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早將於歐洲中部夏令時間10月9日（星期一）中午11:45正式揭曉。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將花落誰家？會不會爆冷門？記者採訪了多位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就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授予的領域和經濟學家做出預測。
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當時，瑞典中央銀行(Sveriges Riksbank)為紀念諾貝爾獎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了經濟學獎。自1969年至2022年期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共頒發54次，誕生92名獲獎者。
今年的諾獎是否會爆冷門？
“預測諾獎是挺難的一件事，會有一些大家覺得可能性很大的熱門，但諾獎委員會好像也喜歡時不時發給相對‘冷門’的領域或學者，增加不可預測性和‘驚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包特向説道。
在熱門領域裏，包特首先看好收入和不平等的經驗研究，對應的經濟學家是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 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塞茨(Emmanuel Saez)。
“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是目前世界一等一重要的話題。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皮凱蒂和塞茨確實把我們的認識從‘庫茲涅茨曲線’帶着向前更進了一步。”包特表示，諾獎晚些頒發給他們也可能更合理，因為兩位學者都比較年輕（50歲左右），其中皮凱蒂在很多問題中都做了非常好的觀察和分析，不過給出的答案似乎還未達到讓一個領域“脱胎換骨”，或者讓所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在近些年的競猜中不那麼熱門的領域，包特看好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的研究。這方面代表人物有美國金融經濟學家邁克爾·詹森(Michael C. Jensen)，以及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公司金融和資產定價是金融學兩個最大的領域。在資產定價已經出了那麼多諾獎的情況下，和公司金融有關的諾獎少之又少。而且從影響力來説，特別是引用率，詹森是整個經濟學界最高的學者之一。”
在包特自己較為熟悉和比較有感情的領域中，他傾向於合作、道德和社會偏好的經濟學研究。代表人物有瑞士蘇黎世大學經濟學教授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和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榮譽教授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我們都知道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本人也是一個道德哲學家。近些年，道德和社會規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而且很多社會衝突背後起作用的也是道德觀和社會比較的力量，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包特表示，除了上述領域，最近比較熱門的經濟學領域還有人工智能、自動化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影響。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隨着西方社會各種和身份有關的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身份認同(identity)的經濟學應該也是一個廣受關注的領域，代表人物有瑞秋·克蘭頓(Rachel Kranton)。”
與前年獲獎領域互補的結構性實證方法能否勝出？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對錶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或有三種可能的組合。
以王永欽預測的獲獎概率排序，第一種組合是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斯蒂文·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埃瑞爾·帕克斯(Ariel Pakes)，表彰二人在結構性實證方法和實證產業組織方面的研究。
第二種組合是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二人在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研究。
第三種組合為法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吉恩·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以及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經濟學教授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埃爾赫南·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表彰他們在創造性破壞、熊彼特式增長方面的研究。
“目前，這三個領域都很活躍，得獎的概率比較高。其中第一個領域概率最高，結構性估計方法與2021年得主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W·因本斯(Guido W.Imbens)和戴維·卡德(David Card)通過自然實驗來識別因果關係的方法可以互補。”
王永欽指出，安格里斯特等人的方法有一個侷限性，需要在一定的數據裏面給定自然實驗來識別因果關係，因此外推性比較差；同時對於沒有發生的事情，由於缺乏數據，無法進行估算。然而，結構性估計方法克服了這一點，能夠去預測沒發生的政策的影響（所謂的“反事實分析”）。“這個領域是期待已久的，因為相對比較成熟，在產業組織、反托拉斯政策、國際貿易、公共經濟學等眾多領域都已有了廣泛的應用。結構性估計方法領域的兩位著名代表人物帕克斯和貝瑞是師徒關係，是這一領域的創始人物。”
王永欽預測的第二個領域關於經濟增長背後的制度基礎。“由於現在的世界經濟發展形勢，諾獎委員會可能會關注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其中，研究這一領域的施萊弗特別強調法治在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阿西莫格魯的貢獻則聚焦在政治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王永欽預測的第三個領域也與經濟增長有關，但偏向於創新的重要性，特別是熊彼特式的創新。
上世紀上半葉，熊彼特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即“創造性破壞”，將現代經濟看成一個動態的過程，其中創新扮演着關鍵的作用。王永欽表示，創新是現代經濟的驅動力，有很強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因為一項新的創新，相關的傳統行業可能就倒閉了。熊彼特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創造性破壞，以新的產品、新的組織、新的市場等，去顛覆傳統的傳統行業。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問題，包括經濟增長、收入差距、經濟波動等問題，所以要理解現代經濟，最重要的一個視角就是看不同產業創新的重要性，創新會出現新的產品、新的行業、新的組織形式。熊彼特的思想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經濟學家正式化，隨後有了更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一直是活躍的研究領域。”
王永欽提及，有四位經濟學家對熊彼特的理論進行了現代拓展，包括正式理論的建模與後來一系列實證數據的檢驗。1992年，阿吉翁與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寫出了題為《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增長的模型》的論文，奠定了熊彼特式經濟增長的理論。另兩位教授格羅斯和赫爾普曼1991年的論文與阿吉翁建模的略有不同，他們後來也在貿易與增長等方面做一些拓展。
“阿吉翁本人也有一些傳奇色彩，他曾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後來在母親Gaby Aghion去世後，他回到法國在巴黎經濟學院任教，並管理母親創辦的著名時尚品牌Chloe。諾獎還有一個特點，比較偏愛歐洲人，加上阿吉翁的歐洲背景，因此阿吉翁獲獎的概率很高。”
除了上述領域，王永欽補充道，“有關槓桿週期、抵押品在金融和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代表人物John Geanakoplos，清瀧信宏和John Moore）非常重要，應該得到認可，當然不在今年了，因為去年剛剛授予了金融相關的經濟學家。”
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偏年輕化、重實證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有何規律可循？王永欽表示，現在的諾獎可能更年輕化些。“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偏理論，要等很久才有可能驗證這個理論正確與否。現在還有一個特點是與實證方法緊密相連，最近幾年的諾獎好幾個都是研究實證的，要麼是實證方法的，要麼是應用實證的。”
此外，王永欽認為，現在的經濟學研究與現實問題、政策關係非常緊密，都是與現實高度相關的問題，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
包特表示，諾獎比較長期的一個規律是一般兩年之間的大領域（宏觀、微觀、計量）是不重複的。“去年給了計量，一般認為今年不大會再給計量。諾獎有時會把看起來是一個領域的獎分開給，比如對於行為經濟學，先給了一次卡尼曼和史密斯，後來隔了一段時間又給了塞勒。相當於前者是給行為經濟理論，後者是給它的應用和政策實踐。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詹森在這幾年得獎應該是個大概率事件。”
包特提及，雖然有些做純理論的學者可能覺得詹森的研究是委託-代理理論或者不完全信息經濟學的應用，相對不夠基礎性，但從理論到實踐是學科發展很重要的過程。“作為金融學‘半壁江山’甚至大半江山的框架奠基人之一，我覺得詹森理應獲獎。”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學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都頒發給經濟學理論方面的重大創新，而近些年經濟學理論研究日漸式微，近幾年的諾獎更多地頒發給了在實證和政策分析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
王學博預測，如果今年是發展經濟學領域獲獎，有可能頒給阿西莫格魯。“阿西莫格魯每年都是熱門，早晚肯定會得，但是他比較年輕，他應該是當今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如果他不能獲獎會是諾獎的遺憾。”
王學博認為，如果是公司金融領域獲獎，可能頒給施萊弗。“也有可能頒給宏觀、實證、發展、政策分析等其他領域，比如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勞伊·切蒂(Raj Chetty)在公共政策方面就非常有影響力，他的研究對美國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只是他還太年輕，如果獲獎也會有些爭議。”
王學博指出，最早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是頒給做理論研究的學者，要有重大的理論貢獻。但近期由於微觀理論領域已相對成熟，宏觀領域還缺乏一個統一的框架，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一個發展的瓶頸期。因此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導向也不再單一強調理論創新，而更多地突出政策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價值。近些年的一些獲獎者並非因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做出重要貢獻而獲獎，都是實證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現實問題，併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包括2021年頒給勞動經濟學家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三人，以及2019年頒給研究消除貧困的發展經濟學家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
“諾獎包括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導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理論貢獻的單一價值判斷體系逐漸瓦解，更多有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獲得了肯定。這種變化趨勢有一定的合理性，畢竟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應用價值也是其重要屬性。”王學博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