶貴的歷史事實表明，要編制出一部令人民滿意、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應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通過周密細緻的內部和外部調研考察，虛心學習和借鑑，對我國國情瞭然於胸，找到真正符合實際情況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的指南。蘇聯提供援助的事實，也促使黨中央對於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辯證思考。當時，面對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蘇聯對我國工業化建設的幫助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與此同時，黨中央也提出了以國內力量建設為主體的指導方針，在政治上保證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自力更生，主要依靠內部積累解決資金緊缺的問題，明確在計劃實施過程中，凡能自己解決就不依靠外援，從而進一步處理好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問題，激發廣大人民羣眾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保證工業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開工建設奠定良好開局
經過多方反覆論證和細緻打磨，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主持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計劃》指出，這一計劃的基本任務，概括地説來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地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計劃》指出：“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領導全國人民為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鬥的帶有決定意義的綱領。”
很快，全國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熱情，積極投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工人階級一馬當先，站在工業化建設前列，深入開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充分挖掘企業潛力，努力增加生產，提高產品質量，節約原料材料，降低產品成本，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管理水平，保證全面完成並爭取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廣大農民積極向國家交售糧棉，供應各種農副產品，保證城市居民和工礦區職工的生活需要，積極參加農業互助合作組織。不少青壯農民離開生養他們的土地，邁進工人階級隊伍，直接投身於國家工業建設。不少知識分子同工人一道奮戰在生產第一線，一起進行熱火朝天的工業建設。高等學校和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的大批畢業生無條件服從國家分配，奔赴祖國各地的工廠礦山。一批海外的華人科學家，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衝破重重阻力，先後回到祖國參加偉大的建設事業。
“一五”計劃不論在發展速度還是建設規模上都比較謹慎，留有餘地。在執行中，各方面的配合和銜接比較好，整個計劃得以提前和超額完成，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數據顯示，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24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長67.8%。其中農業總產值537億元，增長24.8%，工業總產值704億元，增長1倍多；從工業總產值構成而言，1957年輕工業產值所佔比重下降至55%，重工業產值所佔比重上升至45%。經過五年的發展，我國經濟以農為主、工業以輕為主的舊局面開始出現明顯改變。
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編制與實施，標誌着我國開始步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全面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也是我國實行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重要開端。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影響深遠。在之後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中，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初心，不斷攻堅克難、百折不撓，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取得了史詩般的進步。這是黨正確領導經濟工作的充分體現，也是黨和人民羣眾同心同德、艱苦奮鬥、攻堅克難的結果。（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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