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關注稱謂，不如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存條件與流通渠道。圖/IC photo
9月17日，深圳市人社局的公開回復，再次讓“農民工”這一稱謂迴歸大眾視野。
此前，當地人大代表提出“政府倡導各方媒體在宣傳上，不使用‘農民工’等歧視性語言，讓業者有尊嚴，並出台政策，提高從事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者政府主導評分積分體系權重”的建議。
深圳市人社局此番回覆中表示，2019年國務院通過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也採納了“農民工”表述。因此，對照相關法律法規、對標中央主要媒體報道，不能要求本地媒體不使用“農民工”表述。但也將結合深圳實際，引導新聞媒體多使用“來深建設者”表述，並指導督促本地媒體加大對來深建設者宣傳力度。
其實，與其關注“農民工”稱謂，不如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存條件與流通渠道。
前段時間，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開展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動態監測調查，其中提到“新生代農民工”——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户籍人口。
事實上，從“農民工”到“新生代農民工”，看似是稱謂上發生了些許變化，卻也透露出一代人的更迭乃至時代的變遷。為何“農民工”的稱謂非但沒有取消，還迭代出“新生代農民工”？
“農民工”一詞其實有着確切的法律定義。《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農民工，是指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務的農村居民。”可見，“農民”是身份，“工”則代表了職業。無論是簡化為“民工”還是“工人”，都不足以精準涵蓋“農民工”這一具有時代背景的特殊羣體。
2020年5月1日，《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實施。圖/中央政府官網截圖
一段時間以來，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制度，提起“農民工”，意味着就業“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難題，甚至是企業低成本用工的代名詞，這些無疑都加劇了“農民工”一詞的歧視色彩。加之，大多數“農民工”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幹着城裏人不願意乾的活兒，“農民工”的刻板印象也愈發嚴重。
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重視“農民工”作為勞動者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比如將農民工納入保險範圍，農民工子女教育、勞動保障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同時取消農民工身上所附着的不合理限制，讓他們享受與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努力為他們創造更為公平的社會和就業環境。
這些制度層面的舉措，改善了很多“農民工”生存和發展問題。在城市化這個大舞台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脱穎而出。
我們開始看到，參加第三季《中國詩詞大會》的外賣小哥雷海，戰勝所有對手，榮登冠軍寶座；從一名農民工成長為最優秀的技術工人的全國勞動模範巨曉林……那些令人刮目相看的“農民工”打破了職業隔離，不斷衝擊人們的固有觀念，“農民工”一詞所暗含的歧視性色彩和刻板印象無形中逐漸淡化。
在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農民工”的城市認同感也在逐漸增強。但也要看到，在城市化浪潮中，將近三億的“農民工”如何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命題。
而隨着制度壁壘漸次被打破，待遇的溝壑被填平，職業發展通道更為暢通，網絡互聯、思想互通，“農民工”也必將被賦予更多新的含義。
作者丨社論
編輯丨遲道華
校對丨賈寧